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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逵是我国人民比较喜欢的古典文艺人物形象。他从南宋的民间传说中一路走来，从元杂剧中寄托广大民众伸张正义的文化思想，扮演了一个嫉恶如仇、能“文”能“武”的让人称颂的绿林侠士，到水浒传中的憨勇率直，愚顽嗜杀惹人诟病草莽英雄。李逵形象从性格上经历了丰富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文体在塑造人物方面的需要，还可以看到不同时代背景作用下人们（包括作者）文化心态的嬗变历程。
李逵是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乃至今天的各类文艺载体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物。也是从南宋至今，在我国，乃至更大的地理范围一个人们耳熟能详，比较喜爱的古典文艺人物形象。在这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李逵的形象从性格上经历了丰富的变化。南宋已降，元之前的李逵缺少明确的文献记载，形象比较模糊，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性的符号存见于极少数的历史文献中。元封建王朝为巩固其政权针对汉人施行的高压政策，催生了大量水浒戏诞生，代表正义的李逵的形象迅速丰满起来，一跃成为具有多重个性，粗雅合一富有正义和喜剧色彩的绿林侠士。又经过了一个时期的演绎，终于在施耐庵的塑造下形成了我们今天在水浒传中看到的憨勇率直，愚顽嗜杀颇惹人诟病悲剧人物形象。
抛却历来争论不休，古典文艺人物道德价值观念方面的评判，我们不仅可以从“元杂剧”和水浒传这两种不同文体中看出李逵性格的明显变迁，而且可以得出代表人们文化心态的符号的文艺人物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背景演变而不断演变的。南宋时代的李逵是南宋时代的李逵；元杂剧的李逵是“元代的李逵”；而水浒传的的李逵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李逵，相信在未来的日子理，随着时代的变化李逵的形象还将变化。
一
在元代以前，记载李逵的相关文献微乎其微，就连比较著名的宋代笔记文献大宋宣和遗事之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对李逵“黑旋风”的讲述也仅有“风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尔亦凶”寥寥数句而已。[1]因此，这一时期，李逵的形象还很苍白、模糊。剽悍蛮横，崇尚武力的蒙古族入侵中原建立了元封建帝国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推行种族岐视政策，汉人在饱受欺凌的状况下愈加怀念南宋传说中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于是北宋宋江聚众梁山起义，反抗强权政治等故事传说便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
元时代大量的水浒戏诞生，使水浒人物李逵的形象迅速地丰满起来并渐趋定型。这一时期，由于多位剧作家创作了多种版本，李逵形象和性格也是多种多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是作为一种喜剧人物形象出现的。及至水浒传的诞生，李逵的形象得到了定型，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李逵形象。从元杂剧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到水浒传中的典型化。李逵的形象变化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考量这一过程时可以发现：李逵作为人物形象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的，由此可以说：元杂剧对水浒传中李逵形象的成型功不可没。
从现存的元代水浒剧来看，关于李逵故事的剧目数量还是不少的。据统计，梁山好汉见之于元杂剧中者共有二十四人，除宋江在各剧中都有述及外，至于水浒剧中的主角，则以李逵为最多。其中有高文秀8种(双献功、乔教学、斗鸡会、诗酒丽春园、大闹牡丹园、敷演刘耍和、穷风月、借尸还魂)， 康进之2种(李逵负荆、老收心)， 杨显之乔断案，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红字李二板沓儿黑旋风，无名氏喜赏黄花峪，王德信诗酒丽春园，庾天锡黑旋风诗酒丽春园。再有明代李逵戏一种黑旋风仗义疏财。在这些流传至今的优秀剧作中，以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和李致远的大妇小妻还牢末成就最高。他们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水浒戏除了表现李逵的正义勇敢、急躁莽撞的个性特征外，还揉入了带有文人理想气质的自由浪漫精神，这一点颇与西方民间传说中的剑客“佐罗”相似。
通过粗略梳理这些关于李逵的元杂剧，我们可以看出带有戏谑态度和喜剧色彩的“疾恶如仇、能“文”能“武”是李逵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如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成功之处就是传神的刻划了李逵“疾恶如仇”的人物形像。该剧对人物形像的刻划是通过戏剧冲突完成的。李逵负荆的戏剧冲突是由误会造成的。恶棍冒充宋江抢走满堂娇便引起王林对宋江的误会。当李逵听王林说他女儿“被一贼汉夺将去了”李逵认为“贼汉”是指自己，便火性大发，李逵又与王林产生了误会，而真正推动整个剧情发展而导致冲突达到危机顶点的误会是李逵与宋江的误会。李逵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搜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 ”无情板斧怎肯担饶”“恨不得咬掉他一块肉”“把那厮脊梁骨折做两三截”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及至后来李逵不辞劳苦地寻找到宋刚、鲁智恩，并杀了他们解救了老王林女儿满堂娇等。
在这里李逵生性焦躁，勇猛而充满正义感的性格表现的非常充分。碰上欺压百姓的恶势力总是“按不住莽撞心头气”“不邓邓按不住心头怒”即使是他平生最敬畏的“公明哥哥”做了坏事，他也要大义灭亲，一心除恶，丝毫不手软，也正是在矛盾斗争的漩涡中塑造出李逵那正义、鲁莽、豪爽、粗犷的性格。
“这些元杂居除了表现李逵正义、鲁莽、豪爽、粗犷的性格外，还赋予了他喜剧性格特质，以强化戏剧的可欣赏性。”[2]一般来说李逵给人的印象是是“烟薰的子路，墨洒的金刚”似的黑凛凛的粗莽大汉，做的是杀人放火的粗莽汉。而一些元代水浒戏却把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集于李逵一身，把他塑造成既鲁莽勇敢又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文人形象。这一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特征，极富喜剧效果。
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里李逵为了搭救救孙孔目，颇有计谋的打扮做庄家呆后生，提着饭罐儿，并用计使蒙汗药麻倒狱卒;他在牢门口会精细到庄家呆后生不认识牵铃索这样小的问题;要杀白衙内他不光有勇，敢于深入险境，他还有谋，打扮做个祗候，提着瓶酒设法靠近白衙内;又如黄花峪里李逵打扮做货郎担深入打探水南寨，这些做法很难想象是粗鲁的李逵所为，这跟水浒传里的李逵凡事都一把板斧处理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按照正常的逻辑，试想李逵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他无论是打扮做庄家呆后生还是货郎担，都不像，这样一个纯粹的、一眼即可让人窥见其本质的角色，硬是让他强行打扮，在舞台上这么一亮相本身就会产生喜剧效果。再如水浒戏里的李逵嗜酒“害酒，不如死也！”粗莽英雄好酒很正常，可剧作家却让他在喝酒的同时流露出“可正是一盏能消万种愁”的思绪，这跟他“烟薰的子路，墨洒的金刚”的外貌和舞弄的一双大板斧似乎不太谐调。也就是说
多愁善感这样只有文人才具备的性情，不是李逵这样不识文墨的粗野莽汉所应有的，因而，莽汉李逵颇具文雅的表达愁绪的确出乎了观众的意料，由是引爆了观众的愉悦因子，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
如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中李逵喜赏桃花瓣儿的情节就非常的巧妙，戏剧除集中展示了主要人物李逵鲁莽、粗豪外，还描写了他性格天真、颇有文人气质的一个侧面。
“(醉中天）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云)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啗阿啗阿啗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唱)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云)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做笑科，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唱)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云)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唱)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云)不中，则怕误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唱)待不吃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3]
一直以来，关于“李逵喜赏桃花瓣儿”这一节评论甚多，胡适在水浒传考证里说:“这一段，写的何尝不美？但这可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的心理吗？”黄裳也在旧戏新谈说:“李逵怎能有那纤细的情感，那么风雅的欣赏力？”他觉得这一段“越写越不像”[4]
这些颇有威望的学者都承认这一段写得美，但又认为不真实，不符合逻辑。的确，让李逵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莽汉玩赏桃花，吟诵诗句似乎是有些说不过去。但笔者个人认为这也无可厚非。从审美学的角度来说，欣赏美、体验美是人的本性，跟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并无多大关系，只是说个体体验、欣赏的方式、程度有所不同。该剧中李逵面对桃花流水突然间吟诗作赋，这种欣赏是“剽窃”文人的，以他的头脑和身份不应该体会得那句诗，更不可能记起那句诗，至于他在那样一个美的自然环境里，情不自禁看黄莺、玩桃花、赶流水是可能的，这个是儿童都可能产生的行为，是客观真实的。
在这里，剧作家一反常态把李逵这样的莽汉整成恰似“吟风雨、弄桃花、风流儒雅的秀才，的确让人忍俊不禁，由此产生的戏剧效果是不言而喻的。看来从这个角度来考量，元杂剧把李逵的性格塑造的不伦不类是有一定目的的。
再如黑旋风仗义疏财剧第三折中李逵自云：“兄弟燕青，点把火来，寻的笔来，我在他庭中白壁上，写下四句，明日上司官府来看，要个明白也！(末写科)( 念云:) 都巡倚势把民欺，卖免官粮娶艳姿。要问夜来端的事？梁山寨上李山儿！”[5]这一折戏更是把李逵的文化素养提高了一个档次。李逵不仅能吟诗，还能执笔在白壁上即兴题诗，岂不怪哉，按照今天的说法“确实太有才了”
由此看来，元杂剧里李逵形象来自于个别剧作家的独立创新，并没有给予定型格式化。这一时期，元杂剧中的李逵是被作为一个喜剧角色来塑造的，剧作家的最初目的可能是渲染舞台气氛。
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元杂剧中关于李逵戏散佚的剧本也有不少。但经过专家学者的梳理，基本大貌还是可以能看出的。李逵的这种不伦不类，能文能武的性格风貌在元杂剧乔教学、斗鸡会、诗酒丽春园、大闹牡丹园、敷演刘耍和、穷风月、借尸还魂、老收心、乔断案、板沓儿黑旋风、黑旋风诗酒丽春园等这些剧作中也能看到个大概，甚至我们光从题名也能看出是喜剧。
尤其是乔教学的情节在后来的水浒传中我们还能看出施耐庵借鉴的影子，乔断案可能就是水浒传中李逵坐衙寿张县的前身，不识文墨粗鲁无比的莽汉进学堂也是惹人发笑的情节。诗酒丽春园、穷风月题目就富有文人的生活情趣，而有传本的杂剧中李逵也确实有点文人气质和诗人性情。出现这种原因的最大可能就是各个剧作家自由创作的结果。由此可见，元杂剧中的李逵性格是不太一致的，有个粗莽的李逵，还有个风流儒雅的李逵。至于“斗鸡、大闹、敷演刘耍和”这样的情节，由于文献散佚，我们无从考证其具体是什么事，但还是可以看出肯定是喜剧行为。李逵好耍，这在元杂剧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中都有较有说服力的体现。一些散佚剧本的题名也旁证了水浒戏中的李逵确实是个喜剧角色。他有粗也有细，有勇也有谋，既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也有咏风吟月，风流儒雅的书生气息。元杂剧中这样的戏剧人物塑造手法更增强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喜剧色彩。
二
众所周知，文学现象总是和时代环境分不开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李逵形象的演变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文化认知心理规律的。
自古以来“家国不幸诗家幸”是中国文化传承的真实写照。元朝入主中原后，暴力推行的种族岐视政策加大了蒙、汉民族矛盾。这一时期读书人的地位卑下。加之元初统治者无知地对汉文化实行灭绝政策，废除科举制度长达七十多年。广大知识分子无法跻身仕途，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无奈中纷纷投奔到“书会”中去，和一些戏班优伶结合起来，通过撰写一些历史体裁的剧本一吐心中之块垒。这皆和著名宋词人柳永比较相似，柳永在政治上得不到重用，就流连于烟花柳巷和妓女们混在一起填词做赋，留后人下了很多光辉的词章。元代文人政治上的失意，也使这些知识分子投入到戏班中去，为我国的戏剧史留下了一样光辉的篇章。但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文人的戏剧创作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随意性。
马廉的录鬼簿新校注里记载了贾仲明对元杂剧家的评语，证明元杂剧很多人物形象性格是其作家随意创造的。至于历史上有无李逵其人或者是什么性格，这些剧作家是不会太关心的，他们所热衷的是如何塑造出一个让当下人喜爱的喜剧形象来，如何抒发自己压抑的心境。
“自古文人侠士梦”这是中国历代文人的真实理想状态写照。元政权的民族歧视政策，赋予了一些蒙古贵族很多特权。这些拥有特权的蒙古贵族可以夺人财物，抢人妻女恣意横行，而不受到政府的任何管制，甚至被政府默许。由此“民之冤抑，无处伸诉。”这暗无天日的社会背景，激发了元剧作家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目睹当时让人悲愤的社会现实，却无能为力。他们能做到的只能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付诸于笔端，编撰出一些带有揶揄、戏谑态度的剧目，以自己的方式对抗强权政治。
这些文人结合自身的素质，在一些剧作中给李逵赋予了他们自身的素质，那就是“侠义 才气”从创作心理层面上说“这既是文人渴望救民于水火的希望，又是其不愿放弃文人本色的体现;既是对抗邪恶的力量表现，又是转移人们痛苦的方式。”[6]现存元杂剧中的水浒戏的基本内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到权豪势要、地痞恶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而李逵戏也正是写黑旋风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从创作意图上说，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正是一些剧作家正在自己内心意愿的表达。
作为元杂剧水浒戏和明清小说水浒传共同侧重的典型人物李逵，他的性格在这两种不同文体上表现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在存目的34种水浒戏中，将近一半写及李逵，写得最多、最好的也是李逵。从元杂剧李逵人物形象塑造的大方向来观照，我们可以发现，高文秀是写水浒戏最多的一个作家，他的剧本只他的剧本占了元杂剧水浒戏半壁江山。所以，很大程度上说水浒戏中李逵“粗勇、精细、侠义、儒雅”的带有喜剧色彩的性格特征就是他定调的。
而水浒传对李逵形象的塑造，除了继承元杂剧的“水浒戏”之外，不少地方融入了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冷静思考状态下对“水浒戏”的发展和提高。”[7]水浒传的诞生，宣布了李逵形象直至今天的暂予定型。元杂剧中作为一个“救星”形象的李逵在小说当中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除了急躁莽撞这个最基本的性格特点没有变化以外，水浒戏中李逵身上的很多优秀品质在小说里都模糊、弱化甚至消解了。在水浒传中，施耐庵很少对李逵的性格和行为做其他直接的评价，而对其他梁山好汉则有赞扬之笔。比如第99回就对燕青大加褒奖“若燕青，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矣”当然也有批评，比如第13回对雷横“，虽然仗义，只有些心匾窄”相比之下，施耐庵对待李逵采取的是一种更加冷静观照的旁观态度。
并在这种冷静观照中，一路以精彩的笔触把李逵的故事推到水浒传终篇，而没有丝毫减弱其艺术魅力。因此有人说郑振泽说“李逵是水浒传的灵魂，武松是水浒传的脊梁，没有李逵、武松，也就没有了水浒传”[8]因此，研究李逵形象的发展变化，更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之间的某些传承关系。
元杂剧中的李逵是一个专门“替天行道救生民”、“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二折）的绿林侠士。由于当时杂剧的主要受众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广大群众，因此水浒戏中反映阶级压迫、社会不平的情节比较贴合老百姓的文化心态，剧目的上演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这也是元杂剧得以迅速发展并在元时代取得最高成绩的基本原因。
元杂剧中对李逵形象的塑造虽然丰富多彩，但由于过于强调戏剧化，杂剧作家因过于偏爱和追求“戏”味，迎合市民观众的趣味，把一些不恰当的言行强加在李逵身上，从而忽略了形象的典型塑造，因此，导致李逵的个性特征显的比较凌乱，缺乏典型性。如在双献功一剧中，李逵不仅足智多谋的装... -->>
李逵是我国人民比较喜欢的古典文艺人物形象。他从南宋的民间传说中一路走来，从元杂剧中寄托广大民众伸张正义的文化思想，扮演了一个嫉恶如仇、能“文”能“武”的让人称颂的绿林侠士，到水浒传中的憨勇率直，愚顽嗜杀惹人诟病草莽英雄。李逵形象从性格上经历了丰富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文体在塑造人物方面的需要，还可以看到不同时代背景作用下人们（包括作者）文化心态的嬗变历程。
李逵是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乃至今天的各类文艺载体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物。也是从南宋至今，在我国，乃至更大的地理范围一个人们耳熟能详，比较喜爱的古典文艺人物形象。在这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李逵的形象从性格上经历了丰富的变化。南宋已降，元之前的李逵缺少明确的文献记载，形象比较模糊，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性的符号存见于极少数的历史文献中。元封建王朝为巩固其政权针对汉人施行的高压政策，催生了大量水浒戏诞生，代表正义的李逵的形象迅速丰满起来，一跃成为具有多重个性，粗雅合一富有正义和喜剧色彩的绿林侠士。又经过了一个时期的演绎，终于在施耐庵的塑造下形成了我们今天在水浒传中看到的憨勇率直，愚顽嗜杀颇惹人诟病悲剧人物形象。
抛却历来争论不休，古典文艺人物道德价值观念方面的评判，我们不仅可以从“元杂剧”和水浒传这两种不同文体中看出李逵性格的明显变迁，而且可以得出代表人们文化心态的符号的文艺人物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背景演变而不断演变的。南宋时代的李逵是南宋时代的李逵；元杂剧的李逵是“元代的李逵”；而水浒传的的李逵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李逵，相信在未来的日子理，随着时代的变化李逵的形象还将变化。
一
在元代以前，记载李逵的相关文献微乎其微，就连比较著名的宋代笔记文献大宋宣和遗事之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对李逵“黑旋风”的讲述也仅有“风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尔亦凶”寥寥数句而已。[1]因此，这一时期，李逵的形象还很苍白、模糊。剽悍蛮横，崇尚武力的蒙古族入侵中原建立了元封建帝国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推行种族岐视政策，汉人在饱受欺凌的状况下愈加怀念南宋传说中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于是北宋宋江聚众梁山起义，反抗强权政治等故事传说便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
元时代大量的水浒戏诞生，使水浒人物李逵的形象迅速地丰满起来并渐趋定型。这一时期，由于多位剧作家创作了多种版本，李逵形象和性格也是多种多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是作为一种喜剧人物形象出现的。及至水浒传的诞生，李逵的形象得到了定型，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李逵形象。从元杂剧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到水浒传中的典型化。李逵的形象变化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考量这一过程时可以发现：李逵作为人物形象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的，由此可以说：元杂剧对水浒传中李逵形象的成型功不可没。
从现存的元代水浒剧来看，关于李逵故事的剧目数量还是不少的。据统计，梁山好汉见之于元杂剧中者共有二十四人，除宋江在各剧中都有述及外，至于水浒剧中的主角，则以李逵为最多。其中有高文秀8种(双献功、乔教学、斗鸡会、诗酒丽春园、大闹牡丹园、敷演刘耍和、穷风月、借尸还魂)， 康进之2种(李逵负荆、老收心)， 杨显之乔断案，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红字李二板沓儿黑旋风，无名氏喜赏黄花峪，王德信诗酒丽春园，庾天锡黑旋风诗酒丽春园。再有明代李逵戏一种黑旋风仗义疏财。在这些流传至今的优秀剧作中，以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和李致远的大妇小妻还牢末成就最高。他们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水浒戏除了表现李逵的正义勇敢、急躁莽撞的个性特征外，还揉入了带有文人理想气质的自由浪漫精神，这一点颇与西方民间传说中的剑客“佐罗”相似。
通过粗略梳理这些关于李逵的元杂剧，我们可以看出带有戏谑态度和喜剧色彩的“疾恶如仇、能“文”能“武”是李逵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如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成功之处就是传神的刻划了李逵“疾恶如仇”的人物形像。该剧对人物形像的刻划是通过戏剧冲突完成的。李逵负荆的戏剧冲突是由误会造成的。恶棍冒充宋江抢走满堂娇便引起王林对宋江的误会。当李逵听王林说他女儿“被一贼汉夺将去了”李逵认为“贼汉”是指自己，便火性大发，李逵又与王林产生了误会，而真正推动整个剧情发展而导致冲突达到危机顶点的误会是李逵与宋江的误会。李逵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搜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 ”无情板斧怎肯担饶”“恨不得咬掉他一块肉”“把那厮脊梁骨折做两三截”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及至后来李逵不辞劳苦地寻找到宋刚、鲁智恩，并杀了他们解救了老王林女儿满堂娇等。
在这里李逵生性焦躁，勇猛而充满正义感的性格表现的非常充分。碰上欺压百姓的恶势力总是“按不住莽撞心头气”“不邓邓按不住心头怒”即使是他平生最敬畏的“公明哥哥”做了坏事，他也要大义灭亲，一心除恶，丝毫不手软，也正是在矛盾斗争的漩涡中塑造出李逵那正义、鲁莽、豪爽、粗犷的性格。
“这些元杂居除了表现李逵正义、鲁莽、豪爽、粗犷的性格外，还赋予了他喜剧性格特质，以强化戏剧的可欣赏性。”[2]一般来说李逵给人的印象是是“烟薰的子路，墨洒的金刚”似的黑凛凛的粗莽大汉，做的是杀人放火的粗莽汉。而一些元代水浒戏却把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集于李逵一身，把他塑造成既鲁莽勇敢又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文人形象。这一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特征，极富喜剧效果。
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里李逵为了搭救救孙孔目，颇有计谋的打扮做庄家呆后生，提着饭罐儿，并用计使蒙汗药麻倒狱卒;他在牢门口会精细到庄家呆后生不认识牵铃索这样小的问题;要杀白衙内他不光有勇，敢于深入险境，他还有谋，打扮做个祗候，提着瓶酒设法靠近白衙内;又如黄花峪里李逵打扮做货郎担深入打探水南寨，这些做法很难想象是粗鲁的李逵所为，这跟水浒传里的李逵凡事都一把板斧处理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按照正常的逻辑，试想李逵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他无论是打扮做庄家呆后生还是货郎担，都不像，这样一个纯粹的、一眼即可让人窥见其本质的角色，硬是让他强行打扮，在舞台上这么一亮相本身就会产生喜剧效果。再如水浒戏里的李逵嗜酒“害酒，不如死也！”粗莽英雄好酒很正常，可剧作家却让他在喝酒的同时流露出“可正是一盏能消万种愁”的思绪，这跟他“烟薰的子路，墨洒的金刚”的外貌和舞弄的一双大板斧似乎不太谐调。也就是说
多愁善感这样只有文人才具备的性情，不是李逵这样不识文墨的粗野莽汉所应有的，因而，莽汉李逵颇具文雅的表达愁绪的确出乎了观众的意料，由是引爆了观众的愉悦因子，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
如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中李逵喜赏桃花瓣儿的情节就非常的巧妙，戏剧除集中展示了主要人物李逵鲁莽、粗豪外，还描写了他性格天真、颇有文人气质的一个侧面。
“(醉中天）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云)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啗阿啗阿啗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唱)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云)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做笑科，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唱)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云)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唱)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云)不中，则怕误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唱)待不吃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3]
一直以来，关于“李逵喜赏桃花瓣儿”这一节评论甚多，胡适在水浒传考证里说:“这一段，写的何尝不美？但这可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的心理吗？”黄裳也在旧戏新谈说:“李逵怎能有那纤细的情感，那么风雅的欣赏力？”他觉得这一段“越写越不像”[4]
这些颇有威望的学者都承认这一段写得美，但又认为不真实，不符合逻辑。的确，让李逵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莽汉玩赏桃花，吟诵诗句似乎是有些说不过去。但笔者个人认为这也无可厚非。从审美学的角度来说，欣赏美、体验美是人的本性，跟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并无多大关系，只是说个体体验、欣赏的方式、程度有所不同。该剧中李逵面对桃花流水突然间吟诗作赋，这种欣赏是“剽窃”文人的，以他的头脑和身份不应该体会得那句诗，更不可能记起那句诗，至于他在那样一个美的自然环境里，情不自禁看黄莺、玩桃花、赶流水是可能的，这个是儿童都可能产生的行为，是客观真实的。
在这里，剧作家一反常态把李逵这样的莽汉整成恰似“吟风雨、弄桃花、风流儒雅的秀才，的确让人忍俊不禁，由此产生的戏剧效果是不言而喻的。看来从这个角度来考量，元杂剧把李逵的性格塑造的不伦不类是有一定目的的。
再如黑旋风仗义疏财剧第三折中李逵自云：“兄弟燕青，点把火来，寻的笔来，我在他庭中白壁上，写下四句，明日上司官府来看，要个明白也！(末写科)( 念云:) 都巡倚势把民欺，卖免官粮娶艳姿。要问夜来端的事？梁山寨上李山儿！”[5]这一折戏更是把李逵的文化素养提高了一个档次。李逵不仅能吟诗，还能执笔在白壁上即兴题诗，岂不怪哉，按照今天的说法“确实太有才了”
由此看来，元杂剧里李逵形象来自于个别剧作家的独立创新，并没有给予定型格式化。这一时期，元杂剧中的李逵是被作为一个喜剧角色来塑造的，剧作家的最初目的可能是渲染舞台气氛。
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元杂剧中关于李逵戏散佚的剧本也有不少。但经过专家学者的梳理，基本大貌还是可以能看出的。李逵的这种不伦不类，能文能武的性格风貌在元杂剧乔教学、斗鸡会、诗酒丽春园、大闹牡丹园、敷演刘耍和、穷风月、借尸还魂、老收心、乔断案、板沓儿黑旋风、黑旋风诗酒丽春园等这些剧作中也能看到个大概，甚至我们光从题名也能看出是喜剧。
尤其是乔教学的情节在后来的水浒传中我们还能看出施耐庵借鉴的影子，乔断案可能就是水浒传中李逵坐衙寿张县的前身，不识文墨粗鲁无比的莽汉进学堂也是惹人发笑的情节。诗酒丽春园、穷风月题目就富有文人的生活情趣，而有传本的杂剧中李逵也确实有点文人气质和诗人性情。出现这种原因的最大可能就是各个剧作家自由创作的结果。由此可见，元杂剧中的李逵性格是不太一致的，有个粗莽的李逵，还有个风流儒雅的李逵。至于“斗鸡、大闹、敷演刘耍和”这样的情节，由于文献散佚，我们无从考证其具体是什么事，但还是可以看出肯定是喜剧行为。李逵好耍，这在元杂剧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中都有较有说服力的体现。一些散佚剧本的题名也旁证了水浒戏中的李逵确实是个喜剧角色。他有粗也有细，有勇也有谋，既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也有咏风吟月，风流儒雅的书生气息。元杂剧中这样的戏剧人物塑造手法更增强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喜剧色彩。
二
众所周知，文学现象总是和时代环境分不开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李逵形象的演变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文化认知心理规律的。
自古以来“家国不幸诗家幸”是中国文化传承的真实写照。元朝入主中原后，暴力推行的种族岐视政策加大了蒙、汉民族矛盾。这一时期读书人的地位卑下。加之元初统治者无知地对汉文化实行灭绝政策，废除科举制度长达七十多年。广大知识分子无法跻身仕途，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无奈中纷纷投奔到“书会”中去，和一些戏班优伶结合起来，通过撰写一些历史体裁的剧本一吐心中之块垒。这皆和著名宋词人柳永比较相似，柳永在政治上得不到重用，就流连于烟花柳巷和妓女们混在一起填词做赋，留后人下了很多光辉的词章。元代文人政治上的失意，也使这些知识分子投入到戏班中去，为我国的戏剧史留下了一样光辉的篇章。但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文人的戏剧创作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随意性。
马廉的录鬼簿新校注里记载了贾仲明对元杂剧家的评语，证明元杂剧很多人物形象性格是其作家随意创造的。至于历史上有无李逵其人或者是什么性格，这些剧作家是不会太关心的，他们所热衷的是如何塑造出一个让当下人喜爱的喜剧形象来，如何抒发自己压抑的心境。
“自古文人侠士梦”这是中国历代文人的真实理想状态写照。元政权的民族歧视政策，赋予了一些蒙古贵族很多特权。这些拥有特权的蒙古贵族可以夺人财物，抢人妻女恣意横行，而不受到政府的任何管制，甚至被政府默许。由此“民之冤抑，无处伸诉。”这暗无天日的社会背景，激发了元剧作家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目睹当时让人悲愤的社会现实，却无能为力。他们能做到的只能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付诸于笔端，编撰出一些带有揶揄、戏谑态度的剧目，以自己的方式对抗强权政治。
这些文人结合自身的素质，在一些剧作中给李逵赋予了他们自身的素质，那就是“侠义 才气”从创作心理层面上说“这既是文人渴望救民于水火的希望，又是其不愿放弃文人本色的体现;既是对抗邪恶的力量表现，又是转移人们痛苦的方式。”[6]现存元杂剧中的水浒戏的基本内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到权豪势要、地痞恶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而李逵戏也正是写黑旋风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从创作意图上说，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正是一些剧作家正在自己内心意愿的表达。
作为元杂剧水浒戏和明清小说水浒传共同侧重的典型人物李逵，他的性格在这两种不同文体上表现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在存目的34种水浒戏中，将近一半写及李逵，写得最多、最好的也是李逵。从元杂剧李逵人物形象塑造的大方向来观照，我们可以发现，高文秀是写水浒戏最多的一个作家，他的剧本只他的剧本占了元杂剧水浒戏半壁江山。所以，很大程度上说水浒戏中李逵“粗勇、精细、侠义、儒雅”的带有喜剧色彩的性格特征就是他定调的。
而水浒传对李逵形象的塑造，除了继承元杂剧的“水浒戏”之外，不少地方融入了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冷静思考状态下对“水浒戏”的发展和提高。”[7]水浒传的诞生，宣布了李逵形象直至今天的暂予定型。元杂剧中作为一个“救星”形象的李逵在小说当中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除了急躁莽撞这个最基本的性格特点没有变化以外，水浒戏中李逵身上的很多优秀品质在小说里都模糊、弱化甚至消解了。在水浒传中，施耐庵很少对李逵的性格和行为做其他直接的评价，而对其他梁山好汉则有赞扬之笔。比如第99回就对燕青大加褒奖“若燕青，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矣”当然也有批评，比如第13回对雷横“，虽然仗义，只有些心匾窄”相比之下，施耐庵对待李逵采取的是一种更加冷静观照的旁观态度。
并在这种冷静观照中，一路以精彩的笔触把李逵的故事推到水浒传终篇，而没有丝毫减弱其艺术魅力。因此有人说郑振泽说“李逵是水浒传的灵魂，武松是水浒传的脊梁，没有李逵、武松，也就没有了水浒传”[8]因此，研究李逵形象的发展变化，更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之间的某些传承关系。
元杂剧中的李逵是一个专门“替天行道救生民”、“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二折）的绿林侠士。由于当时杂剧的主要受众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广大群众，因此水浒戏中反映阶级压迫、社会不平的情节比较贴合老百姓的文化心态，剧目的上演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这也是元杂剧得以迅速发展并在元时代取得最高成绩的基本原因。
元杂剧中对李逵形象的塑造虽然丰富多彩，但由于过于强调戏剧化，杂剧作家因过于偏爱和追求“戏”味，迎合市民观众的趣味，把一些不恰当的言行强加在李逵身上，从而忽略了形象的典型塑造，因此，导致李逵的个性特征显的比较凌乱，缺乏典型性。如在双献功一剧中，李逵不仅足智多谋的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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