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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大通二年（528年）四月，魏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欲利用其向北拓地，至不济也能在魏梁间建立个防卫缓冲地带，遂封元颢为魏王，以陈庆之护送北归。具体目的地史书并未明说，是否要一直送到洛阳，也是未知之数。同年十月，陈庆之袭取魏铚城，旋破荥城。
梁大通三年（529年）四月，魏元天穆率大兵东讨邢杲，陈庆之乘虚北上，围攻梁国（治睢阳），破魏丘大可7万人。元颢于此称魏帝，改元孝基，以陈庆之为前军大都督。四月二十日，陈庆之进军考城，破魏元晖业羽林军2万人。五月一日，魏大梁守军望白袍而降。陈庆之遂引师西进，鞭指魏都洛阳。五月二十三日，在魏援军赶到之前，破魏杨昱7万人，攻陷荥阳。俄而率3000兵背城力战，破敌援军元天穆、尔东兆骑兵万余。随后魏尔朱世隆弃虎牢，洛阳全裸于梁军之前。五月二十五日，元颢入洛阳，改元建武。
然梁军陷洛阳后，魏元天穆等又反扑，先后攻克大梁、睢阳，并由费穆率2万兵攻虎牢，洛阳告急。陈庆之遂回师进击魏军，元天穆畏之而率4万众北渡黄河，费穆则率2万众降于虎牢。随后，陈庆之收复大梁、睢阳，洛阳之危尽解。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十月，东魏定州刺史侯景率7万人寇楚州，俘楚州刺史桓和，侯景乘胜进军淮上，并写了信劝陈庆之投降。梁武帝遣侯退、侯夔等前去增援，军至黎浆，陈庆之已击破侯景。
成功因素陈庆之北送元颢，自铚县至洛阳，行程3000余里，47战克魏32城，一往无前，可谓神勇。但有三个因素不得不表：
第一，其时魏内外交困，于下则流民四起，于上则宫廷频变，洛阳方圆数百里内兵力空虚、士气低落，故陈庆之所向披靡，亦有一定机缘巧合。
第二，陈庆之此次北伐，始终未与魏最精锐之师接战，其时魏朝第一名将尔朱荣初破葛荣，正囤兵上党至邺城一线，而元天穆实际上也未全力与陈庆之正面接战，其主要精力耗在进攻济南邢杲方面。（《魏书》中有“朝廷以颢孤弱，不以为虑”之言，足以佐证。）
第三，《梁书》记陈庆之自述，“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南史》则为“贼众四十余万”），常人多误解为是以7000破30万，其实“虏众”不只指敌军，亦指敌军胁带做后勤等工作的百姓。且古代打仗，多爱浮夸，如曹操之号百万，实际不过数十万。进一步看，据今人朱大渭考证，当时北魏总兵力不过20万左右。因此，《梁书》中“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抚军将军元显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凡七万”，以及“虏众三十余万”等说法，显然有点大跃进。
综上，陈庆之北伐以少破多的战绩，有事实基础，但也有一定水分。近人吕思勉对庆之北伐的评价就比较中肯：“（陈庆之）其锋可谓锐矣，然魏之兵力，未大损也”。
考证历史
《梁书》中的陈庆之，一生未尝败绩，即使被尔东荣攻陷其参与守卫的洛阳，也要先鼓吹其11战伤敌甚众，再将后面的全军覆灭归结于天灾（嵩高颍水泛洪）而非人力。那么，事实是否如此？
关于洛阳保卫战，《梁书.陈庆之传》这么写道：
“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勒众号百万，挟魏主元子攸来攻颢。颢据洛阳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时反叛。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荣将退，时有刘灵助者，善天文，乃谓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荣乃缚木为筏，济自硖石，与颢战于河桥，颢大败，走至临颍，遇贼被擒，洛阳陷。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至都，仍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邑一千五百户”。
看上去真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陈庆之渡到黄河以北，把守北中郎城，三日11战，杀得尔朱荣正要退兵，却为善观天相者说服，绑了木排渡河，攻取洛阳。陈庆之仍未慌乱，结好阵型东返，遭遇嵩高县颍水泛洪，全军死散，于是落发剃须假扮僧人，独身逃回梁都。
但还有另一个洛阳保卫战的版本，《魏书.尔朱荣传》写道：
“（尔朱）荣与（元）颢相持于河上，颢令都督安丰王延明缘河据守。荣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高道穆等并谓大军若还，失天下之望，固执以为不可。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荣乃令都督尔朱兆等率精骑夜济，登岸奋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率马步五千拒战，兆大破之，临阵擒冠受。延明闻冠受见擒，遂自逃散，颢便率麾下南奔”。
而《魏书.岛夷萧衍传》中则有一句：“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阳，车驾还讨，破走之。唯庆之一身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
根据《魏书》的两条记载，陈庆之在保卫战中几乎变成透明人：尔朱荣结重兵与元颢相持于黄河两岸，欲渡无舟楫，打算北还，为下属劝止。恰好找到几艘小船和向导，尔朱荣就命尔朱兆率精骑夜渡，破颢陷洛，陈庆之则单身逃免。
还有第三个洛阳保卫战的版本，《资治通鉴.梁记九》写道：
“尔朱荣与颢相持于河上。庆之守北中城，颢自据南岸；庆之三日十一战，杀伤甚众。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阴与荣通谋，求破桥立效，荣引兵赴之。及桥破，荣应接不逮，颢悉屠之，荣怅然失望。又以安丰王延明缘河固守，而北军无船可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曰：……若未有所成，遽复引归，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征发民材，多为桴筏，间以舟楫，缘河布列，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使颢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荣曰：“杨黄门已陈此策，当相与议之。”刘灵助言于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将军正平杨剽与其族居马渚，自言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戊辰，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大都督贺拔胜缚材为筏，自马渚西硖石夜渡，袭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安丰王延明之众闻之，大溃。颢失据，帅麾下数百骑南走，陈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阵东还，颢所得诸城，一时复降于魏。尔朱荣自追陈庆之，会嵩高水涨，庆之军士死散略尽，乃削须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犹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通鉴》这段话主要以《梁书》为蓝本，又硬插了《魏书》中的一些材料，拖泥带水，很不自然。关于陈庆之的部分，则全取自《梁书》。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相信《梁书》关于陈庆之在洛阳保卫战中的记述呢？答案是：不。
司马光是个讲究“正统”的传统儒家学者，《通鉴》南北朝纪年不见北魏、北齐、北周，只有宋、齐、梁、陈，很明显，司马光是以南朝为“正统”。他的助手刘恕对此也曾有异议，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但看来这抗议最后也没有用。
既然司马光以南朝为正统，对“所向披靡”的萧梁大将陈庆之，当然要大书特书。我们可以看到，在《通鉴.梁记》里，陈庆之的出镜率相当高，而且基本全盘照搬《梁书》。
那么，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判断《梁书》与《魏书》就洛阳保卫战的记述谁更接近事实了。
我个人的倾向，是更相信《魏书》，虽然它也不算十足信史。但两部非信史，当弃更不“信”的那一部。而《梁书》中关于洛阳保卫战的记述，实在是破绽百出。
首先，“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这头一句就有问题。芮芮，即柔然，向是北魏的心腹大患，不曾帮北魏打南朝。当然，北魏军队里也可能有柔然人，因为北魏曾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并使之充作隶户和营户。但这与《梁书》中的芮芮派兵与北魏联合攻打洛阳，却是两码事。司马光也晓得这点，所以编《通鉴》时偷偷把它拿掉了。
其次，“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与后面的“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一句，颇有矛盾。陈庆之北渡黄河随后东撤，若要遇到黄河南岸嵩高县的颍水泛洪，只可能是东撤前回渡了黄河。但回渡之时，怎么可能避免与尔朱荣已布于黄河两岸的30万大军作战？在《魏书》和《梁书》中，均没有陈庆之回渡黄河时的作战记录。那么，陈庆之及其部曲乱云飞渡仍从容？
最后，“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这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逗起闹”。尔朱荣此战首要目的是夺洛阳，灭元颢，现在洛阳攻下，元颢跑路了，就算要追，也会追元颢而不是陈庆之。相比之下，《魏书》的记述是大致可信的。唯有在渡江具体操作技术的环节里，《魏书》的说法没有《梁书》可靠。毕竟，只靠几艘小船加个向导，就能带“特种部队”渡江，大败对方5000马步，也有点离谱。司马光在这个环节上，综合了《梁书》与《魏书》的记载，干得不坏。
所谓“功高震主”，何况元颢还算不上是陈庆之的“主”，不过是萧梁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陈庆之则仿佛于元颢卧榻之旁鼾声如雷的钦差大臣，令其不爽多于倚重。
《梁书.陈庆之传》中对元颢这个人评价很低，揭发其人“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而《魏书.元颢传》也差不多，说他“日夜纵酒，不恤军国”。元颢既然是个怂货，自然会对陈庆之有所猜忌。部将元延明曾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元颢于是更加疑惧，生怕陈庆之找梁武要兵，上表说：“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于是梁武也就没再给元颢派援军。
到了元颢将败亡的时候，陈庆之很可能已经没多少实际军权，因此《魏书》里洛阳保卫战才没他多少戏份。这里有条比较具备说服力的材料，《洛阳迦蓝记》记载，元灏败逃被俘时，“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上带了7000人，其时元颢不过是个光杆司令。到了洛阳元颢即使扩充兵力，也很难是“江淮子弟”。因此，元颢被俘时率领的这5000“江淮子弟”，极可能就是陈庆之原来的部曲。他们之所以解甲相泣，不是为了戾主元颢，而是为了故将军陈庆之。而《魏书.岛夷萧衍传》中那句突兀的“唯庆之一人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至此也有了一个完满解答。
其实，即使陈庆之掌有兵权，也未必能绝对不败。洛阳保卫战敌我悬殊，内外交困，庆之只得败走，还有说辞，但他此后与魏尧雄的战斗，则难再找借口。
在《梁书.陈庆之传》里没有问题，白袍将军晚节能保：
“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余并如故。庆之至镇，遂围悬瓠。破魏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
别人没什么，但是尧雄很生气，尧雄有话说。在《北齐书.尧雄传》中（魏收作《魏书》时尧雄仍在世，故不入传，李百药作《北齐书》始收入），这么写道：
“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复率众逼州城，雄出与战，所向披靡，身被二创，壮气益厉，庆之败，弃辎重走。后庆之复围南荆州，雄……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镇将苟元广，兵二千人”。
这次，其实两部史书没有大冲突，只不过你写你的得意史，我写我的得意史而已。楚城，今湖北省黄梅县，陈庆之时代属于萧梁领土。北魏众人包括尧雄来袭击，陈庆之将之击退，很正常。
但陈庆之去打尧雄，也同样输掉，且前后达两次。为何陈庆之老要攻打尧雄？很简单，当时陈庆之乃梁朝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但梁朝实际并没有南北司、西豫、豫四州，庆之的头衔只是带鼓励性质的虚职。尧雄却不一样，他是魏朝豫州刺史，也zhan有实际领地，陈庆之当然要去抢土地，结果惨被夯退。
不过，爬梳各种立场的史籍记载，挤干神话中的水分后，陈庆之依然不失为一代杰出战将，有他的白袍飘飘，起码我们不会再将亚历山大数万人破波斯百万大军的战绩视为不可复制的传奇。
后世评价
点评：陈庆之一生征战，常设奇谋，多为以少胜多，而且长于攻城。无论是北伐横扫河洛，或挥师驰骋边陲，均充分显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北伐之战，可谓气吞万里如虎。“陈庆之有将略，战胜攻取，盖颇、牧、卫、霍之亚欤。庆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预旧恩，加之谨肃，蝉冕组佩，亦一世之荣矣”(《梁书·陈庆之列传》)。“陈庆之初同燕雀之游，终怀鸿鹄之志，及乎一见任委，长驱伊、洛。前无强阵，攻靡坚城，虽南风不竞，晚致倾覆，其所克捷，亦足称之”(《南史·陈庆之列传》)。更为难得的是陈庆之出自寒门，在梁朝历史上能达到这样成就的，只有他和俞药(官至云旗将军，安州刺史)。
*在解放后日理万机的国事操劳中，对正史《陈庆之传》一读再读，对传内许多处又圈又点，划满着重线，并充满深情地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张贻玖《*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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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大通二年（528年）四月，魏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欲利用其向北拓地，至不济也能在魏梁间建立个防卫缓冲地带，遂封元颢为魏王，以陈庆之护送北归。具体目的地史书并未明说，是否要一直送到洛阳，也是未知之数。同年十月，陈庆之袭取魏铚城，旋破荥城。
梁大通三年（529年）四月，魏元天穆率大兵东讨邢杲，陈庆之乘虚北上，围攻梁国（治睢阳），破魏丘大可7万人。元颢于此称魏帝，改元孝基，以陈庆之为前军大都督。四月二十日，陈庆之进军考城，破魏元晖业羽林军2万人。五月一日，魏大梁守军望白袍而降。陈庆之遂引师西进，鞭指魏都洛阳。五月二十三日，在魏援军赶到之前，破魏杨昱7万人，攻陷荥阳。俄而率3000兵背城力战，破敌援军元天穆、尔东兆骑兵万余。随后魏尔朱世隆弃虎牢，洛阳全裸于梁军之前。五月二十五日，元颢入洛阳，改元建武。
然梁军陷洛阳后，魏元天穆等又反扑，先后攻克大梁、睢阳，并由费穆率2万兵攻虎牢，洛阳告急。陈庆之遂回师进击魏军，元天穆畏之而率4万众北渡黄河，费穆则率2万众降于虎牢。随后，陈庆之收复大梁、睢阳，洛阳之危尽解。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十月，东魏定州刺史侯景率7万人寇楚州，俘楚州刺史桓和，侯景乘胜进军淮上，并写了信劝陈庆之投降。梁武帝遣侯退、侯夔等前去增援，军至黎浆，陈庆之已击破侯景。
成功因素陈庆之北送元颢，自铚县至洛阳，行程3000余里，47战克魏32城，一往无前，可谓神勇。但有三个因素不得不表：
第一，其时魏内外交困，于下则流民四起，于上则宫廷频变，洛阳方圆数百里内兵力空虚、士气低落，故陈庆之所向披靡，亦有一定机缘巧合。
第二，陈庆之此次北伐，始终未与魏最精锐之师接战，其时魏朝第一名将尔朱荣初破葛荣，正囤兵上党至邺城一线，而元天穆实际上也未全力与陈庆之正面接战，其主要精力耗在进攻济南邢杲方面。（《魏书》中有“朝廷以颢孤弱，不以为虑”之言，足以佐证。）
第三，《梁书》记陈庆之自述，“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南史》则为“贼众四十余万”），常人多误解为是以7000破30万，其实“虏众”不只指敌军，亦指敌军胁带做后勤等工作的百姓。且古代打仗，多爱浮夸，如曹操之号百万，实际不过数十万。进一步看，据今人朱大渭考证，当时北魏总兵力不过20万左右。因此，《梁书》中“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抚军将军元显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凡七万”，以及“虏众三十余万”等说法，显然有点大跃进。
综上，陈庆之北伐以少破多的战绩，有事实基础，但也有一定水分。近人吕思勉对庆之北伐的评价就比较中肯：“（陈庆之）其锋可谓锐矣，然魏之兵力，未大损也”。
考证历史
《梁书》中的陈庆之，一生未尝败绩，即使被尔东荣攻陷其参与守卫的洛阳，也要先鼓吹其11战伤敌甚众，再将后面的全军覆灭归结于天灾（嵩高颍水泛洪）而非人力。那么，事实是否如此？
关于洛阳保卫战，《梁书.陈庆之传》这么写道：
“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勒众号百万，挟魏主元子攸来攻颢。颢据洛阳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时反叛。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荣将退，时有刘灵助者，善天文，乃谓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荣乃缚木为筏，济自硖石，与颢战于河桥，颢大败，走至临颍，遇贼被擒，洛阳陷。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至都，仍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邑一千五百户”。
看上去真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陈庆之渡到黄河以北，把守北中郎城，三日11战，杀得尔朱荣正要退兵，却为善观天相者说服，绑了木排渡河，攻取洛阳。陈庆之仍未慌乱，结好阵型东返，遭遇嵩高县颍水泛洪，全军死散，于是落发剃须假扮僧人，独身逃回梁都。
但还有另一个洛阳保卫战的版本，《魏书.尔朱荣传》写道：
“（尔朱）荣与（元）颢相持于河上，颢令都督安丰王延明缘河据守。荣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高道穆等并谓大军若还，失天下之望，固执以为不可。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荣乃令都督尔朱兆等率精骑夜济，登岸奋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率马步五千拒战，兆大破之，临阵擒冠受。延明闻冠受见擒，遂自逃散，颢便率麾下南奔”。
而《魏书.岛夷萧衍传》中则有一句：“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阳，车驾还讨，破走之。唯庆之一身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
根据《魏书》的两条记载，陈庆之在保卫战中几乎变成透明人：尔朱荣结重兵与元颢相持于黄河两岸，欲渡无舟楫，打算北还，为下属劝止。恰好找到几艘小船和向导，尔朱荣就命尔朱兆率精骑夜渡，破颢陷洛，陈庆之则单身逃免。
还有第三个洛阳保卫战的版本，《资治通鉴.梁记九》写道：
“尔朱荣与颢相持于河上。庆之守北中城，颢自据南岸；庆之三日十一战，杀伤甚众。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阴与荣通谋，求破桥立效，荣引兵赴之。及桥破，荣应接不逮，颢悉屠之，荣怅然失望。又以安丰王延明缘河固守，而北军无船可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曰：……若未有所成，遽复引归，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征发民材，多为桴筏，间以舟楫，缘河布列，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使颢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荣曰：“杨黄门已陈此策，当相与议之。”刘灵助言于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将军正平杨剽与其族居马渚，自言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戊辰，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大都督贺拔胜缚材为筏，自马渚西硖石夜渡，袭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安丰王延明之众闻之，大溃。颢失据，帅麾下数百骑南走，陈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阵东还，颢所得诸城，一时复降于魏。尔朱荣自追陈庆之，会嵩高水涨，庆之军士死散略尽，乃削须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犹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通鉴》这段话主要以《梁书》为蓝本，又硬插了《魏书》中的一些材料，拖泥带水，很不自然。关于陈庆之的部分，则全取自《梁书》。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相信《梁书》关于陈庆之在洛阳保卫战中的记述呢？答案是：不。
司马光是个讲究“正统”的传统儒家学者，《通鉴》南北朝纪年不见北魏、北齐、北周，只有宋、齐、梁、陈，很明显，司马光是以南朝为“正统”。他的助手刘恕对此也曾有异议，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但看来这抗议最后也没有用。
既然司马光以南朝为正统，对“所向披靡”的萧梁大将陈庆之，当然要大书特书。我们可以看到，在《通鉴.梁记》里，陈庆之的出镜率相当高，而且基本全盘照搬《梁书》。
那么，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判断《梁书》与《魏书》就洛阳保卫战的记述谁更接近事实了。
我个人的倾向，是更相信《魏书》，虽然它也不算十足信史。但两部非信史，当弃更不“信”的那一部。而《梁书》中关于洛阳保卫战的记述，实在是破绽百出。
首先，“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这头一句就有问题。芮芮，即柔然，向是北魏的心腹大患，不曾帮北魏打南朝。当然，北魏军队里也可能有柔然人，因为北魏曾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并使之充作隶户和营户。但这与《梁书》中的芮芮派兵与北魏联合攻打洛阳，却是两码事。司马光也晓得这点，所以编《通鉴》时偷偷把它拿掉了。
其次，“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与后面的“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一句，颇有矛盾。陈庆之北渡黄河随后东撤，若要遇到黄河南岸嵩高县的颍水泛洪，只可能是东撤前回渡了黄河。但回渡之时，怎么可能避免与尔朱荣已布于黄河两岸的30万大军作战？在《魏书》和《梁书》中，均没有陈庆之回渡黄河时的作战记录。那么，陈庆之及其部曲乱云飞渡仍从容？
最后，“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这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逗起闹”。尔朱荣此战首要目的是夺洛阳，灭元颢，现在洛阳攻下，元颢跑路了，就算要追，也会追元颢而不是陈庆之。相比之下，《魏书》的记述是大致可信的。唯有在渡江具体操作技术的环节里，《魏书》的说法没有《梁书》可靠。毕竟，只靠几艘小船加个向导，就能带“特种部队”渡江，大败对方5000马步，也有点离谱。司马光在这个环节上，综合了《梁书》与《魏书》的记载，干得不坏。
所谓“功高震主”，何况元颢还算不上是陈庆之的“主”，不过是萧梁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陈庆之则仿佛于元颢卧榻之旁鼾声如雷的钦差大臣，令其不爽多于倚重。
《梁书.陈庆之传》中对元颢这个人评价很低，揭发其人“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而《魏书.元颢传》也差不多，说他“日夜纵酒，不恤军国”。元颢既然是个怂货，自然会对陈庆之有所猜忌。部将元延明曾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元颢于是更加疑惧，生怕陈庆之找梁武要兵，上表说：“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于是梁武也就没再给元颢派援军。
到了元颢将败亡的时候，陈庆之很可能已经没多少实际军权，因此《魏书》里洛阳保卫战才没他多少戏份。这里有条比较具备说服力的材料，《洛阳迦蓝记》记载，元灏败逃被俘时，“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上带了7000人，其时元颢不过是个光杆司令。到了洛阳元颢即使扩充兵力，也很难是“江淮子弟”。因此，元颢被俘时率领的这5000“江淮子弟”，极可能就是陈庆之原来的部曲。他们之所以解甲相泣，不是为了戾主元颢，而是为了故将军陈庆之。而《魏书.岛夷萧衍传》中那句突兀的“唯庆之一人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至此也有了一个完满解答。
其实，即使陈庆之掌有兵权，也未必能绝对不败。洛阳保卫战敌我悬殊，内外交困，庆之只得败走，还有说辞，但他此后与魏尧雄的战斗，则难再找借口。
在《梁书.陈庆之传》里没有问题，白袍将军晚节能保：
“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余并如故。庆之至镇，遂围悬瓠。破魏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
别人没什么，但是尧雄很生气，尧雄有话说。在《北齐书.尧雄传》中（魏收作《魏书》时尧雄仍在世，故不入传，李百药作《北齐书》始收入），这么写道：
“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复率众逼州城，雄出与战，所向披靡，身被二创，壮气益厉，庆之败，弃辎重走。后庆之复围南荆州，雄……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镇将苟元广，兵二千人”。
这次，其实两部史书没有大冲突，只不过你写你的得意史，我写我的得意史而已。楚城，今湖北省黄梅县，陈庆之时代属于萧梁领土。北魏众人包括尧雄来袭击，陈庆之将之击退，很正常。
但陈庆之去打尧雄，也同样输掉，且前后达两次。为何陈庆之老要攻打尧雄？很简单，当时陈庆之乃梁朝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但梁朝实际并没有南北司、西豫、豫四州，庆之的头衔只是带鼓励性质的虚职。尧雄却不一样，他是魏朝豫州刺史，也zhan有实际领地，陈庆之当然要去抢土地，结果惨被夯退。
不过，爬梳各种立场的史籍记载，挤干神话中的水分后，陈庆之依然不失为一代杰出战将，有他的白袍飘飘，起码我们不会再将亚历山大数万人破波斯百万大军的战绩视为不可复制的传奇。
后世评价
点评：陈庆之一生征战，常设奇谋，多为以少胜多，而且长于攻城。无论是北伐横扫河洛，或挥师驰骋边陲，均充分显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北伐之战，可谓气吞万里如虎。“陈庆之有将略，战胜攻取，盖颇、牧、卫、霍之亚欤。庆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预旧恩，加之谨肃，蝉冕组佩，亦一世之荣矣”(《梁书·陈庆之列传》)。“陈庆之初同燕雀之游，终怀鸿鹄之志，及乎一见任委，长驱伊、洛。前无强阵，攻靡坚城，虽南风不竞，晚致倾覆，其所克捷，亦足称之”(《南史·陈庆之列传》)。更为难得的是陈庆之出自寒门，在梁朝历史上能达到这样成就的，只有他和俞药(官至云旗将军，安州刺史)。
*在解放后日理万机的国事操劳中，对正史《陈庆之传》一读再读，对传内许多处又圈又点，划满着重线，并充满深情地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张贻玖《*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