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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之后，白支书的病彻底好了，我也当爹了。媳妇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一家人都高兴，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我又给社会主义造了一个小地主，他的命运将来可能也和我一样。当天晚上，我喝了点酒，趁着媳妇和儿子熟睡之际，把岳母从炕上改造到炕下，嘴里还一再喊着“改造改造改造！”第二天媳妇问我：“你昨晚上改造什么呢？”我淡淡地回答：“我在说梦话吧！”
这天，白支书安排我跟她去看一个病人。我老老实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了村后边老烈属张老太家。提起张家，在我们县也大大地有名。张老太太的老头子早年参加八路，被鬼子打死了，她一共三个儿子，解放前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去当兵，一个死在渡江战役，一个牺牲在剿匪的战斗中。剩下最后一个儿子，政府帮他成了家。朝鲜战争爆发了，她又把儿子送去朝鲜，结果又牺牲了，家里剩下两个寡妇，守着这属的荣誉，也成了村里和公社骄傲。每年县里开拥军优属大会，都要请这婆媳俩到主席台就坐，好多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都请她们去做演讲。
老婆子没有什么文化，也说不出什么道道，都是媳妇讲，她在一边喊口号。
我爹被批斗的时候，这个老太太也在台上大喊：“打倒地主老财！”下边的群众也跟着喊：“打倒地主老财！”其实，据我爹说，老太太的男人打鬼子的时候，我爷爷还给她治过伤呢。现在张老太住得房子就是我们家的老宅，她自己家的房子早已倒塌了。对这处房子，我很小的时候在里面住过，印象不是太深了。
我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只能跟在支书的后面。进了门，白支书大声地喊着：“张大娘在家吗？”里面没有人应，我们又往里面走。“张大娘在家吗？”
白支书继续喊着。“在呢，进来吧！”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
我跟着进了里屋，只见老太太和儿媳妇都坐在炕上。可能是她们被宣传的太厉害了，大人物见得多了，我们进来，她俩依旧干着手里的活，没动地方。白支书还是满脸热情地对老太太说：“大娘，听说你不舒服，我给你请了个好大夫，让他好好给你看看。”老太太看了白书记一眼，好象没听明白。白书记赶紧又说：“我是新来的驻村干部，我叫白丽萍，叫我小白就行。”老太太哼了一声：“原来是白支书啊，你们坐吧！”白支书没坐，我更不能坐，她还是满怀热情地问：“大娘，你哪儿不得劲啊？”张老太太回答：“不是我，是我媳妇，这两天身上不舒服。”
“哦，我请了个大夫，给他看看。”白支书说着冲我使了个眼色，我走到媳妇跟前：“嫂子，让我给你把把脉。”媳妇好像有点不大情愿，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一句也没插言。把这个脉我用了足足有三分钟的时间，才从媳妇的手腕上移开已经出汗的手指。从白支书的表情看，她嫌我时间太长了。我支吾着说：“嫂子没什么大毛病，吃两副药养养就好了。”这回轮到我给支书使眼色，我示意出去说话。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后，热情告别：“大娘，嫂子，我们先回去了，有什么事找我就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出了院门，白支书一把拉住我说：“到底是什么病，在她家里当面不好说。”
我说：“她怀孕了。”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说：“她怀孕了！”
“你小点声，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诊断错了，可是要负责任的，这可是影响到咱们村、咱们公社的大事。”
我说：“我敢拿性命担保，她绝对怀孕了。
那个时候寡妇怀孕可不只是个人问题，领导干部要是作风问题，要丢官罢职，普通就是流氓行为要挂上破鞋游街示众。可她是烈属，人物特殊，传出去就是给党抹黑，是政治事件。所以白支书并没放我回家，而是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关上门。首先她宣布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让我管好自己的嘴。其次，她让我替她拿个主意，因为这事儿她既不敢向上级汇报，也没有人可商量。我琢磨了半天说：“如果能把孩子拿掉，这件事儿就可以大事划小，小事划了。”白支书说：“对呀，可是怎么拿呢，谁会拿？”我想了想说：“书上说现在可以手术流产，估计得到省城的大医院才能做，传统的中医也有过一些方子，我可从来没用过。”白支书畏难地说：“到省城动静就大了，我看不行，你就试试。”我说：“这我可没有把握，万一出什么事儿……”她这回倒爽快：“出什么事儿，我担着，还有什么事儿能比眼的事儿更大吗。”听了她这话，我还是不太放心，不是对她不放心，是对我的方子不太放心。于是我说：“这得她配合才行，到时间会流很多的血，应该让她有个思想准备。”白支书一挥手说：“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会找她谈，自己犯了错误，要是不配合，大家一起完蛋。”我看出来了，白支书是真的着急了。我也不敢怠慢，赶紧起身到镇上抓药。
等我抓药回来，烈属媳妇还在白支书的办公室里坐着，眼睛好像刚才哭过。
我叫了一声嫂子，就把药放到桌上，然后告诉她怎么煎，怎么服用，注意些什么。
打发走了媳妇，白支书长出了一口气。她对我说：“牛大夫，如果这件事儿办好了，你可是为党的事业立了大功啊，人民不会忘记你的。”我谦虚地说：“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做不好，愿意接受人民的处罚。”
在那几天紧张的日子里，我天天晚上到白支书的办公室转一圈，打听一下结果，因为我不能自己去烈属家，白支书就成了义务的赤脚医生，她亲自去指导烈属媳妇孕妇，观察她的反应，甚至陪她一起上厕所。终于，三天后的一个夜晚，白支书兴奋地告诉我：“下来了，好多血，得流了一盆子。”我也暗自庆幸，说实在的，这个方子我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于是，我抑制... -->>
三个月之后，白支书的病彻底好了，我也当爹了。媳妇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一家人都高兴，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我又给社会主义造了一个小地主，他的命运将来可能也和我一样。当天晚上，我喝了点酒，趁着媳妇和儿子熟睡之际，把岳母从炕上改造到炕下，嘴里还一再喊着“改造改造改造！”第二天媳妇问我：“你昨晚上改造什么呢？”我淡淡地回答：“我在说梦话吧！”
这天，白支书安排我跟她去看一个病人。我老老实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了村后边老烈属张老太家。提起张家，在我们县也大大地有名。张老太太的老头子早年参加八路，被鬼子打死了，她一共三个儿子，解放前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去当兵，一个死在渡江战役，一个牺牲在剿匪的战斗中。剩下最后一个儿子，政府帮他成了家。朝鲜战争爆发了，她又把儿子送去朝鲜，结果又牺牲了，家里剩下两个寡妇，守着这属的荣誉，也成了村里和公社骄傲。每年县里开拥军优属大会，都要请这婆媳俩到主席台就坐，好多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都请她们去做演讲。
老婆子没有什么文化，也说不出什么道道，都是媳妇讲，她在一边喊口号。
我爹被批斗的时候，这个老太太也在台上大喊：“打倒地主老财！”下边的群众也跟着喊：“打倒地主老财！”其实，据我爹说，老太太的男人打鬼子的时候，我爷爷还给她治过伤呢。现在张老太住得房子就是我们家的老宅，她自己家的房子早已倒塌了。对这处房子，我很小的时候在里面住过，印象不是太深了。
我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只能跟在支书的后面。进了门，白支书大声地喊着：“张大娘在家吗？”里面没有人应，我们又往里面走。“张大娘在家吗？”
白支书继续喊着。“在呢，进来吧！”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
我跟着进了里屋，只见老太太和儿媳妇都坐在炕上。可能是她们被宣传的太厉害了，大人物见得多了，我们进来，她俩依旧干着手里的活，没动地方。白支书还是满脸热情地对老太太说：“大娘，听说你不舒服，我给你请了个好大夫，让他好好给你看看。”老太太看了白书记一眼，好象没听明白。白书记赶紧又说：“我是新来的驻村干部，我叫白丽萍，叫我小白就行。”老太太哼了一声：“原来是白支书啊，你们坐吧！”白支书没坐，我更不能坐，她还是满怀热情地问：“大娘，你哪儿不得劲啊？”张老太太回答：“不是我，是我媳妇，这两天身上不舒服。”
“哦，我请了个大夫，给他看看。”白支书说着冲我使了个眼色，我走到媳妇跟前：“嫂子，让我给你把把脉。”媳妇好像有点不大情愿，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一句也没插言。把这个脉我用了足足有三分钟的时间，才从媳妇的手腕上移开已经出汗的手指。从白支书的表情看，她嫌我时间太长了。我支吾着说：“嫂子没什么大毛病，吃两副药养养就好了。”这回轮到我给支书使眼色，我示意出去说话。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后，热情告别：“大娘，嫂子，我们先回去了，有什么事找我就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出了院门，白支书一把拉住我说：“到底是什么病，在她家里当面不好说。”
我说：“她怀孕了。”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说：“她怀孕了！”
“你小点声，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诊断错了，可是要负责任的，这可是影响到咱们村、咱们公社的大事。”
我说：“我敢拿性命担保，她绝对怀孕了。
那个时候寡妇怀孕可不只是个人问题，领导干部要是作风问题，要丢官罢职，普通就是流氓行为要挂上破鞋游街示众。可她是烈属，人物特殊，传出去就是给党抹黑，是政治事件。所以白支书并没放我回家，而是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关上门。首先她宣布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让我管好自己的嘴。其次，她让我替她拿个主意，因为这事儿她既不敢向上级汇报，也没有人可商量。我琢磨了半天说：“如果能把孩子拿掉，这件事儿就可以大事划小，小事划了。”白支书说：“对呀，可是怎么拿呢，谁会拿？”我想了想说：“书上说现在可以手术流产，估计得到省城的大医院才能做，传统的中医也有过一些方子，我可从来没用过。”白支书畏难地说：“到省城动静就大了，我看不行，你就试试。”我说：“这我可没有把握，万一出什么事儿……”她这回倒爽快：“出什么事儿，我担着，还有什么事儿能比眼的事儿更大吗。”听了她这话，我还是不太放心，不是对她不放心，是对我的方子不太放心。于是我说：“这得她配合才行，到时间会流很多的血，应该让她有个思想准备。”白支书一挥手说：“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会找她谈，自己犯了错误，要是不配合，大家一起完蛋。”我看出来了，白支书是真的着急了。我也不敢怠慢，赶紧起身到镇上抓药。
等我抓药回来，烈属媳妇还在白支书的办公室里坐着，眼睛好像刚才哭过。
我叫了一声嫂子，就把药放到桌上，然后告诉她怎么煎，怎么服用，注意些什么。
打发走了媳妇，白支书长出了一口气。她对我说：“牛大夫，如果这件事儿办好了，你可是为党的事业立了大功啊，人民不会忘记你的。”我谦虚地说：“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做不好，愿意接受人民的处罚。”
在那几天紧张的日子里，我天天晚上到白支书的办公室转一圈，打听一下结果，因为我不能自己去烈属家，白支书就成了义务的赤脚医生，她亲自去指导烈属媳妇孕妇，观察她的反应，甚至陪她一起上厕所。终于，三天后的一个夜晚，白支书兴奋地告诉我：“下来了，好多血，得流了一盆子。”我也暗自庆幸，说实在的，这个方子我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于是，我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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