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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风华正茂的八路军女兵和女干部悲壮而惨烈地毁灭在日寇的魔掌之中。
我的一位熟人、终生研究抗战史的权威专家告诉我，在我军的军史上，这是仅次于1936年西路军妇女团全军覆没的第二次我军女兵部队整建制覆没的事件。
但是，比西路军女兵更加不幸的是，无论是在国、共双方的军史、战史上，还是在日本的战争记录中，都找不到关于这次血案的正式记载，只有个别老首长在回忆录中有只言片语提及此事。作为这次惨案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在即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之际，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要向今天的年轻人说出历史的真相，以告慰无数战友的在天之灵。
我1920年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祖父作过北洋大臣的幕僚，父母却都是庚子赔款留洋学生，因此我从小受的是西式教育。我15岁那年进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一二九抗日运动，刚刚摆脱童蒙的我，被卷入了事关国家存亡的政治大潮。
我所在的女一中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之一，我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以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我接触了党的组织，1936年6月，经长我两届的学姐沈茗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
随着日寇的步步进逼，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很快成了学生界党的骨干分子。随着局势的恶化，平津的大专院校纷纷南迁，战争的空气越来越浓了。父母担心我的安全，准备送我到英国去继续读书，可我不愿意在自己的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离去，经过无数次的抗争，终于留在了战争乌云笼罩下的北平。
不久，全面抗战终于爆发，次年，我中学毕业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学校。这时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抗日活动骨干了，我当时已是预备党员，受华北局群工部一位姓刘的同志直接领导。
1939年初夏的一天，老刘突然通知我到一个秘密地点开会，到达后我发现屋里已有十几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寻常的。最让我惊喜意外的是，我竟发现了我的入团介绍人沈茗。
她早两年上了燕大，抗战爆发后就没有了音信，我一直以为，她随学校南迁了，没想到她竟然还留在这日寇铁蹄下的古都。
老刘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局势：抗战爆发后，我军向华北敌后积极发展，在山岳地区站稳脚跟后，又开始向冀中平原发展，目前在冀中平原已经建立了数块根据地和游击区。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干部明显不足，根据这一情况，华北局决定从平津等大城市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到各根据地去。我们这批人马上就要启程前往抗日根据地。
听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兴奋不已，一年多了，在日本人鼻子底下开展工作，大气都不敢喘，这下要到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去了，谁不高兴呢？当夜我们就分头上路，经不同的路线进入了根据地。到根据地后，我被分配到冀中分区三区群工部任妇女干事。沈茗比我到的晚，她被分配到军区敌工部工作，我们见过一面，她就匆匆地又上路了。根据地的生活是舒畅的，但也是残酷的，几乎每天都在反扫荡中度过，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自己也随时准备牺牲。
一年多时间就这么过去了，1940年下半年，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面，党派我到定兴县担任县妇救会长，那年我整整20岁。我到任之前，定兴县已牺牲了5位县妇救会长，我是第6任，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上任时我就准备好与我的前任一样英勇赴死。也许是命运的眷顾，我在县妇救会长任上几次遇险，但均化险为夷，大难不死。
1941年中，我再次接到调令，任三区群工部副部长，我是三区第一个活着离任的县妇救会长。到任新职不久，那年的初春，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军分区去参加妇女干部训练班，听了这个消息，我真象吃了蜜一样，那是我们天天向往的中心区啊。
经过半个月的辗转跋涉，穿过敌人无数道封锁线，我们终于进了山，到达了中心区南罗山，我真觉的是到了家。几天以后，参加妇训班的同志陆续到齐了，学员都是各区妇女工作的负责人，也许是斗争过于残酷，干部牺牲太快，参加妇训班的同志年岁都不大，最小的五区宣传部长夏雪莲只有20岁，年纪最大的一位大姐谭萍也不过26岁，而且几乎都是城里来的“洋学生”干部。
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又见到了沈茗，她已从军区调冀中分区敌工部一年，任副部长也将近半年了，这次她也参加了妇训班，而且是我们的班长。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望着成熟、端庄的沈茗，我心中激动不已，这两年多中不知有多少次，在身处险境时我想到过：可能再也见不到沈茗了，可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经过九死一生，我也不再是两年前那个一身稚气的小姑娘了。
我们俩拉着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渐渐地，话题从刀光血影的对敌斗争转到了女儿家的悄悄话。在我的刨根问底之下，沈茗终于向我“坦白”，她快要结婚了。她的爱人是分区张副司令，他们恋爱已经半年了，组织上正在审批他们的结婚申请。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免涌出一丝惆怅，两年中我心中曾经有过一个人，他曾是我的直接领导，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表白我的感情，他就牺牲了。
随时可能牺牲的残酷环境让我的心冷了。
训练班的生活是愉快、舒畅的，不用每天担心敌情，不用半夜起来跑情况，姐妹们都说自己养白了养胖了。不过也有一件事让我有些别扭：大家都轰轰烈烈地谈其恋爱来了。部队男多女少是客观情况，尽管组织上对结婚有二八团的严格规定，但仍有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没有结婚。妇训班一下来了二十几个青春年华的女干部，无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目标。
从训练班一开班，就不断有男同志经老首长老战友介绍来找班里的女同志。
全班23个人除谭大姐已经结婚、沈茗名花有主之外，全有人介绍对象，有的干脆就是军分区首长指名道性派下来的任务。我对这种近乎于指腹为婚的方式很不以为然，觉的我们都是五四后的新青年，怎么能接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指定婚姻呢。加上我心底深藏的那快心病，我对这样的“恋爱”怎么也提不起兴趣。连续两个首长介绍来的男同志都被我礼貌地拒绝了。
八月初的一天晚饭后，沈茗忽然神秘地叫上我，向北山坡走去。那时晚饭后各单位都有固定的科目，而唯有我们这个训练班，分区首长特别批准晚饭后至熄灯前这段时间自由活动，是留给我们的恋爱时间。北坡是分区首长的驻地，我不知沈茗要干什么，懵懵懂懂地跟她来到一座小屋前，我听见里面是两个男人在畅怀地谈论着什么。
沈茗推门进屋，我这才看清张副司令坐在屋里，他对面还有另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同志。张副司令我认识，他给我们讲过游击战术，另一位看着眼熟，但想不起是谁。沈茗指着我说：“老张、老郑，这就是小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算我的娘家人了。”
接着她又对我说：“小关，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和老张结婚，我们打算过些天举行婚礼，老张说，请你来一块庆祝一下。”
我红着脸点点头，有些不知所措，在副司令面前，我还是有点拘谨。沈茗看出了我的拘谨，拉着我在一边坐下，大家拉起了家常。张副司令很随和，言谈话语中似乎知道我在恋爱问题上是班里的个别分子，但也并不介意，甚至和我开起了玩笑。
对面男同志自从沈茗叫出“老郑”，我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分区头号主力部队十六团的团长郑明强。他在冀中地区可是赫赫有名的虎将，他的十六团鬼子提起来都竖大姆哥。他带部队在3区打过几仗，他的名字我听的太多了，可本人我只是开大会时远远地见过两次。老郑很健谈，大家天南海北地一聊，我吃惊地发现，他不光谈起打仗来眉飞色舞，竟然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让我这个师专没毕业的女学生自愧不如。
细问之下才知道，他原来毕业于南开大学，在学校里就入了党，毕业后受党指派到西北军做兵运。抗战爆发后拉起了一支队伍，越战越勇，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十六团。
我被他传奇式的经历迷住了，和他热烈地交谈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沈茗和张副司令悄悄地离去，屋里只剩我们两人，一直谈到熄灯号响。该就寝了，我依依不舍地与老郑告别，问了他还能否见到他，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刚从外线回来，正在补充整训，我会来看你的。”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翻来覆去就是郑明强，忽然脑海蹦出四个字：一见钟情。我的脸顿时热的烫手。
训练班的课程还在继续，可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一过晚饭时间就站在山坡上遥望山下的大路，几次被沈茗看见，用手指放在脸蛋上羞我，这时候我就捅捅她：“还不是你搞的鬼！”
老郑几乎隔一两天就来一次，我们什么都聊，每次都聊到熄灯号响。时间过的飞快，很快就过去半个多月，8月20日是个星期天，按规定休息半天，整理内务，沈茗告诉我，他们打算就把婚礼办了。我心中开始涌出一丝惆怅，我们的训练班马上要结业了，9月初过后我们就要回各区了，我已经得到消息，沈茗将任分区敌工部长，我也将任3区群工部长。可我不知怎么，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星期六的晚上，老郑又来了，我俩坐在山坡上的小树林里相对无语。沉默良久，老郑忽然抓住我的手说：“小关，我爱你，嫁给我吧！”
我感觉到他的手心都是汗水，我的心里又是激动又有一丝淡淡的悲伤，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抬起头呆呆地望着他，眼里吣满了泪水。他好象明白了我的心思，拍拍我的手说：“我马上打报告，咱们年底前结婚！”
我一头扑到他的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倚偎着，谁也不说话，直到熄灯号响。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仍是上课，中午一下课，大家就都跑到北山坡张副司令的小屋里。谭大姐带人把沈茗的军被搬了过来，与原有的一床并排摆在一起，这几乎是部队婚礼的标准仪式了。大家吵吵嚷嚷地围着新娘子沈茗要喜糖吃，副司令的炊事员把一大萝白馒头和一荤一素两大盆菜摆上了桌，这就算是副司令和沈茗的婚宴了。饭菜下去了一半，大家才意识到副司令还没有露面，司令部、敌工部的同志们也没有来，沈茗有些不安起来。
我走过去抚着沈茗的肩头安慰她说：“别急，副司令可能有什么临时的急事绊住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低沉的嗡嗡的响声，紧接着就传来轰隆隆的炸弹爆炸声。爆炸声一落，外面传来了急促的紧急集合号声。号声就是命令，大家立刻站起身来，向我们的营房奔去。刚回到营房，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有人翻身下马，是政治部的通讯员。
通讯员见到沈茗，立正敬礼后传达命令：“沈副部长，敌人突然开始扫荡，前锋部队已到秦家岭，分区命令你们立刻向刘家垴集中！”
沈茗看了一眼命令，回头对大家道：“快，马上回去打背包，15分钟后出发！”
大家轰的一声跑向自己的宿舍，沈茗也抓起刚搬回来的被子，打起了背包。
天黑以前，我们就赶到了刘家垴，这里是分区后勤部的主要驻地，分区的军械厂、被服厂、印刷厂等都在这里。
我们到达时，看到人们正在紧张地坚壁清野，埋藏无法带走的笨重机器。我们到达村口，看到政治部刘主任正在等我们，他身后站着十几个女兵。看到那群女兵的领队，我明白了，这是抗大二分校女生4队。她们在分区也是一支很引人注目的队伍，队里的学员比我们训练班要大一些，基本上都是区一级的领导，她们的领队、分区干部部副部长杨君茹我认识，我来妇训班报到时她找我谈过话，我清楚地记得，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刘主任和沈茗握过手后严肃地说：“时间很紧迫，马上到村西吴家大院里集中！”
我们赶紧赶往村西，路上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支大部队急急地超过我们而去。忽然一匹战马在我身边停了下来，从马上跳下来的是郑明强，我的心急促地跳了起来，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跨上马赶部队去了。松开他的大手，我的手里留下了一只小巧锃亮的白郎宁手枪，打开弹匣，里面是满满一匣黄澄澄的子弹。握着这还带着他的体温的礼物，我几乎掉下泪来。
我们到达村西的时候，看见吴家大院的门口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文质彬彬的女军人，正急切地四处张望着，我认出她是分区白求恩军医学校（简称白校）的范校长范宜君。白校是军区聂司令的掌上明珠，为军区各部队和各区输送了大批医务人员，范校长自然也是在全军区桃李满天下的大名人了。
从大院门口望去，150多名卫校学员已经整整齐齐地坐在背包上随时准备出发了。
范校长看见我们，急切地迎了上来，还没有打招呼，从我们身后匆匆而过的十六团的队伍忽然停了下来，一个魁梧的军人带了一支小小的队伍走了过来。走到近前我们才看清楚，过来的队伍有近20人，虽然都穿着军装、背着背包，但从他们稚嫩的面庞看，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而且女孩子占大多数。
我认出其中的一个：宋丽，这个16岁的小姑娘是烈士遗孤，军区育英学校冀中分校的学生，和我们一起搞过联欢。
看着这群小姑娘，脑子不由得转了起来。育英学校的学生都是首长的子女、着名民主人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共有百十人。... -->>
一群风华正茂的八路军女兵和女干部悲壮而惨烈地毁灭在日寇的魔掌之中。
我的一位熟人、终生研究抗战史的权威专家告诉我，在我军的军史上，这是仅次于1936年西路军妇女团全军覆没的第二次我军女兵部队整建制覆没的事件。
但是，比西路军女兵更加不幸的是，无论是在国、共双方的军史、战史上，还是在日本的战争记录中，都找不到关于这次血案的正式记载，只有个别老首长在回忆录中有只言片语提及此事。作为这次惨案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在即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之际，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要向今天的年轻人说出历史的真相，以告慰无数战友的在天之灵。
我1920年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祖父作过北洋大臣的幕僚，父母却都是庚子赔款留洋学生，因此我从小受的是西式教育。我15岁那年进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一二九抗日运动，刚刚摆脱童蒙的我，被卷入了事关国家存亡的政治大潮。
我所在的女一中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之一，我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以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我接触了党的组织，1936年6月，经长我两届的学姐沈茗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
随着日寇的步步进逼，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很快成了学生界党的骨干分子。随着局势的恶化，平津的大专院校纷纷南迁，战争的空气越来越浓了。父母担心我的安全，准备送我到英国去继续读书，可我不愿意在自己的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离去，经过无数次的抗争，终于留在了战争乌云笼罩下的北平。
不久，全面抗战终于爆发，次年，我中学毕业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学校。这时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抗日活动骨干了，我当时已是预备党员，受华北局群工部一位姓刘的同志直接领导。
1939年初夏的一天，老刘突然通知我到一个秘密地点开会，到达后我发现屋里已有十几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寻常的。最让我惊喜意外的是，我竟发现了我的入团介绍人沈茗。
她早两年上了燕大，抗战爆发后就没有了音信，我一直以为，她随学校南迁了，没想到她竟然还留在这日寇铁蹄下的古都。
老刘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局势：抗战爆发后，我军向华北敌后积极发展，在山岳地区站稳脚跟后，又开始向冀中平原发展，目前在冀中平原已经建立了数块根据地和游击区。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干部明显不足，根据这一情况，华北局决定从平津等大城市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到各根据地去。我们这批人马上就要启程前往抗日根据地。
听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兴奋不已，一年多了，在日本人鼻子底下开展工作，大气都不敢喘，这下要到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去了，谁不高兴呢？当夜我们就分头上路，经不同的路线进入了根据地。到根据地后，我被分配到冀中分区三区群工部任妇女干事。沈茗比我到的晚，她被分配到军区敌工部工作，我们见过一面，她就匆匆地又上路了。根据地的生活是舒畅的，但也是残酷的，几乎每天都在反扫荡中度过，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自己也随时准备牺牲。
一年多时间就这么过去了，1940年下半年，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面，党派我到定兴县担任县妇救会长，那年我整整20岁。我到任之前，定兴县已牺牲了5位县妇救会长，我是第6任，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上任时我就准备好与我的前任一样英勇赴死。也许是命运的眷顾，我在县妇救会长任上几次遇险，但均化险为夷，大难不死。
1941年中，我再次接到调令，任三区群工部副部长，我是三区第一个活着离任的县妇救会长。到任新职不久，那年的初春，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军分区去参加妇女干部训练班，听了这个消息，我真象吃了蜜一样，那是我们天天向往的中心区啊。
经过半个月的辗转跋涉，穿过敌人无数道封锁线，我们终于进了山，到达了中心区南罗山，我真觉的是到了家。几天以后，参加妇训班的同志陆续到齐了，学员都是各区妇女工作的负责人，也许是斗争过于残酷，干部牺牲太快，参加妇训班的同志年岁都不大，最小的五区宣传部长夏雪莲只有20岁，年纪最大的一位大姐谭萍也不过26岁，而且几乎都是城里来的“洋学生”干部。
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又见到了沈茗，她已从军区调冀中分区敌工部一年，任副部长也将近半年了，这次她也参加了妇训班，而且是我们的班长。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望着成熟、端庄的沈茗，我心中激动不已，这两年多中不知有多少次，在身处险境时我想到过：可能再也见不到沈茗了，可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经过九死一生，我也不再是两年前那个一身稚气的小姑娘了。
我们俩拉着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渐渐地，话题从刀光血影的对敌斗争转到了女儿家的悄悄话。在我的刨根问底之下，沈茗终于向我“坦白”，她快要结婚了。她的爱人是分区张副司令，他们恋爱已经半年了，组织上正在审批他们的结婚申请。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免涌出一丝惆怅，两年中我心中曾经有过一个人，他曾是我的直接领导，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表白我的感情，他就牺牲了。
随时可能牺牲的残酷环境让我的心冷了。
训练班的生活是愉快、舒畅的，不用每天担心敌情，不用半夜起来跑情况，姐妹们都说自己养白了养胖了。不过也有一件事让我有些别扭：大家都轰轰烈烈地谈其恋爱来了。部队男多女少是客观情况，尽管组织上对结婚有二八团的严格规定，但仍有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没有结婚。妇训班一下来了二十几个青春年华的女干部，无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目标。
从训练班一开班，就不断有男同志经老首长老战友介绍来找班里的女同志。
全班23个人除谭大姐已经结婚、沈茗名花有主之外，全有人介绍对象，有的干脆就是军分区首长指名道性派下来的任务。我对这种近乎于指腹为婚的方式很不以为然，觉的我们都是五四后的新青年，怎么能接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指定婚姻呢。加上我心底深藏的那快心病，我对这样的“恋爱”怎么也提不起兴趣。连续两个首长介绍来的男同志都被我礼貌地拒绝了。
八月初的一天晚饭后，沈茗忽然神秘地叫上我，向北山坡走去。那时晚饭后各单位都有固定的科目，而唯有我们这个训练班，分区首长特别批准晚饭后至熄灯前这段时间自由活动，是留给我们的恋爱时间。北坡是分区首长的驻地，我不知沈茗要干什么，懵懵懂懂地跟她来到一座小屋前，我听见里面是两个男人在畅怀地谈论着什么。
沈茗推门进屋，我这才看清张副司令坐在屋里，他对面还有另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同志。张副司令我认识，他给我们讲过游击战术，另一位看着眼熟，但想不起是谁。沈茗指着我说：“老张、老郑，这就是小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算我的娘家人了。”
接着她又对我说：“小关，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和老张结婚，我们打算过些天举行婚礼，老张说，请你来一块庆祝一下。”
我红着脸点点头，有些不知所措，在副司令面前，我还是有点拘谨。沈茗看出了我的拘谨，拉着我在一边坐下，大家拉起了家常。张副司令很随和，言谈话语中似乎知道我在恋爱问题上是班里的个别分子，但也并不介意，甚至和我开起了玩笑。
对面男同志自从沈茗叫出“老郑”，我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分区头号主力部队十六团的团长郑明强。他在冀中地区可是赫赫有名的虎将，他的十六团鬼子提起来都竖大姆哥。他带部队在3区打过几仗，他的名字我听的太多了，可本人我只是开大会时远远地见过两次。老郑很健谈，大家天南海北地一聊，我吃惊地发现，他不光谈起打仗来眉飞色舞，竟然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让我这个师专没毕业的女学生自愧不如。
细问之下才知道，他原来毕业于南开大学，在学校里就入了党，毕业后受党指派到西北军做兵运。抗战爆发后拉起了一支队伍，越战越勇，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十六团。
我被他传奇式的经历迷住了，和他热烈地交谈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沈茗和张副司令悄悄地离去，屋里只剩我们两人，一直谈到熄灯号响。该就寝了，我依依不舍地与老郑告别，问了他还能否见到他，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刚从外线回来，正在补充整训，我会来看你的。”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翻来覆去就是郑明强，忽然脑海蹦出四个字：一见钟情。我的脸顿时热的烫手。
训练班的课程还在继续，可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一过晚饭时间就站在山坡上遥望山下的大路，几次被沈茗看见，用手指放在脸蛋上羞我，这时候我就捅捅她：“还不是你搞的鬼！”
老郑几乎隔一两天就来一次，我们什么都聊，每次都聊到熄灯号响。时间过的飞快，很快就过去半个多月，8月20日是个星期天，按规定休息半天，整理内务，沈茗告诉我，他们打算就把婚礼办了。我心中开始涌出一丝惆怅，我们的训练班马上要结业了，9月初过后我们就要回各区了，我已经得到消息，沈茗将任分区敌工部长，我也将任3区群工部长。可我不知怎么，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星期六的晚上，老郑又来了，我俩坐在山坡上的小树林里相对无语。沉默良久，老郑忽然抓住我的手说：“小关，我爱你，嫁给我吧！”
我感觉到他的手心都是汗水，我的心里又是激动又有一丝淡淡的悲伤，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抬起头呆呆地望着他，眼里吣满了泪水。他好象明白了我的心思，拍拍我的手说：“我马上打报告，咱们年底前结婚！”
我一头扑到他的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倚偎着，谁也不说话，直到熄灯号响。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仍是上课，中午一下课，大家就都跑到北山坡张副司令的小屋里。谭大姐带人把沈茗的军被搬了过来，与原有的一床并排摆在一起，这几乎是部队婚礼的标准仪式了。大家吵吵嚷嚷地围着新娘子沈茗要喜糖吃，副司令的炊事员把一大萝白馒头和一荤一素两大盆菜摆上了桌，这就算是副司令和沈茗的婚宴了。饭菜下去了一半，大家才意识到副司令还没有露面，司令部、敌工部的同志们也没有来，沈茗有些不安起来。
我走过去抚着沈茗的肩头安慰她说：“别急，副司令可能有什么临时的急事绊住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低沉的嗡嗡的响声，紧接着就传来轰隆隆的炸弹爆炸声。爆炸声一落，外面传来了急促的紧急集合号声。号声就是命令，大家立刻站起身来，向我们的营房奔去。刚回到营房，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有人翻身下马，是政治部的通讯员。
通讯员见到沈茗，立正敬礼后传达命令：“沈副部长，敌人突然开始扫荡，前锋部队已到秦家岭，分区命令你们立刻向刘家垴集中！”
沈茗看了一眼命令，回头对大家道：“快，马上回去打背包，15分钟后出发！”
大家轰的一声跑向自己的宿舍，沈茗也抓起刚搬回来的被子，打起了背包。
天黑以前，我们就赶到了刘家垴，这里是分区后勤部的主要驻地，分区的军械厂、被服厂、印刷厂等都在这里。
我们到达时，看到人们正在紧张地坚壁清野，埋藏无法带走的笨重机器。我们到达村口，看到政治部刘主任正在等我们，他身后站着十几个女兵。看到那群女兵的领队，我明白了，这是抗大二分校女生4队。她们在分区也是一支很引人注目的队伍，队里的学员比我们训练班要大一些，基本上都是区一级的领导，她们的领队、分区干部部副部长杨君茹我认识，我来妇训班报到时她找我谈过话，我清楚地记得，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刘主任和沈茗握过手后严肃地说：“时间很紧迫，马上到村西吴家大院里集中！”
我们赶紧赶往村西，路上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支大部队急急地超过我们而去。忽然一匹战马在我身边停了下来，从马上跳下来的是郑明强，我的心急促地跳了起来，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跨上马赶部队去了。松开他的大手，我的手里留下了一只小巧锃亮的白郎宁手枪，打开弹匣，里面是满满一匣黄澄澄的子弹。握着这还带着他的体温的礼物，我几乎掉下泪来。
我们到达村西的时候，看见吴家大院的门口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文质彬彬的女军人，正急切地四处张望着，我认出她是分区白求恩军医学校（简称白校）的范校长范宜君。白校是军区聂司令的掌上明珠，为军区各部队和各区输送了大批医务人员，范校长自然也是在全军区桃李满天下的大名人了。
从大院门口望去，150多名卫校学员已经整整齐齐地坐在背包上随时准备出发了。
范校长看见我们，急切地迎了上来，还没有打招呼，从我们身后匆匆而过的十六团的队伍忽然停了下来，一个魁梧的军人带了一支小小的队伍走了过来。走到近前我们才看清楚，过来的队伍有近20人，虽然都穿着军装、背着背包，但从他们稚嫩的面庞看，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而且女孩子占大多数。
我认出其中的一个：宋丽，这个16岁的小姑娘是烈士遗孤，军区育英学校冀中分校的学生，和我们一起搞过联欢。
看着这群小姑娘，脑子不由得转了起来。育英学校的学生都是首长的子女、着名民主人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共有百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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