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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比”、“险”、“正”等词讲该爻的处境“柔”、“刚”、“信”等词讲该爻之品德“处”、“履”、“居”、“得”等词讲该爻之行动，认为“圣人”当初作易，根据该爻的品德和处境制作了爻辞，后人读易，则应当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审视自己的品德，以符应爻辞。应特别注意的是，王弼完全从坎卦结构和六四爻自身特点出发解释爻辞，没有到坎卦之外寻找任何根据，这是他和郑玄的重要区别。换言之，王弼“全释人事”的实质，是认为易卦的根据在其自身，不在天上，这样的易学即可称为具有内在性的易学。 从郑玄到王弼，反映着儒学特质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关于这一点，王葆玹先生说：“严格说来，儒学之有内在性，不过是始于曹魏正始时期。在正始玄学家王弼等人著书以前，儒学的性格似主要是外在的。”即是说，王弼的条例义理化的、形上本体化的、具有内在性的易学，实际上创立了易学中的性理派。在王弼身后，程颐完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三种特质，而朱熹则对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有浓厚兴致，作了纵深一路的挖掘。俯瞰三家易学，在儒道之辨、象数义理之辨的表层湍流之下，静静地徜徉着王、程、朱易学一以贯之的深沉的性理传统，在这性理传统之下“整个程朱理学都可说是王弼易学影响下的产物” 王弼去世后，伴随玄学文化的兴盛，其易学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南北朝之际，北方流行郑玄易，南方流行王弼易，到隋代，王弼易逐渐取得独尊地位。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尊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国子祭酒孔颖达（574648）受诏撰五经正义，于诸家易说中独尊王弼周易注，确立了王弼易学的独尊地位。他在周易正义序中写道：“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凡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殊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当时，江南为王弼周易注作义疏者十有余家，孔颖达认为它们“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于是“去其华而取其实”归本于王弼原注，为之从新撰写义疏，成周易正义。孔颖达对易学史的一些宏观问题，例如“易之意义”、“重卦之人”、“三易时代”、“上下经分篇依据”等方面有不少发明，而在具体经义的疏解和诠释方面，则确定“疏不驳注”的原则，不欲辩驳王弼注文。这意味着周易正义乃是王弼周易注的发展和完备。 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于天下官学，独尊数百年之久。北宋建国，官学科举沿用唐代旧制，没有大的变化。太宗端拱年间（988989），以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刊行，校勘精审，至真宗咸平二年（999），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始竣其功。到咸平四年（1001），又先后校定或增修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周礼、孝经、论语、尔雅注疏，镂板颁于国学，从此国家不但有官学，而且有了官书。仁宗庆历（10421048）以后，宋学兴起，学者解经竞标新义，然未见官书有何改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制度，颁尚书、毛诗、周礼之三经新义于学官，官书始有变改。这变改是否波及易书方面呢？我们来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王介甫易义二十卷，龚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从“不专以取士”、“偕行于场屋”等语，可知王安石、龚原、耿南仲三人的易注虽流行一时，却始终没有取代周易正义的官书地位。也就是说，两宋之交，官书仍以周易正义为主，王弼易仍统治着官方易学。朱熹是在这个时期出生，并在这个时期学习周易的。二、朱熹少年攻习王弼易 历代考述朱熹生平的著作，谈到朱熹少年时期，都重视他对儒学基本精神的天然契悟和厉志圣贤之学的心路历程，对其举业则以“于举子业初不经意”等语淡笔带过，例如黄榦的朱文公行状、脱脱等的宋史朱熹传、黄宋羲等的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王懋竑的朱子年谱都是如此。今人束景南先生著朱子大传和朱熹年谱长编，钩稽许多文献资料，让我们得以了解朱熹少年时期的生活状况，从这些情况看，朱熹青少年时期并非“于举子业初不经意”而是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该支后汉灵帝时由青州徙居丹阳。唐末，丹阳朱氏的后人朱古僚仕为婺源镇将，遂定居婺源，成为婺源朱氏的始祖。朱古僚资产殷富，但他的后人五世从事儒业，朱家逐渐由中等官僚沦落到小地主的境地，到第七世朱森即朱熹祖父时，家业已一蹶不振。朱森不事进取，一生潦倒不得志，晚年沉溺于佛典道书，而把家业复兴的希望寄托给后辈子弟，说：“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却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世之业。”朱熹父亲朱松曾描述自己家境说：“某少贱贫，进不能操十百之金贸易取赀，以长雄一乡；退不能求百亩之田于长山大谷之中，躬耕以为养。反顾其家，四壁萧然，沟壑之忧，近在朝夕，途穷势迫，计无所出，乃始挟书操笔，学为世俗所谓举子场屋之文者。”此言虽不免略带主观色彩，然举子业竟是朱松找到的摆贫困的唯一出路，当无疑问。朱松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其后十多年宦途不顺，多数时间待次在家，在闽中四处寄食寓居，生下朱熹。绍兴四年（1134），朱松丁母忧，期间“尽室饥寒”朱熹的两个哥哥相继夭亡，由此不难想见当时生活之艰辛。这一年朱熹就傅，朱松为作送五二郎读书诗，诗云：“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驀羁应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此时家境较之以往更加清贫，朱松能为朱熹设计的安身立命之途，更只能有“学为场屋之文”这一条了。诗中的“鼎荐”、“龙化”、“成家全赖汝”说的都是举业，显然，少年朱熹生活和学习的主题当是举子业。 从绍兴七年（1137）起，朱松一度在朝任职，家境稍有好转，但是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的病故，使这个家庭的前景顿时又变得黯然无光... -->>
“应”、“比”、“险”、“正”等词讲该爻的处境“柔”、“刚”、“信”等词讲该爻之品德“处”、“履”、“居”、“得”等词讲该爻之行动，认为“圣人”当初作易，根据该爻的品德和处境制作了爻辞，后人读易，则应当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审视自己的品德，以符应爻辞。应特别注意的是，王弼完全从坎卦结构和六四爻自身特点出发解释爻辞，没有到坎卦之外寻找任何根据，这是他和郑玄的重要区别。换言之，王弼“全释人事”的实质，是认为易卦的根据在其自身，不在天上，这样的易学即可称为具有内在性的易学。 从郑玄到王弼，反映着儒学特质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关于这一点，王葆玹先生说：“严格说来，儒学之有内在性，不过是始于曹魏正始时期。在正始玄学家王弼等人著书以前，儒学的性格似主要是外在的。”即是说，王弼的条例义理化的、形上本体化的、具有内在性的易学，实际上创立了易学中的性理派。在王弼身后，程颐完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三种特质，而朱熹则对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有浓厚兴致，作了纵深一路的挖掘。俯瞰三家易学，在儒道之辨、象数义理之辨的表层湍流之下，静静地徜徉着王、程、朱易学一以贯之的深沉的性理传统，在这性理传统之下“整个程朱理学都可说是王弼易学影响下的产物” 王弼去世后，伴随玄学文化的兴盛，其易学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南北朝之际，北方流行郑玄易，南方流行王弼易，到隋代，王弼易逐渐取得独尊地位。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尊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国子祭酒孔颖达（574648）受诏撰五经正义，于诸家易说中独尊王弼周易注，确立了王弼易学的独尊地位。他在周易正义序中写道：“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凡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殊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当时，江南为王弼周易注作义疏者十有余家，孔颖达认为它们“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于是“去其华而取其实”归本于王弼原注，为之从新撰写义疏，成周易正义。孔颖达对易学史的一些宏观问题，例如“易之意义”、“重卦之人”、“三易时代”、“上下经分篇依据”等方面有不少发明，而在具体经义的疏解和诠释方面，则确定“疏不驳注”的原则，不欲辩驳王弼注文。这意味着周易正义乃是王弼周易注的发展和完备。 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于天下官学，独尊数百年之久。北宋建国，官学科举沿用唐代旧制，没有大的变化。太宗端拱年间（988989），以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刊行，校勘精审，至真宗咸平二年（999），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始竣其功。到咸平四年（1001），又先后校定或增修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周礼、孝经、论语、尔雅注疏，镂板颁于国学，从此国家不但有官学，而且有了官书。仁宗庆历（10421048）以后，宋学兴起，学者解经竞标新义，然未见官书有何改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制度，颁尚书、毛诗、周礼之三经新义于学官，官书始有变改。这变改是否波及易书方面呢？我们来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王介甫易义二十卷，龚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从“不专以取士”、“偕行于场屋”等语，可知王安石、龚原、耿南仲三人的易注虽流行一时，却始终没有取代周易正义的官书地位。也就是说，两宋之交，官书仍以周易正义为主，王弼易仍统治着官方易学。朱熹是在这个时期出生，并在这个时期学习周易的。二、朱熹少年攻习王弼易 历代考述朱熹生平的著作，谈到朱熹少年时期，都重视他对儒学基本精神的天然契悟和厉志圣贤之学的心路历程，对其举业则以“于举子业初不经意”等语淡笔带过，例如黄榦的朱文公行状、脱脱等的宋史朱熹传、黄宋羲等的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王懋竑的朱子年谱都是如此。今人束景南先生著朱子大传和朱熹年谱长编，钩稽许多文献资料，让我们得以了解朱熹少年时期的生活状况，从这些情况看，朱熹青少年时期并非“于举子业初不经意”而是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该支后汉灵帝时由青州徙居丹阳。唐末，丹阳朱氏的后人朱古僚仕为婺源镇将，遂定居婺源，成为婺源朱氏的始祖。朱古僚资产殷富，但他的后人五世从事儒业，朱家逐渐由中等官僚沦落到小地主的境地，到第七世朱森即朱熹祖父时，家业已一蹶不振。朱森不事进取，一生潦倒不得志，晚年沉溺于佛典道书，而把家业复兴的希望寄托给后辈子弟，说：“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却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世之业。”朱熹父亲朱松曾描述自己家境说：“某少贱贫，进不能操十百之金贸易取赀，以长雄一乡；退不能求百亩之田于长山大谷之中，躬耕以为养。反顾其家，四壁萧然，沟壑之忧，近在朝夕，途穷势迫，计无所出，乃始挟书操笔，学为世俗所谓举子场屋之文者。”此言虽不免略带主观色彩，然举子业竟是朱松找到的摆贫困的唯一出路，当无疑问。朱松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其后十多年宦途不顺，多数时间待次在家，在闽中四处寄食寓居，生下朱熹。绍兴四年（1134），朱松丁母忧，期间“尽室饥寒”朱熹的两个哥哥相继夭亡，由此不难想见当时生活之艰辛。这一年朱熹就傅，朱松为作送五二郎读书诗，诗云：“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驀羁应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此时家境较之以往更加清贫，朱松能为朱熹设计的安身立命之途，更只能有“学为场屋之文”这一条了。诗中的“鼎荐”、“龙化”、“成家全赖汝”说的都是举业，显然，少年朱熹生活和学习的主题当是举子业。 从绍兴七年（1137）起，朱松一度在朝任职，家境稍有好转，但是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的病故，使这个家庭的前景顿时又变得黯然无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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