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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11点多钟,我们的面包车七拐八拐地腾起一阵阵的沙尘暴最后终于停在了平原县王庙镇大务集村北一处坑洼不平的地界。随行的x校长——他酡红色的脸膛和一口黄白相间的牙齿格外引人注意——用手指着高坡上的一排平房,说:“这就是大务集小学。”
我们下了车,走上那道高坡,就看见七、八间破旧衰败的房子被四、五座红墙红瓦红漆大门的平房包围着——那情景就像一个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枯叟傻愣愣地站在一群衣冠楚楚的官僚及其太太们中间一样。那破败的房子张着大嘴,嘴里没有牙齿——而那就是门;那破败的房子睁着大眼,眼里没有瞳人——而那就是窗。
我们开始装模作样地一间一间地查看着——在最左边的三间房子里堆满了用玉米秸杆轧成的牲畜饲料和杂草以及一些废旧物品,十数只麻雀在其中飞来飞去。正当我们感到纳罕的时候,x校长忙凑上前来诚惶诚恐地说:“唉,生产队”他酡红色的脸膛似乎更红了。紧靠着这三间“生产队的仓库”就是所谓“大务集小学”一个四年级的教学班。
我们走进教室——在这大热天里竟然有一股冷嗖嗖的气息直钻进我们的心底。十六个孩子正在考试,看见我们进来,一个个直起脑瓜瞪着大大的黑眼睛。“你们老师呢?”没有一个孩子有任何反应,依然直着脑瓜瞪着大大的黑眼睛。只有后墙三扇塑料窗上的塑料纸哗啦哗啦地响个不住。我们又来到隔壁教师的“办公室”两个女教师正在那儿恭候我们的大驾光临,其中一个45岁左右,胖胖的,大大的,目光游移不定,一副富态相,像是村支书的老婆;另一个35岁左右,瘦瘦的,小小的,短发,长脸,目光潮湿忧郁,面目老实诚恳,像是中学副校长的妻子。我们环顾房间:一张灰不溜秋的桌子上堆满了作业本子,作业本子上落满了灰尘,似乎长久没有翻动,作业本子旁边还有一架机械挂钟,玻璃蒙子早已不知去向,但他妈的仍然嘀滴答答地走得挺准;墙上挂着一张毛泽东六十年代的大幅年画,旁边一块黑板上写着“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之类的语录。
我们在房间里站了好大一会儿,皆缄默无言,似乎都想说点什么又他妈的不知说什么好。在x校长的指引下,我们又来到隔壁两间更破败的教室里,这是所谓“大务集小学”一个一年级的教学班,十四个更小的孩子坐在高高的、破烂不堪的课桌后面,一眼看过去就像十几个正在接受训斥的小动物,一个个孩子的小脏脸上两只惊恐的眼睛怔怔地瞪着我们,那神态不啻瞧见了天外来客,这些孩子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不读书,不写字,不说话,不出声,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问一问旁边那个瘦小的女教师,才知道这些孩子其实早就该放学回家了,如果我们这些县里来的“领导”不来这里检查的话——我们就要离开“大务集小学”了,突然又看见十几辆沾满泥巴的自行车横七竖八地躺在门前的空地上,我的心里涌上来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个学校,这两个老师,这些孩子,就像是从某个地方被赶到这里来的似的,仿佛洪水暴发了,村庄被淹没了,学校、老师、学生统统被撵到了大堤上,在一架临时的帐篷里,犹自惊魂未定。
(2004。4)
那天上午11点多钟,我们的面包车七拐八拐地腾起一阵阵的沙尘暴最后终于停在了平原县王庙镇大务集村北一处坑洼不平的地界。随行的x校长——他酡红色的脸膛和一口黄白相间的牙齿格外引人注意——用手指着高坡上的一排平房,说:“这就是大务集小学。”
我们下了车,走上那道高坡,就看见七、八间破旧衰败的房子被四、五座红墙红瓦红漆大门的平房包围着——那情景就像一个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枯叟傻愣愣地站在一群衣冠楚楚的官僚及其太太们中间一样。那破败的房子张着大嘴,嘴里没有牙齿——而那就是门;那破败的房子睁着大眼,眼里没有瞳人——而那就是窗。
我们开始装模作样地一间一间地查看着——在最左边的三间房子里堆满了用玉米秸杆轧成的牲畜饲料和杂草以及一些废旧物品,十数只麻雀在其中飞来飞去。正当我们感到纳罕的时候,x校长忙凑上前来诚惶诚恐地说:“唉,生产队”他酡红色的脸膛似乎更红了。紧靠着这三间“生产队的仓库”就是所谓“大务集小学”一个四年级的教学班。
我们走进教室——在这大热天里竟然有一股冷嗖嗖的气息直钻进我们的心底。十六个孩子正在考试,看见我们进来,一个个直起脑瓜瞪着大大的黑眼睛。“你们老师呢?”没有一个孩子有任何反应,依然直着脑瓜瞪着大大的黑眼睛。只有后墙三扇塑料窗上的塑料纸哗啦哗啦地响个不住。我们又来到隔壁教师的“办公室”两个女教师正在那儿恭候我们的大驾光临,其中一个45岁左右,胖胖的,大大的,目光游移不定,一副富态相,像是村支书的老婆;另一个35岁左右,瘦瘦的,小小的,短发,长脸,目光潮湿忧郁,面目老实诚恳,像是中学副校长的妻子。我们环顾房间:一张灰不溜秋的桌子上堆满了作业本子,作业本子上落满了灰尘,似乎长久没有翻动,作业本子旁边还有一架机械挂钟,玻璃蒙子早已不知去向,但他妈的仍然嘀滴答答地走得挺准;墙上挂着一张毛泽东六十年代的大幅年画,旁边一块黑板上写着“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之类的语录。
我们在房间里站了好大一会儿,皆缄默无言,似乎都想说点什么又他妈的不知说什么好。在x校长的指引下,我们又来到隔壁两间更破败的教室里,这是所谓“大务集小学”一个一年级的教学班,十四个更小的孩子坐在高高的、破烂不堪的课桌后面,一眼看过去就像十几个正在接受训斥的小动物,一个个孩子的小脏脸上两只惊恐的眼睛怔怔地瞪着我们,那神态不啻瞧见了天外来客,这些孩子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不读书,不写字,不说话,不出声,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问一问旁边那个瘦小的女教师,才知道这些孩子其实早就该放学回家了,如果我们这些县里来的“领导”不来这里检查的话——我们就要离开“大务集小学”了,突然又看见十几辆沾满泥巴的自行车横七竖八地躺在门前的空地上,我的心里涌上来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个学校,这两个老师,这些孩子,就像是从某个地方被赶到这里来的似的,仿佛洪水暴发了,村庄被淹没了,学校、老师、学生统统被撵到了大堤上,在一架临时的帐篷里,犹自惊魂未定。
(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