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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这个守令，没有多少民政要管，借此地让他养病。
不久，司马相如辞官移住茂陵。此地本为槐里县的茂乡，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风水，把它从槐里县划出来，特置一邑，改名茂陵，迁了许多富户住在那里。地当今陕西兴平以东，咸阳以西，离长安八十里。
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个“新社区”住民有二十七万人之多，长安县也不过二十八万人，两相比照，不能不惊诧于此“新社区”发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便知不足为怪。当时的移民政策，并不考虑人民的意愿，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户，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投入此新社区，一切建设，得心应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会所必然的种种体制上的约束。所以茂陵这个新社区，是个富庶、整洁、宁静而舒服的地方，为寓公的乐园，这就是司马相如要卜居于此的道理。
那时，司马相如已五十开外，文君则正在盛年，但“不安于室”的不是盛年的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马相如看中了一个妙年女子，想娶来作妾。这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来说，是件无足奇亦无可非议的事，如果有什么人的妻子，为此提出反对，必蒙妒妇之名，但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不同，即使在那个时代，司马相如的企图也应该被视为负心。旁人的观感如此，文君的哀伤愤懑，可想而知。
司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传文君为此作了一篇白头吟，设酒抱琴，与夫决绝；酒入愁肠，鼓琴而歌，唱的是：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中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上竹下部)(上竹下部)？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据说这篇诗感动了司马相如，顾念旧情，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老病侵寻，但不废为文，一篇赋成，立即有人要了去传抄，结果连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后，武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遗稿，还留下一篇赋，是专门献给武帝的，其时为元狩五年。
汉武帝始建年号，六年一改元。因获白麟而称为“元狩”接着又于汾水得宝鼎，因而以“元鼎”为年号。元狩、元鼎年间，为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但经济的发展，与文治武功并不相称，除了开边殖民以外，营造宫室，整治黄河，把文、景二帝的蓄积，用之如泥沙。于是不仅国库的收支，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也落入令人可忧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仅在关东地区，贫民便有七十二万人之多，而此犹是地方官的奏报，实际人数当还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已完全不能适应国策的需要，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终于在武帝突破旧观念的果敢决定之下，见诸事实。从此，临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铁冶事业的特权，渐致衰落。武帝的经济制度改革，出于专家的设计及执行，效果优越。这些专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铁矿国有化，就是他的杰作。
史书称桑弘羊为“兴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种方法，来减轻卫青每年以数万人远击匈奴所加诸财政方面的沉重压力。例如“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官职爵位可以购买，徒刑可用钱来赎免或减轻。但戋戋之数，无济于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贾，有所捐输，结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贾无不隐匿财产，于是而有所谓“人羊为郎”的故事产生。
“人羊为郎”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话。近代表扬卜式，称他为“爱国商人”可是看汉书的记载，此人是不是当得起这个荣誉的头衔，不无疑问。他是河南洛阳附近的人，以畜牧为生，不曾读书而好名。由畜牧发了财，把他所置的产业，都送给了他年纪很轻的弟弟，自己赶了百把头羊进山，再去收养，养得多了再置田产。而他的这个弟弟，因为缺乏长兄的教导，钱又来得容易，信手挥霍，成了败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产业给他。
当元朔年间，朝廷连年用兵，国库支细之时，卜式上书武帝，愿以财产的一半，捐献军用。那时捐献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个使者去问他：“你是不是要做官？”
“我从小牧羊，不知官怎么做？”他说：“我不想做官。”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么冤屈，想要申诉？”
“没有！我生来与世无争。本地人有穷的，我借钱给他。有做错了事的，我暗地里劝他。我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跟我好，没有冤家，哪来的冤屈？”
“那末，”使者只好这样问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守令，没有多少民政要管，借此地让他养病。
不久，司马相如辞官移住茂陵。此地本为槐里县的茂乡，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风水，把它从槐里县划出来，特置一邑，改名茂陵，迁了许多富户住在那里。地当今陕西兴平以东，咸阳以西，离长安八十里。
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个“新社区”住民有二十七万人之多，长安县也不过二十八万人，两相比照，不能不惊诧于此“新社区”发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便知不足为怪。当时的移民政策，并不考虑人民的意愿，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户，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投入此新社区，一切建设，得心应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会所必然的种种体制上的约束。所以茂陵这个新社区，是个富庶、整洁、宁静而舒服的地方，为寓公的乐园，这就是司马相如要卜居于此的道理。
那时，司马相如已五十开外，文君则正在盛年，但“不安于室”的不是盛年的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马相如看中了一个妙年女子，想娶来作妾。这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来说，是件无足奇亦无可非议的事，如果有什么人的妻子，为此提出反对，必蒙妒妇之名，但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不同，即使在那个时代，司马相如的企图也应该被视为负心。旁人的观感如此，文君的哀伤愤懑，可想而知。
司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传文君为此作了一篇白头吟，设酒抱琴，与夫决绝；酒入愁肠，鼓琴而歌，唱的是：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中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上竹下部)(上竹下部)？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据说这篇诗感动了司马相如，顾念旧情，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老病侵寻，但不废为文，一篇赋成，立即有人要了去传抄，结果连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后，武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遗稿，还留下一篇赋，是专门献给武帝的，其时为元狩五年。
汉武帝始建年号，六年一改元。因获白麟而称为“元狩”接着又于汾水得宝鼎，因而以“元鼎”为年号。元狩、元鼎年间，为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但经济的发展，与文治武功并不相称，除了开边殖民以外，营造宫室，整治黄河，把文、景二帝的蓄积，用之如泥沙。于是不仅国库的收支，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也落入令人可忧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仅在关东地区，贫民便有七十二万人之多，而此犹是地方官的奏报，实际人数当还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已完全不能适应国策的需要，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终于在武帝突破旧观念的果敢决定之下，见诸事实。从此，临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铁冶事业的特权，渐致衰落。武帝的经济制度改革，出于专家的设计及执行，效果优越。这些专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铁矿国有化，就是他的杰作。
史书称桑弘羊为“兴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种方法，来减轻卫青每年以数万人远击匈奴所加诸财政方面的沉重压力。例如“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官职爵位可以购买，徒刑可用钱来赎免或减轻。但戋戋之数，无济于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贾，有所捐输，结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贾无不隐匿财产，于是而有所谓“人羊为郎”的故事产生。
“人羊为郎”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话。近代表扬卜式，称他为“爱国商人”可是看汉书的记载，此人是不是当得起这个荣誉的头衔，不无疑问。他是河南洛阳附近的人，以畜牧为生，不曾读书而好名。由畜牧发了财，把他所置的产业，都送给了他年纪很轻的弟弟，自己赶了百把头羊进山，再去收养，养得多了再置田产。而他的这个弟弟，因为缺乏长兄的教导，钱又来得容易，信手挥霍，成了败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产业给他。
当元朔年间，朝廷连年用兵，国库支细之时，卜式上书武帝，愿以财产的一半，捐献军用。那时捐献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个使者去问他：“你是不是要做官？”
“我从小牧羊，不知官怎么做？”他说：“我不想做官。”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么冤屈，想要申诉？”
“没有！我生来与世无争。本地人有穷的，我借钱给他。有做错了事的，我暗地里劝他。我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跟我好，没有冤家，哪来的冤屈？”
“那末，”使者只好这样问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