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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中的雾气再度散去，楚歌开始扮演王文川这个角色的下一阶段。
“差不多可以把新法的其他内容也都实行下去了。”
楚歌看了看手上的第二批新法的方案。
这次的新法中，终于把青苗法也包括了进去。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楚歌扮演的王文川，对整个朝堂的掌控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王文川。
只能说，当君子玩起小人手段的时候，会比真正的小人更可怕。
旧党倒是也在尝试着反击，比如不断弹劾与攻讦新党，但这种反击被楚歌很轻易地压了下去，根本没起到太大的作用。
一方面是因为，武德司实际上等于是掌握在楚歌的手中，旧党的官员就算是想挖新党的黑料，也很难挖得到；就算挖得到，皇帝也不见得会支持。
毕竟皇帝手里早就有新党这批官员的黑料了，他作为裁判员，一旦下定决心拉偏架，旧党的这些人就根本无计可施。
至于对新法的常规攻击，就更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楚歌这次的新法方案都是趋于稳妥的方案，所产生的也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效果。再加上官制法牢牢地把皇帝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所以旧党的弹劾根本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所以，楚歌在朝堂上举目四顾，发现基本上已经都是自己的人之后，觉得差不多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
推动青苗法！
楚歌当然知道推动青苗法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但他还是想试试。
一方面是因为，想要打赢牛渚之战，就必须有足够的军资。而目前所实行的新法，除了一个免役法能显著增加财政收入之外，其他的条目都见效甚微。
而免役法也因为之前为了争取旧党中的中间派而做出了一些修改，所以收入的效果距离历史上的免役法有较大的差距。
所以，楚歌此时推动青苗法，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让之后的牛渚之战有更多的胜算。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楚歌也想看看此时推动青苗法，到底能推动到什么程度。
历史上，王文川推动青苗法，每年给齐朝带来至少三百万贯的收入，但由于地方官员开始不断提高青苗法的利率，导致青苗法由“生财”向“敛财”转变，最终被废止。
现在，楚歌已经通过雷厉风行的党争手段，给旧党沉重打击，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也已经极高。
除非皇帝对他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之外，被罢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想看看，在这种说一不二的情况下推行青苗法，能不能取得比当时更好的效果？
于是，楚歌在自己改良后的青苗法方案上，又多加了一条。
严禁各州县的地方官提高青苗法的贷款利率，严禁强行摊派。各级必须层层审核，一旦出现强行摊派或者提高利率的情况，该地的上级也要受罚。
此外，楚歌还决定定期派遣京官到各地去暗访，只要发现青苗贷走样的情况，就要对当地的主管官吏进行责罚。
当然，楚歌也非常清楚，想靠这种制度的约束完全杜绝底下官员唱歪经的情况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多少能避免一些。
历史上的王文川变法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可以说是一个疏漏。
王文川用青苗贷的收入作为政绩考核的内容，自然会催生出许多强行摊派青苗贷、提高利率的投机官员。
如此一来，害民的黑锅，他自然要牢牢地背上了。
楚歌猜测，历史上王文川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些新党官员，很可能也是出于一种迫不得已。
因为当年王文川对整个朝堂的掌控力并没有达到楚歌现在的程度，对旧党清算得不够狠，而且获得的皇帝信任也比较有限。新党一共就这么些人，王文川腾不出手去整顿新党内部，自然是有什么人用什么人，先凑合着为国库把钱收上来再说。
但楚歌此时，完全可以有限度地向新党内部开到，因为旧党的压力已经很小了。
……
【距牛渚之战：4年】
很快，楚歌的青苗法实行了整整一年时间。
他再度看向桌案上的文书，全国各地的信息如雪片一般，来到了他的面前。
残存的旧党官员仍在不断上疏反对青苗法，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被赶出京师的文君实。
但这些，楚歌已经完全免疫了，根本看都不看。
青苗法实行一年，果然带来了大量的收入，达到了两百多万贯。
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新党中也有许多因为强行摊派或者私自提高青苗贷利率的官员被惩治，楚歌雷厉风行的作风在新党内部引发了一些动荡，但朝堂中既然已经没有太多旧党的声音，大部分新党中的投机派也只好忍气吞声。
他们要么有所收敛、克制，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地强制摊派青苗贷或者提高利率，要么就想办法瞒天过海。后者的难度显然很高、风险也很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让青苗法的实行情况，比历史上好转了一些。
楚歌估摸着，按照目前的情况，四年之后打赢牛渚之战，应该问题不大。
至少在军资层面，是足够充足了。
毕竟军器监法和裁兵法这样能够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法条早在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再加上近年来充盈的财政收入，只要虞稼轩那条线能够正常发挥，就很有希望在牛渚矶打赢金兵。
再度来到朝堂上。
只是让楚歌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今天的皇帝，脸色似乎有些不对劲。
“王卿，此事，你可知晓？”
皇帝一边说着，一边让身旁的小太监把一份东西交了过来。
楚歌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触发了某种特殊剧情了，赶忙将东西接过。
这是一张画轴，以及一份奏折。
楚歌将画轴徐徐展开，心中不由得“咯噔”一声。
这是一幅《流民图》！
图中的流民一个个全都衣不蔽体、形容枯槁，各自拄着树枝做拐杖，一片人间炼狱的景象。
而在奏折上，则是痛陈新法给百姓带来的害处，说新法造成“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的严重后果。
最后更是有一句：“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旱由文川所致，如官家行臣之言，去文川，天必雨。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意思是说，眼前看到的景象已经让人涕泪横流了，更何况真实情况还有远甚于此的呢？这场大旱都是因为王文川变法所导致的，如果官家能按我说的，罢免王文川，一定会下雨的！如果十天内不下雨，那就把我在宣德门外斩首，以惩治我的欺君之罪。
这封奏折，可以说是字字诛心。
再看奏折上的名字：张任侠！
就在楚歌还在因为张任侠这个名字而有些失神的时候，皇帝已经一拍扶手，怒问道：“王卿！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新法施行一来，一直如此么？”
楚歌已经很久都没见到皇帝如此愤怒了，而这种愤怒中甚至带着一些哀恸。
他赶忙解释道：“官家，这并非新法之过……”
但是他的这一番解释还是未能奏效，皇帝在哀恸和愤怒之中，再次决定将王文川罢相。
……
“靠！这个狗皇帝！
“耳根子也太软了！”
再度回到五年的关键节点，楚歌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次的失败来的有点太突然了，让他根本没能做好心理准备。
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已经将旧党打压得七七八八，所以不知不觉间放松了警惕，结果被这些旧党给偷家了。
冷静下来之后，楚歌痛定思痛，开始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
从表面上来看，这次的失败其实很突然。
按理说，王文川已经基本上扫清了朝廷内部的旧党，整个朝廷中，支持新法的官员已经占据了大多数。
而且，也通过官制法，赢得了皇帝的信赖。
但为什么还是会因为一幅图就被罢相呢？
这件事情细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这次的关键，在于“天变”。
古代的人都很密信，尤其相信天人感应。而皇帝自诩为天子，更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所以古代凡是大旱，很多皇帝都会斋戒祈雨，甚至下罪己诏，就是因为在古人看来，大旱等天灾就是上天的警示，皇帝必须认真反省、改正自己的错误。
而这次，为什么一幅“流民图”就能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呢？
因为当时的流民，确实很多。
皇帝原本并不知道当时的灾情有多么严重，而在看到这幅流民图之后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因为哀恸而好几天没怎么吃饭。
而一旦灾情被捅到皇帝面前，皇帝就有很多的渠道可以印证灾情。
灾情被确认后，这事就复杂了。
在皇帝看来，新法实施没多久就开始大旱，这显然是上天的一种警示。再加上各地的官员纷纷弹劾，说新法中的青苗法让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多重因素的叠加之下，皇帝自然就会对新法产生动摇。
此时，楚歌扮演的王文川虽然已经变成了权倾朝野的权臣，但此时还没成长到能与皇帝分庭抗礼的地步。
而那些没能彻底处理干净的旧党重臣们，也会借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新法进行猛烈的攻击。
只有等再过三五年，青苗法顺利实施，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从上到下构建起一个根植于新法的强大体系时，楚歌所扮演的王文川才能真正成长到彻底瞒住皇帝，或者与皇帝叫板的地步。
“那么，此时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度过天灾这个坎了。
“只能说，历史上最难对付的不是必然性，而是某种偶然性啊……”
在历史上，这次天灾变成了王文川变法被中断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事说起来，其实挺冤的。
新法实施后没几年，就有一场大旱席卷全国。这场大旱制造了大量的流民，也让旧党找到了攻击新法的借口。皇帝每天都因为此事忧心忡忡，觉得这是上天也反对新法而降下的警示。
而张任侠的这张流民图，更是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甚至在上疏时信誓旦旦地说，天下大旱全都是因为王文川的新法，只要皇帝取消新法，不出十日，必定下雨。
按照文君实整理的史料记载，皇帝取消了新法之后，十天之内果然下了雨。
而旧党们，也以此作为新法祸国殃民、天怒人怨的铁证。
王文川的回应，最开始是很强硬的：天变不足畏！
也就是说，不管是山崩还是大旱，都不能让他畏惧，都不能阻止他推行新法。
而在他被罢相之后，就无奈了许多：难道天下大旱、流民四起，全都是因为青苗法吗？难道没有了青苗法，就不会有大旱和流民了吗？
只是在当时，他的这种无奈的反驳，却并未起到任何的作用。
对于楚歌而言，这次他当然还是站在王文川这边的。
因为以现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来看，天下不下雨，地面是否干旱，跟变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而已。
更何况现在... -->>
视野中的雾气再度散去，楚歌开始扮演王文川这个角色的下一阶段。
“差不多可以把新法的其他内容也都实行下去了。”
楚歌看了看手上的第二批新法的方案。
这次的新法中，终于把青苗法也包括了进去。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楚歌扮演的王文川，对整个朝堂的掌控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王文川。
只能说，当君子玩起小人手段的时候，会比真正的小人更可怕。
旧党倒是也在尝试着反击，比如不断弹劾与攻讦新党，但这种反击被楚歌很轻易地压了下去，根本没起到太大的作用。
一方面是因为，武德司实际上等于是掌握在楚歌的手中，旧党的官员就算是想挖新党的黑料，也很难挖得到；就算挖得到，皇帝也不见得会支持。
毕竟皇帝手里早就有新党这批官员的黑料了，他作为裁判员，一旦下定决心拉偏架，旧党的这些人就根本无计可施。
至于对新法的常规攻击，就更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楚歌这次的新法方案都是趋于稳妥的方案，所产生的也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效果。再加上官制法牢牢地把皇帝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所以旧党的弹劾根本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所以，楚歌在朝堂上举目四顾，发现基本上已经都是自己的人之后，觉得差不多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
推动青苗法！
楚歌当然知道推动青苗法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但他还是想试试。
一方面是因为，想要打赢牛渚之战，就必须有足够的军资。而目前所实行的新法，除了一个免役法能显著增加财政收入之外，其他的条目都见效甚微。
而免役法也因为之前为了争取旧党中的中间派而做出了一些修改，所以收入的效果距离历史上的免役法有较大的差距。
所以，楚歌此时推动青苗法，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让之后的牛渚之战有更多的胜算。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楚歌也想看看此时推动青苗法，到底能推动到什么程度。
历史上，王文川推动青苗法，每年给齐朝带来至少三百万贯的收入，但由于地方官员开始不断提高青苗法的利率，导致青苗法由“生财”向“敛财”转变，最终被废止。
现在，楚歌已经通过雷厉风行的党争手段，给旧党沉重打击，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也已经极高。
除非皇帝对他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之外，被罢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想看看，在这种说一不二的情况下推行青苗法，能不能取得比当时更好的效果？
于是，楚歌在自己改良后的青苗法方案上，又多加了一条。
严禁各州县的地方官提高青苗法的贷款利率，严禁强行摊派。各级必须层层审核，一旦出现强行摊派或者提高利率的情况，该地的上级也要受罚。
此外，楚歌还决定定期派遣京官到各地去暗访，只要发现青苗贷走样的情况，就要对当地的主管官吏进行责罚。
当然，楚歌也非常清楚，想靠这种制度的约束完全杜绝底下官员唱歪经的情况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多少能避免一些。
历史上的王文川变法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可以说是一个疏漏。
王文川用青苗贷的收入作为政绩考核的内容，自然会催生出许多强行摊派青苗贷、提高利率的投机官员。
如此一来，害民的黑锅，他自然要牢牢地背上了。
楚歌猜测，历史上王文川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些新党官员，很可能也是出于一种迫不得已。
因为当年王文川对整个朝堂的掌控力并没有达到楚歌现在的程度，对旧党清算得不够狠，而且获得的皇帝信任也比较有限。新党一共就这么些人，王文川腾不出手去整顿新党内部，自然是有什么人用什么人，先凑合着为国库把钱收上来再说。
但楚歌此时，完全可以有限度地向新党内部开到，因为旧党的压力已经很小了。
……
【距牛渚之战：4年】
很快，楚歌的青苗法实行了整整一年时间。
他再度看向桌案上的文书，全国各地的信息如雪片一般，来到了他的面前。
残存的旧党官员仍在不断上疏反对青苗法，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被赶出京师的文君实。
但这些，楚歌已经完全免疫了，根本看都不看。
青苗法实行一年，果然带来了大量的收入，达到了两百多万贯。
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新党中也有许多因为强行摊派或者私自提高青苗贷利率的官员被惩治，楚歌雷厉风行的作风在新党内部引发了一些动荡，但朝堂中既然已经没有太多旧党的声音，大部分新党中的投机派也只好忍气吞声。
他们要么有所收敛、克制，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地强制摊派青苗贷或者提高利率，要么就想办法瞒天过海。后者的难度显然很高、风险也很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让青苗法的实行情况，比历史上好转了一些。
楚歌估摸着，按照目前的情况，四年之后打赢牛渚之战，应该问题不大。
至少在军资层面，是足够充足了。
毕竟军器监法和裁兵法这样能够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法条早在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再加上近年来充盈的财政收入，只要虞稼轩那条线能够正常发挥，就很有希望在牛渚矶打赢金兵。
再度来到朝堂上。
只是让楚歌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今天的皇帝，脸色似乎有些不对劲。
“王卿，此事，你可知晓？”
皇帝一边说着，一边让身旁的小太监把一份东西交了过来。
楚歌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触发了某种特殊剧情了，赶忙将东西接过。
这是一张画轴，以及一份奏折。
楚歌将画轴徐徐展开，心中不由得“咯噔”一声。
这是一幅《流民图》！
图中的流民一个个全都衣不蔽体、形容枯槁，各自拄着树枝做拐杖，一片人间炼狱的景象。
而在奏折上，则是痛陈新法给百姓带来的害处，说新法造成“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的严重后果。
最后更是有一句：“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旱由文川所致，如官家行臣之言，去文川，天必雨。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意思是说，眼前看到的景象已经让人涕泪横流了，更何况真实情况还有远甚于此的呢？这场大旱都是因为王文川变法所导致的，如果官家能按我说的，罢免王文川，一定会下雨的！如果十天内不下雨，那就把我在宣德门外斩首，以惩治我的欺君之罪。
这封奏折，可以说是字字诛心。
再看奏折上的名字：张任侠！
就在楚歌还在因为张任侠这个名字而有些失神的时候，皇帝已经一拍扶手，怒问道：“王卿！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新法施行一来，一直如此么？”
楚歌已经很久都没见到皇帝如此愤怒了，而这种愤怒中甚至带着一些哀恸。
他赶忙解释道：“官家，这并非新法之过……”
但是他的这一番解释还是未能奏效，皇帝在哀恸和愤怒之中，再次决定将王文川罢相。
……
“靠！这个狗皇帝！
“耳根子也太软了！”
再度回到五年的关键节点，楚歌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次的失败来的有点太突然了，让他根本没能做好心理准备。
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已经将旧党打压得七七八八，所以不知不觉间放松了警惕，结果被这些旧党给偷家了。
冷静下来之后，楚歌痛定思痛，开始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
从表面上来看，这次的失败其实很突然。
按理说，王文川已经基本上扫清了朝廷内部的旧党，整个朝廷中，支持新法的官员已经占据了大多数。
而且，也通过官制法，赢得了皇帝的信赖。
但为什么还是会因为一幅图就被罢相呢？
这件事情细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这次的关键，在于“天变”。
古代的人都很密信，尤其相信天人感应。而皇帝自诩为天子，更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所以古代凡是大旱，很多皇帝都会斋戒祈雨，甚至下罪己诏，就是因为在古人看来，大旱等天灾就是上天的警示，皇帝必须认真反省、改正自己的错误。
而这次，为什么一幅“流民图”就能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呢？
因为当时的流民，确实很多。
皇帝原本并不知道当时的灾情有多么严重，而在看到这幅流民图之后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因为哀恸而好几天没怎么吃饭。
而一旦灾情被捅到皇帝面前，皇帝就有很多的渠道可以印证灾情。
灾情被确认后，这事就复杂了。
在皇帝看来，新法实施没多久就开始大旱，这显然是上天的一种警示。再加上各地的官员纷纷弹劾，说新法中的青苗法让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多重因素的叠加之下，皇帝自然就会对新法产生动摇。
此时，楚歌扮演的王文川虽然已经变成了权倾朝野的权臣，但此时还没成长到能与皇帝分庭抗礼的地步。
而那些没能彻底处理干净的旧党重臣们，也会借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新法进行猛烈的攻击。
只有等再过三五年，青苗法顺利实施，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从上到下构建起一个根植于新法的强大体系时，楚歌所扮演的王文川才能真正成长到彻底瞒住皇帝，或者与皇帝叫板的地步。
“那么，此时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度过天灾这个坎了。
“只能说，历史上最难对付的不是必然性，而是某种偶然性啊……”
在历史上，这次天灾变成了王文川变法被中断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事说起来，其实挺冤的。
新法实施后没几年，就有一场大旱席卷全国。这场大旱制造了大量的流民，也让旧党找到了攻击新法的借口。皇帝每天都因为此事忧心忡忡，觉得这是上天也反对新法而降下的警示。
而张任侠的这张流民图，更是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甚至在上疏时信誓旦旦地说，天下大旱全都是因为王文川的新法，只要皇帝取消新法，不出十日，必定下雨。
按照文君实整理的史料记载，皇帝取消了新法之后，十天之内果然下了雨。
而旧党们，也以此作为新法祸国殃民、天怒人怨的铁证。
王文川的回应，最开始是很强硬的：天变不足畏！
也就是说，不管是山崩还是大旱，都不能让他畏惧，都不能阻止他推行新法。
而在他被罢相之后，就无奈了许多：难道天下大旱、流民四起，全都是因为青苗法吗？难道没有了青苗法，就不会有大旱和流民了吗？
只是在当时，他的这种无奈的反驳，却并未起到任何的作用。
对于楚歌而言，这次他当然还是站在王文川这边的。
因为以现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来看，天下不下雨，地面是否干旱，跟变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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