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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行，次论政体焉。)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问于粥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为此奈何？”对曰：“攻守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不可以守，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不可以攻，严不若和之得也。故诸侯发政施令，政平于人者，谓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礼恭侯于人者，谓之文礼也；听狱断刑，治仁于人者，谓之文诛矣。故三文立于政，行于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
文子曰：“夫人无廉耻，不可以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有廉耻。故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诸不用，礼义修而任得贤也。”又曰：“夫义者，非能尽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从；暴者，非能尽害海内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积于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于古，无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用饶足。不过三载，塞下之粟必多矣。”
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
盐铁论曰：“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人不足于财者，不务人用而淫巧众也。”)
藏于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惧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下令于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
(尉缭子曰：“令，所以一众心也。不审所出，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虽有小过，无更，则众不二听，即令行矣。”
尹文子曰：“文之于武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此令不行者也。故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
文子曰：“治国有常，而利人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也。”)
使士于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孙卿曰：“相高下，序五谷，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然后君子之所长。”
文子曰：“力胜其任，即举之不重也；能务其事，则为之不难也。”)
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
(议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故三军大败，不可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韩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
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矣。)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吕氏春秋曰：“夫信立则虚立，可以赏矣。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人主知此论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徐干中论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玉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于国法，而恬其所守。苟如是，虽日用斧钺于市，而人不去恶矣；日赏赐爵禄于朝，而人不兴善矣。”
蜀张裔谓诸葛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以无功取，刑不可以势贵免。此贤愚之所以咸忘其身也。)
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债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为君为臣，久而不相厌也。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人困于三责，即饰智以诈上，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也。”
新语曰：“秦始皇设刑法，为车裂之诛，筑城域以备胡越，事愈烦，下愈乱；法愈众，奸愈纵。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
(故其称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夫人恶忧劳，爱逸乐。逸乐之人，恶贫贱；富贵之人，恶危坠；存安之人，恶绝灭。生生者育之。能逸乐之，则人恐之忧劳；能富贵之，则人恐之贫贱；能存安之，则人恐之危坠；能生育之，则人恐之绝灭。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亦叛。
晏子曰：“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仁者必成。反义而行，背仁而动，未闻能成也。”
吕氏春秋曰：“树木茂则禽兽归之，水源深则鱼鳖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故曰：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之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论安边之策，欲令汉与匈奴和亲，又取匈奴爱子为质。班固以匈奴桀骜，每有人降汉，辄亦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安肯以爱子为质？孝文时，妻以汉女，而匈奴屡背约束，昧利不顾，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事之固，而偷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
晁错说汉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赎罪，上从之。
荀悦曰：“圣人之政，务其纲纪，明其道义而已。若夫一切之计，必推其公议，度其时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
(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
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
(议曰：孙卿曰：“盗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矣；盗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矣；盗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矣。夫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矣；与端诚信令之士为之，则霸矣；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谨择，此能察于用也。”
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国柄；见贤不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与都邑。”又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崇；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使二者设于国，则天下理。”
傅子曰：“凡都县之考课有六：一曰以教课治，则官慎德；二曰以清课本，则官慎行；三曰以才课任，则官慎举；四曰以役课平，则官慎事；五曰以农课等，则官慎务；六曰以狱课讼，则官慎理。此能备官也。)
故曰：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教、校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
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b>译文</b>
[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大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候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厉是基本手段。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厉，严厉不能象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
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的劳力过剩，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 -->>
(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行，次论政体焉。)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问于粥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为此奈何？”对曰：“攻守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不可以守，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不可以攻，严不若和之得也。故诸侯发政施令，政平于人者，谓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礼恭侯于人者，谓之文礼也；听狱断刑，治仁于人者，谓之文诛矣。故三文立于政，行于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
文子曰：“夫人无廉耻，不可以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有廉耻。故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诸不用，礼义修而任得贤也。”又曰：“夫义者，非能尽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从；暴者，非能尽害海内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积于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于古，无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用饶足。不过三载，塞下之粟必多矣。”
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
盐铁论曰：“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人不足于财者，不务人用而淫巧众也。”)
藏于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惧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下令于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
(尉缭子曰：“令，所以一众心也。不审所出，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虽有小过，无更，则众不二听，即令行矣。”
尹文子曰：“文之于武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此令不行者也。故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
文子曰：“治国有常，而利人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也。”)
使士于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孙卿曰：“相高下，序五谷，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然后君子之所长。”
文子曰：“力胜其任，即举之不重也；能务其事，则为之不难也。”)
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
(议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故三军大败，不可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韩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
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矣。)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吕氏春秋曰：“夫信立则虚立，可以赏矣。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人主知此论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徐干中论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玉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于国法，而恬其所守。苟如是，虽日用斧钺于市，而人不去恶矣；日赏赐爵禄于朝，而人不兴善矣。”
蜀张裔谓诸葛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以无功取，刑不可以势贵免。此贤愚之所以咸忘其身也。)
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债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为君为臣，久而不相厌也。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人困于三责，即饰智以诈上，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也。”
新语曰：“秦始皇设刑法，为车裂之诛，筑城域以备胡越，事愈烦，下愈乱；法愈众，奸愈纵。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
(故其称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夫人恶忧劳，爱逸乐。逸乐之人，恶贫贱；富贵之人，恶危坠；存安之人，恶绝灭。生生者育之。能逸乐之，则人恐之忧劳；能富贵之，则人恐之贫贱；能存安之，则人恐之危坠；能生育之，则人恐之绝灭。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亦叛。
晏子曰：“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仁者必成。反义而行，背仁而动，未闻能成也。”
吕氏春秋曰：“树木茂则禽兽归之，水源深则鱼鳖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故曰：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之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论安边之策，欲令汉与匈奴和亲，又取匈奴爱子为质。班固以匈奴桀骜，每有人降汉，辄亦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安肯以爱子为质？孝文时，妻以汉女，而匈奴屡背约束，昧利不顾，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事之固，而偷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
晁错说汉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赎罪，上从之。
荀悦曰：“圣人之政，务其纲纪，明其道义而已。若夫一切之计，必推其公议，度其时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
(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
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
(议曰：孙卿曰：“盗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矣；盗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矣；盗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矣。夫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矣；与端诚信令之士为之，则霸矣；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谨择，此能察于用也。”
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国柄；见贤不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与都邑。”又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崇；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使二者设于国，则天下理。”
傅子曰：“凡都县之考课有六：一曰以教课治，则官慎德；二曰以清课本，则官慎行；三曰以才课任，则官慎举；四曰以役课平，则官慎事；五曰以农课等，则官慎务；六曰以狱课讼，则官慎理。此能备官也。)
故曰：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教、校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
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b>译文</b>
[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大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候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厉是基本手段。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厉，严厉不能象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
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的劳力过剩，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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