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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母亲的电话时，我心头微微一震。母亲说乡下的那几间老屋垮掉了。母亲的声音有些异样的伤感。我捏着电话久久地没说话，心头悄悄地掠过一丝冰凉。那几间装满我童年故事的老屋就这样消失了吗？
说是老屋，其实算起来也不过四十多年的历史。老屋是父母自己动手一筐土一筐土地筑起来的，是他们一根木料又一根木料搭起来的。尽管只是三间两层的土墙瓦房。可它却见证了父母清苦中的坚守，见证了我们童年生活中那份苦难里的亲情，忧戚中的幸福。
四十多年前，我的父母为他们简单的爱情筑巢。在那个年代，在家乡这个穷困的山寨，要自己盖几间那怕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土墙瓦房，也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决定要自己盖房子时，父亲花了一百多元钱，把远在十几里山路外的两间旧木房买了下来。他要用拆下的旧木料盖新房。那时，父亲白天在生产队里劳动，每天吃了晚饭后，父亲要去把拆下的木料扛回来。母亲在家喂好了牲口，磨好第二天要吃的玉米面，就打着火把沿着那条他们不知用脚丈量过多少次的小路去接父亲。两人抬着长长的檩木，楼条，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从火把照亮的山路上走过，象两只衔枝筑巢的喜鹊。
父亲和母亲经历了半年多的准备后，母亲把自己亲手摸大的一头猪卖掉，请来了筑墙的土匠。父亲除了加入到土匠的行列中扛夯筑墙外，他还要负责土场里土。每天晚上，土匠师傅们休息后，他还要把第二天要用的土挖好。母亲则要准备第二天要吃的饭菜，那时的生活多简单啊，可母亲却要一个人推动那笨重的石磨磨好玉米面，要一个人把成筐的土豆刨好皮。往往做好这些就已经是半夜了，她还去土场里看看父亲。帮他举一下灯，接他回来。
我的父母用汗水浇筑的房屋竣工的那天，他们把屋里简单地夯平后，就把几件简陋的行李搬进了他们的新家。多年后母亲回顾起搬家，脸上依然还是那种富足的表情。尽管只有两床被子，一口木箱，一口大铁锅，几只土碗。他们还是买来一挂鞭炮，在鞭炮的爆响声中，日子仿佛隆重地掀开了新的一页。那天，在他们的新屋里，父亲就着母亲为他炒的一盘土豆丝，喝了满满一碗苞谷酒。
那时候，山村里很贫穷，我家也不例外，可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老屋总是塞满温馨。院坝前，不知母亲从哪里找来了那么多的各种花草，没有精心砌成的花坛，花圃，野花们就那样随意地，自由散漫地开放。离院坝稍远的地方，母亲也会种上几株黄瓜或者芸豆，每到夏天，那些绿色的枝蔓就顺着搭成的架子攀沿而上，郁郁葱葱的在老屋前形成了一道貌岸然绿色的屏障。修长的黄瓜顶着一朵小花，芸豆的红花一串串，像点缀在绿墙上的风铃。夏天放学后，我们总爱搬张小木桌坐在院坝里做作业，只要一抬头，就可看见夕阳返照在院坝前的花墙上，整个老屋也就罩着一层温暖惬意细纱一般。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老屋经过岁月炊烟的抚摸，土墙早已失去了它的本色，屋内的木板装成了隔墙上父亲总是别出心裁地还要用木板钉上搁板，上面摆些他在山沟里捡来的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或是在山岩上挖回的树根。母亲总是反对父亲在屋子里钉些不好看的钉子，搁上木板。母亲嘴里总是不停地嘀咕父亲不爱整洁。母亲是个干什么都爱好的人。山村里的火塘，就算是农家的会客厅了，尽管农活再忙，母亲总是把它拾掇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逢上过年过节，母亲就到村里小学校去要回好多的旧报纸，调上些浆糊，把柴火熏黑的屋子糊得亮堂堂的。等我们兄妹大些后，这个活就成了我们每个年节前的必修课了。我们也十分乐意去做，撕下旧的报纸，把墙壁上的灰土扫干净，弟弟妹妹们忙着打浆糊，一间屋的四壁都换上新贴的报纸，满屋顿时亮堂起来，我们一家子也就换上一种崭新的心境。
老屋的那间紧挨着火塘的房间，是厨房，我们当地一直习惯称作灶屋。父亲用筑墙的土筑了一个很大的灶台。长年的烟熏，灶台早已失去了它的原色。童年时，我们最爱坐在灶门口帮母亲很灶里添柴，记得那时母亲告诉我们最多的一句话：“火要空心，人要忠心”把柴要架起来，这样的火才旺才有力。母亲还说，火是可以笑的。柴草真的在灶堂里欢快地燃烧，火苗高兴地舔着锅底，发出滋滋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兴奋起来，高兴地冲着母亲喊：“火笑了，火笑了！”因为母亲说过，只要听到灶火笑，就会有客来，就会交上好运了。
我们爱守在灶台前还有一个原因，母亲常常不是在灶膛里埋几颗土豆，就会把刚从地里扳回来的玉米棒子烤在灶膛里，那种诱人的香就是在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撩拨着我们的味觉。况且还有母亲从灶膛里用火钳夹出透香的棒子后，捧在手掌里，拍去了柴灰，随手用根筷子插在玉米芯，递给我们时那一脸喜悦，我们跳着蹦着就象得到一份至高的奖赏。到了腊月，灶火头上就变得热闹起来，腊肉、干豆腐、刚做的柿饼都挤挤搡搡地站在灶台头上的木架上。它们父母一年辛勤的收获。木架上的东西越沉，父母们心里就越踏实。而我们却眼盯着父亲在某个赶场的日子里为我们买回的一封鞭炮，几个炮仗。父亲怕它们受潮，就用绳拴着高高地挂在灶门口的墙上。这些东西在墙上仿佛就那么望着我们笑，我们就扳着手指头计算过年的日子。
记忆中的这一切，都在母亲给我的一个电话声里又重新鲜活起来。那些清贫中的欢乐又象潮水般地在我心底涌了上来。可是，老屋却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了一片废墟。我多想再一次回到那糊满旧报纸的火塘，听母亲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给我们出一道道谜语；我多想还守候在灶膛口，再听听柴火欢笑的声响；我也想回到我和弟弟住的那间小房里，看看板壁上我们用木炭随手的涂鸦；兄弟俩再一次挤在那张小床上漫无边际的梦想。
今年的春节，我一定回到久别的老家，站到老屋的废墟前，任那些远去的往昔象花一样在心里再一次怒放。
接到母亲的电话时，我心头微微一震。母亲说乡下的那几间老屋垮掉了。母亲的声音有些异样的伤感。我捏着电话久久地没说话，心头悄悄地掠过一丝冰凉。那几间装满我童年故事的老屋就这样消失了吗？
说是老屋，其实算起来也不过四十多年的历史。老屋是父母自己动手一筐土一筐土地筑起来的，是他们一根木料又一根木料搭起来的。尽管只是三间两层的土墙瓦房。可它却见证了父母清苦中的坚守，见证了我们童年生活中那份苦难里的亲情，忧戚中的幸福。
四十多年前，我的父母为他们简单的爱情筑巢。在那个年代，在家乡这个穷困的山寨，要自己盖几间那怕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土墙瓦房，也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决定要自己盖房子时，父亲花了一百多元钱，把远在十几里山路外的两间旧木房买了下来。他要用拆下的旧木料盖新房。那时，父亲白天在生产队里劳动，每天吃了晚饭后，父亲要去把拆下的木料扛回来。母亲在家喂好了牲口，磨好第二天要吃的玉米面，就打着火把沿着那条他们不知用脚丈量过多少次的小路去接父亲。两人抬着长长的檩木，楼条，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从火把照亮的山路上走过，象两只衔枝筑巢的喜鹊。
父亲和母亲经历了半年多的准备后，母亲把自己亲手摸大的一头猪卖掉，请来了筑墙的土匠。父亲除了加入到土匠的行列中扛夯筑墙外，他还要负责土场里土。每天晚上，土匠师傅们休息后，他还要把第二天要用的土挖好。母亲则要准备第二天要吃的饭菜，那时的生活多简单啊，可母亲却要一个人推动那笨重的石磨磨好玉米面，要一个人把成筐的土豆刨好皮。往往做好这些就已经是半夜了，她还去土场里看看父亲。帮他举一下灯，接他回来。
我的父母用汗水浇筑的房屋竣工的那天，他们把屋里简单地夯平后，就把几件简陋的行李搬进了他们的新家。多年后母亲回顾起搬家，脸上依然还是那种富足的表情。尽管只有两床被子，一口木箱，一口大铁锅，几只土碗。他们还是买来一挂鞭炮，在鞭炮的爆响声中，日子仿佛隆重地掀开了新的一页。那天，在他们的新屋里，父亲就着母亲为他炒的一盘土豆丝，喝了满满一碗苞谷酒。
那时候，山村里很贫穷，我家也不例外，可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老屋总是塞满温馨。院坝前，不知母亲从哪里找来了那么多的各种花草，没有精心砌成的花坛，花圃，野花们就那样随意地，自由散漫地开放。离院坝稍远的地方，母亲也会种上几株黄瓜或者芸豆，每到夏天，那些绿色的枝蔓就顺着搭成的架子攀沿而上，郁郁葱葱的在老屋前形成了一道貌岸然绿色的屏障。修长的黄瓜顶着一朵小花，芸豆的红花一串串，像点缀在绿墙上的风铃。夏天放学后，我们总爱搬张小木桌坐在院坝里做作业，只要一抬头，就可看见夕阳返照在院坝前的花墙上，整个老屋也就罩着一层温暖惬意细纱一般。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老屋经过岁月炊烟的抚摸，土墙早已失去了它的本色，屋内的木板装成了隔墙上父亲总是别出心裁地还要用木板钉上搁板，上面摆些他在山沟里捡来的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或是在山岩上挖回的树根。母亲总是反对父亲在屋子里钉些不好看的钉子，搁上木板。母亲嘴里总是不停地嘀咕父亲不爱整洁。母亲是个干什么都爱好的人。山村里的火塘，就算是农家的会客厅了，尽管农活再忙，母亲总是把它拾掇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逢上过年过节，母亲就到村里小学校去要回好多的旧报纸，调上些浆糊，把柴火熏黑的屋子糊得亮堂堂的。等我们兄妹大些后，这个活就成了我们每个年节前的必修课了。我们也十分乐意去做，撕下旧的报纸，把墙壁上的灰土扫干净，弟弟妹妹们忙着打浆糊，一间屋的四壁都换上新贴的报纸，满屋顿时亮堂起来，我们一家子也就换上一种崭新的心境。
老屋的那间紧挨着火塘的房间，是厨房，我们当地一直习惯称作灶屋。父亲用筑墙的土筑了一个很大的灶台。长年的烟熏，灶台早已失去了它的原色。童年时，我们最爱坐在灶门口帮母亲很灶里添柴，记得那时母亲告诉我们最多的一句话：“火要空心，人要忠心”把柴要架起来，这样的火才旺才有力。母亲还说，火是可以笑的。柴草真的在灶堂里欢快地燃烧，火苗高兴地舔着锅底，发出滋滋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兴奋起来，高兴地冲着母亲喊：“火笑了，火笑了！”因为母亲说过，只要听到灶火笑，就会有客来，就会交上好运了。
我们爱守在灶台前还有一个原因，母亲常常不是在灶膛里埋几颗土豆，就会把刚从地里扳回来的玉米棒子烤在灶膛里，那种诱人的香就是在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撩拨着我们的味觉。况且还有母亲从灶膛里用火钳夹出透香的棒子后，捧在手掌里，拍去了柴灰，随手用根筷子插在玉米芯，递给我们时那一脸喜悦，我们跳着蹦着就象得到一份至高的奖赏。到了腊月，灶火头上就变得热闹起来，腊肉、干豆腐、刚做的柿饼都挤挤搡搡地站在灶台头上的木架上。它们父母一年辛勤的收获。木架上的东西越沉，父母们心里就越踏实。而我们却眼盯着父亲在某个赶场的日子里为我们买回的一封鞭炮，几个炮仗。父亲怕它们受潮，就用绳拴着高高地挂在灶门口的墙上。这些东西在墙上仿佛就那么望着我们笑，我们就扳着手指头计算过年的日子。
记忆中的这一切，都在母亲给我的一个电话声里又重新鲜活起来。那些清贫中的欢乐又象潮水般地在我心底涌了上来。可是，老屋却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了一片废墟。我多想再一次回到那糊满旧报纸的火塘，听母亲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给我们出一道道谜语；我多想还守候在灶膛口，再听听柴火欢笑的声响；我也想回到我和弟弟住的那间小房里，看看板壁上我们用木炭随手的涂鸦；兄弟俩再一次挤在那张小床上漫无边际的梦想。
今年的春节，我一定回到久别的老家，站到老屋的废墟前，任那些远去的往昔象花一样在心里再一次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