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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柳宗民和马淑英也没有出凡脱俗地离开这个规律。柳宗勤和马淑敏一去上班，两个人就好起来，好的简直是形影不离。柳宗民晚上也会偷偷地遛进马淑英的房间，在她的床上一直睡到天快亮。柳宗民很少再到学校去，他本来就是个学生混子，从来没有好好学习过，过去只不过慑于父亲哥哥的严厉，不得不到学校装个样子。柳宗民的哥哥柳宗勤是个很能干的人，从脾气性格来讲，和柳宗民简直不是一个娘生的。柳宗勤勤劳自勉、谦虚谨慎，并且与人为善。当他还没有中学毕业的时候就走出了校门，因为他兄弟姐妹四个，父母实在没有能力供他们上学读书。柳宗勤在家是老大，自然要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他离开学校后，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于是他果断地动员父亲一起开家商品零售店。
商店终于开起来了，资金周转不开，柳宗勤就督促父亲到亲戚家去借，借了东家借西家，想尽办法、竭尽所能地去借，直到实在借不着了才去贷款。先是到银行贷，用家里的房子做抵押，在生产队开了介绍信再到大队部盖个章，办齐一切手续也只能贷到很小的额度。没有办法，柳宗勤的父亲就去私人那里贷高息款，直到达到预期目的方肯罢休。
敬安在苏北是个大镇，坐落在沛县境内，离徐州有四十公里。这里商贾云集，是区域性货物集散之地，更是有志之人大展宏图的理想场所。这里林密水碧，历来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多少仁人志士从此走出，成为风靡一角的弄潮儿。柳宗勤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怕吃苦，待人和蔼，又特别的诚实，不久就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好多的顾客宁愿多走些路也要到他那里买东西；因为他不仅服务周到，卖的东西更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的生意渐渐的火了起来，并且愈来愈火。他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未雨绸缪。经过和父亲仔细商讨，感觉卖杂货固然很稳定，但很难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如果想让生意独霸一方，必须专营一种商品，最后达到垄断一方。
经过仔细成熟地斟酌，柳宗勤决定专营白糖。白糖在苏北一直是一种畅销商品，受着普通百姓的长期欢迎。当地人走亲戚串朋友看望病人和老人，总喜欢带上几斤白糖，既实用又实惠。当地人把白糖一直看作营养食品，认为喝了它可以滋补身体，并且口感良好。但这种商品一直是国营商业渠道经营，私营商品零售店都从它那里进货。他们虽然资金雄厚，但经营效率低下，营销思想落后，东西很贵质量却很差。国家对白糖虽然早已放开经营，但这个地方人们思想落后，个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一直没有人去做批发白糖的生意。柳宗勤看准了这个机会，果断地做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说干就干，立即缩小零售商品规模和种类，集中一切能够筹到的资金，义无返顾地前往南方大型糖厂直接进货。
过去经营白糖都是大商批发给中商，中商批发给小商，小商再批发给零售店。他们层层剥皮环环回扣，恨不能把顾客的筋都抽了。不仅腐败透顶、质次价高，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服务态度恶劣。
见了顾客就像谁欠了他贰分钱似的，不是横鼻子就是竖眼，再不就翻个白眼噎的你三天不想吃饭四天吃了还不香。柳宗勤的店就不是这样的，不仅东西便宜，服务态度更好。它直接从糖厂进货，中间不吃回扣，也少了好多不必要的环节，因此，价格也就跟着降下来了。服务态度不要成本，只是把哭丧的脸变成娶媳妇的脸。那还不容易，实在是太简单了，简单到连手都不要用，只需把下吊的嘴角改成上翘，在脸上就改了，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国营商店的售货员们就是不改那张脸，不光不改，是说什么都不改。他们大概是想把所有的笑脸都留在家里，把所有的“脸难看”都放在外面，也许她们认为那样做是赚了便宜，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便宜。可她们也许不知，干什么都会养成习惯，无论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只要是习惯就难改。试想一下，在外面“脸难看”的习惯改不了，用顺证的方法，那么在家里都是笑脸的习惯肯定也改不了。在家里都是笑脸的习惯肯定很受家人欢迎，但也不能完全对，假如爹死了娘亡了，还是那个改不了的笑脸习惯，跪在亡人棺材前，笑嘻嘻的一张脸面，想变一时也变不过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场面呢？
柳宗勤的糖质量好价格便宜，服务热情，要货多了还给送到家，自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因此，很快便打开了局面。周围各个乡镇包括沛县城里的都到他那里进货。生意好了，自然有不高兴的，更有眼红的。首先是地方国营供销社，他们散布谣言说柳宗勤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那些人还运用着老脑筋拿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压人，想让柳宗勤害怕，自己退出与他们竞争的舞台。可柳宗勤偏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主，他相信邓总设计师的话。那些人看压不倒柳宗勤，又鼓动工商税务派出所还有防疫站的去查他，查他的糖有质检报告吗？依法纳税了吗？防火防盗措施完备吗？有卫生许可证吗？质检报告柳宗勤从厂家要来了复印件，也算是有了。依法纳税小学生都知道，柳宗勤更知道，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偷税漏税。防火防盗柳宗勤按官方的整改意见办，买来了灭火器，装上了防盗门，并晚上在店里睡个人。卫生许可证难办些，别人卖糖是不要的，可防疫站告诉柳宗勤，你不要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国营供销社更不知道那证到底是个动物还是个植物，是个死的还是个活的，或者是个别的什么玩意。可无论国营供销社知不知道，只要请了防疫站领导的客，他们就会想出办法来整人。没办法，柳宗勤只有到医院去检查，一关一关地过了才能申请卫生许可证。查了七十二样子传染病，又查了三十六样子可疑传染病，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什么病都没能查出来，医院的解释是可能仪器坏了，让他去徐州大医院复查。柳宗勤来了犟劲，去就去，看他们还能耍出什么新花招。在徐州大医院检查了他们要求的所有项目，一切都好，完全符合要求。卫生许可证终于领来了，柳宗勤松了一大口气，私下想以后可以好好地干了。
柳宗勤把家里都安排好后，又前去南方糖厂进货。
可刚走不久，店门又被防疫站给封了，理由是卫生许可证是柳宗勤的，可卖货的是柳宗勤的父亲柳衡运，证和人不对应。还说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躺在社会主义的走廊里竟敢偷梁换柱，简直是上无国家王法下无黎民百姓健康。说的虽然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头不对马嘴，但你必须得按他说的办，否则就违反了他家的哪部法，违了他家的法就封你的店，敢撕就送你进号子吃皇粮去。可柳衡运偏偏不信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背包一打，带上干粮直接去徐州府信访。到了徐州信访办公室一说，工作人员听了都很气愤，说做白糖批发生意根本就不要卫生许可证。因为批发白糖都是整袋整袋地卖，根本就不接触里面的糖，并且一个徐州市也没听说谁卖糖还要办个卫生许可证。信访办的同志让他先回家，说马上就发公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柳衡运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三天后，防疫站终于来人揭了封条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虽然算不上大事，可给柳衡运很大的震动，使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以前他认为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现在他不再这样认为，他知道了没权的滋味。原来是有权鳖孙高三丈，无权爷爷是鳖孙。他在想，等有了钱，一定给孩子找个好差使，不能让下一代再受这份窝囊气。
柳衡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除了柳宗勤出了校门和他一起做生意，其余几个都在读书。那几个虽然书读的都不怎么样，但他还是让他们把书读下去，他认为读下去就会有希望，就会有前途。他不想再受气，回想过去，他爷爷受大清帝国的气，父亲受国民党的气，如今共产党虽然是个好党，经也是好经，可这好经总被眼前个别歪嘴和尚给念毁。这几个家伙虽然是螳螂挡车，影响不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那几句歪经落到他的... -->>
俗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柳宗民和马淑英也没有出凡脱俗地离开这个规律。柳宗勤和马淑敏一去上班，两个人就好起来，好的简直是形影不离。柳宗民晚上也会偷偷地遛进马淑英的房间，在她的床上一直睡到天快亮。柳宗民很少再到学校去，他本来就是个学生混子，从来没有好好学习过，过去只不过慑于父亲哥哥的严厉，不得不到学校装个样子。柳宗民的哥哥柳宗勤是个很能干的人，从脾气性格来讲，和柳宗民简直不是一个娘生的。柳宗勤勤劳自勉、谦虚谨慎，并且与人为善。当他还没有中学毕业的时候就走出了校门，因为他兄弟姐妹四个，父母实在没有能力供他们上学读书。柳宗勤在家是老大，自然要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他离开学校后，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于是他果断地动员父亲一起开家商品零售店。
商店终于开起来了，资金周转不开，柳宗勤就督促父亲到亲戚家去借，借了东家借西家，想尽办法、竭尽所能地去借，直到实在借不着了才去贷款。先是到银行贷，用家里的房子做抵押，在生产队开了介绍信再到大队部盖个章，办齐一切手续也只能贷到很小的额度。没有办法，柳宗勤的父亲就去私人那里贷高息款，直到达到预期目的方肯罢休。
敬安在苏北是个大镇，坐落在沛县境内，离徐州有四十公里。这里商贾云集，是区域性货物集散之地，更是有志之人大展宏图的理想场所。这里林密水碧，历来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多少仁人志士从此走出，成为风靡一角的弄潮儿。柳宗勤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怕吃苦，待人和蔼，又特别的诚实，不久就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好多的顾客宁愿多走些路也要到他那里买东西；因为他不仅服务周到，卖的东西更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的生意渐渐的火了起来，并且愈来愈火。他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未雨绸缪。经过和父亲仔细商讨，感觉卖杂货固然很稳定，但很难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如果想让生意独霸一方，必须专营一种商品，最后达到垄断一方。
经过仔细成熟地斟酌，柳宗勤决定专营白糖。白糖在苏北一直是一种畅销商品，受着普通百姓的长期欢迎。当地人走亲戚串朋友看望病人和老人，总喜欢带上几斤白糖，既实用又实惠。当地人把白糖一直看作营养食品，认为喝了它可以滋补身体，并且口感良好。但这种商品一直是国营商业渠道经营，私营商品零售店都从它那里进货。他们虽然资金雄厚，但经营效率低下，营销思想落后，东西很贵质量却很差。国家对白糖虽然早已放开经营，但这个地方人们思想落后，个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一直没有人去做批发白糖的生意。柳宗勤看准了这个机会，果断地做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说干就干，立即缩小零售商品规模和种类，集中一切能够筹到的资金，义无返顾地前往南方大型糖厂直接进货。
过去经营白糖都是大商批发给中商，中商批发给小商，小商再批发给零售店。他们层层剥皮环环回扣，恨不能把顾客的筋都抽了。不仅腐败透顶、质次价高，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服务态度恶劣。
见了顾客就像谁欠了他贰分钱似的，不是横鼻子就是竖眼，再不就翻个白眼噎的你三天不想吃饭四天吃了还不香。柳宗勤的店就不是这样的，不仅东西便宜，服务态度更好。它直接从糖厂进货，中间不吃回扣，也少了好多不必要的环节，因此，价格也就跟着降下来了。服务态度不要成本，只是把哭丧的脸变成娶媳妇的脸。那还不容易，实在是太简单了，简单到连手都不要用，只需把下吊的嘴角改成上翘，在脸上就改了，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国营商店的售货员们就是不改那张脸，不光不改，是说什么都不改。他们大概是想把所有的笑脸都留在家里，把所有的“脸难看”都放在外面，也许她们认为那样做是赚了便宜，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便宜。可她们也许不知，干什么都会养成习惯，无论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只要是习惯就难改。试想一下，在外面“脸难看”的习惯改不了，用顺证的方法，那么在家里都是笑脸的习惯肯定也改不了。在家里都是笑脸的习惯肯定很受家人欢迎，但也不能完全对，假如爹死了娘亡了，还是那个改不了的笑脸习惯，跪在亡人棺材前，笑嘻嘻的一张脸面，想变一时也变不过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场面呢？
柳宗勤的糖质量好价格便宜，服务热情，要货多了还给送到家，自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因此，很快便打开了局面。周围各个乡镇包括沛县城里的都到他那里进货。生意好了，自然有不高兴的，更有眼红的。首先是地方国营供销社，他们散布谣言说柳宗勤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那些人还运用着老脑筋拿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压人，想让柳宗勤害怕，自己退出与他们竞争的舞台。可柳宗勤偏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主，他相信邓总设计师的话。那些人看压不倒柳宗勤，又鼓动工商税务派出所还有防疫站的去查他，查他的糖有质检报告吗？依法纳税了吗？防火防盗措施完备吗？有卫生许可证吗？质检报告柳宗勤从厂家要来了复印件，也算是有了。依法纳税小学生都知道，柳宗勤更知道，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偷税漏税。防火防盗柳宗勤按官方的整改意见办，买来了灭火器，装上了防盗门，并晚上在店里睡个人。卫生许可证难办些，别人卖糖是不要的，可防疫站告诉柳宗勤，你不要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国营供销社更不知道那证到底是个动物还是个植物，是个死的还是个活的，或者是个别的什么玩意。可无论国营供销社知不知道，只要请了防疫站领导的客，他们就会想出办法来整人。没办法，柳宗勤只有到医院去检查，一关一关地过了才能申请卫生许可证。查了七十二样子传染病，又查了三十六样子可疑传染病，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什么病都没能查出来，医院的解释是可能仪器坏了，让他去徐州大医院复查。柳宗勤来了犟劲，去就去，看他们还能耍出什么新花招。在徐州大医院检查了他们要求的所有项目，一切都好，完全符合要求。卫生许可证终于领来了，柳宗勤松了一大口气，私下想以后可以好好地干了。
柳宗勤把家里都安排好后，又前去南方糖厂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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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虽然算不上大事，可给柳衡运很大的震动，使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以前他认为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现在他不再这样认为，他知道了没权的滋味。原来是有权鳖孙高三丈，无权爷爷是鳖孙。他在想，等有了钱，一定给孩子找个好差使，不能让下一代再受这份窝囊气。
柳衡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除了柳宗勤出了校门和他一起做生意，其余几个都在读书。那几个虽然书读的都不怎么样，但他还是让他们把书读下去，他认为读下去就会有希望，就会有前途。他不想再受气，回想过去，他爷爷受大清帝国的气，父亲受国民党的气，如今共产党虽然是个好党，经也是好经，可这好经总被眼前个别歪嘴和尚给念毁。这几个家伙虽然是螳螂挡车，影响不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那几句歪经落到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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