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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那是实实在在的。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老是说自己做着做着就没方向了，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你会发现，那些有正确价值观的公司从来不会迷失方向，它们总是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它们能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我讲一个故事。有个朋友收购一家上市公司，买这家公司的股份要多付5000万元，但他不想付这5000万元，怎么办？他拿了400万元去行贿一个领导的儿媳妇，这个领导的儿媳妇就帮他把这事摆平了，于是他就少付了5000万元。当下来看，这轮交易是很合适的，很多民营企业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认为这样就是挣钱了。但是，很多交易都是了犹未了的事情。这个儿媳妇拿了这笔钱能干什么？她肯定要显摆，要浓妆艳抹，要穿名牌衣服、开名牌车，然后要出国。再加上她是干部家属，于是周围的人就会看她不顺眼。你不站起来自己不舒服，站起来别人就不舒服；你吃肉别人闻香，别人心里就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告她。告了以后，有关部门就来查，于是这个哥们儿就得拿更多的钱去摆平。这样没完没了，直到这个领导干部出事为止，最后他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他的这种价值观导致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只算第一笔账，后面的账就不算了。于是他每天都在应付调查和告状信这种事，企业没好好管，产品也没好好管，股价一直在掉，结果损失的钱比这5000万元还多。最后，自己坐了牢，企业也被别人拿走了。官场上有种现象，叫作马桶效应，就是领导一抬屁股就臭。你坐在那儿没事，你一调走，背后的事情都出来了。那么，如果他是另一种价值观，比如他坚决不行贿，那他会做什么样的决策呢？他可能就认了这5000万元，也可能跟政府说，我稍微慢一点儿，分几次付，但是我付。另外，多付的这部分钱怎么找补回来呢？那就把产品做好，争取多卖出点儿产品。这样，他把钱付了以后，就会把精力用在产品上，用在公司管理上，用在销售上。最后产品赚钱了，股价也涨了，这5000万元就赚回来了，而且公司也没有麻烦。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他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他就不会出事。万科其实就是这样的逻辑，他们经常说，我们拿地贵，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产品做好，希望客户能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做好人。这个哥们儿现在之所以坐牢，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很简单，就是一次搞定，多挣点儿钱就完了。很多伟大的公司-比如乔布斯的苹果，目前市值已经超过了微软-都有很伟大的理想，包括技术理想、社会理想、宗教理想，这些都是理想。
因此，正确的价值观能帮你触摸历史发展的趋势，帮你看清真实的未来。
第二，价值观能帮你算那些算不清的账。很多账，你不能用会计的方法来算，只能用价值观来算。比如，假定你有一个项目需要一笔投资，投资人有四个：一个是老外，一个是好的民营企业，一个是国企，还有一个是来路很复杂的民营企业。就像女人找老公一样，嫁给不同的人，最后的命运是不同的。这四种钱，你用哪一种不用哪一种，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的是来路复杂的民营企业的钱，它出事了，就可能把你牵扯进去，你的公司就要天天被审查。如果你用的是老外的钱，那你的公司可能很规矩，但有些事做起来可能慢一点儿。如果你用的是国企的钱，那你可能就要被迫在机制上跟他们扯皮。这都是算不清的账。那么，如何选择这四种钱呢？
在我们引进泰达的时候，我找王石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第一，必须找国企；第二，不能找传统的制造业的国企，要找市场化的国企。他们找的是华润，我们后来就和泰达合作了。因为泰达是国企，但不是市场化的国企，所以我们变成了混合经济，仅六七年的时间，我们在天津的业务就发展得很好了。这笔账是我来算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能算清的账是经理算的，算不清的账都归我算，我来算跟什么人做、在哪儿做，等等。那么，我根据什么来算这些算不清的账呢？就是根据价值观。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滨海新区的市场份额是第一，纳税也是第一，在整个天津的市场份额是第二。这就是我当初的一个决策带来的结果。这个决策和价值观有关，如果我是为了自己自在，那我就不会去找泰达，我找个私人老板商量一下，最后大家一起卷点儿钱走就完了。但我找的是国企，找了国企，财务当然就要高度透明，监事长是泰达的，所有的账目都清清楚楚。另外，我对自己的约束更多。有的人认为，你是民营企业，怎么能把自己约束到几乎什么事都要和别人商量的程度？我的价值观是，反正我是做好事，又不是做坏事，我不怕商量，商量就商量，监督就监督。监督得好，国有资产不流失，我这民营资产也不流失。另外，有了监督，责任就不是我一个人扛，是大家一起扛。所以，我愿意找人来监督。
第三，价值观就是信仰。很多去西藏朝圣的人，一路上不断地磕头，从四川一直磕到布达拉宫。2009年9月，我在台湾骑自行车环岛旅行，九天骑了1100公里。在路上，我碰到有人环岛磕头，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我自己带了水-要磕一个多月呢。
后来我就想，这种毅力是从哪儿来的？绝对不是从体力上来的。2009年我50岁，以我的体力来说，这么折腾有点儿过，但王石60岁还爬珠峰，他比我还过。其实，这种毅力来自你的理想。理想是什么？是黑暗隧道尽头的光明，那尽头只要有点儿亮光，你就敢往前走，就不会放弃。如果这亮光没了，也就是你心里的理想没了，光明没了，那你立刻就会感到恐惧，就会停下来，就会死亡。所以，凡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胆子都超大。古人说过，人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才有坚韧不拔之力。也就是说，你得有理想，有志向，才会有毅力。
有一年我去体检，大夫问我以前打过什么针。我之前打过一年干扰素，这一年的干扰素打下来，我一共有130多天都在发烧，恰恰那年我去纽约的次数最多。十几年前，中国的医疗体制确实比较落后。有一次我去体检，抽血的时候，护士没有用一次性针头，而是拿那种铁的针头扎了我一下，结果我感染了丙肝病毒。我也没法儿跟人投诉，唯一的办法就是平时自己多注意，经常去体检，好在现在是健康带菌，问题不大。当时，有个医生说有一种新药能把这病给收拾了，我说那就试试吧。结果，打一针一周发三天烧。我就这样扛了一年多，最后医生都感动了，说没想到你这么能扛，按时打针，按时发烧，按时折腾。为什么我能坚持下来？因为我当时就想，纽约这边的事，我非要把它折腾成不可，就算我在路上回不来了，我也要把它折腾成。
第一那是实实在在的。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老是说自己做着做着就没方向了，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你会发现，那些有正确价值观的公司从来不会迷失方向，它们总是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它们能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我讲一个故事。有个朋友收购一家上市公司，买这家公司的股份要多付5000万元，但他不想付这5000万元，怎么办？他拿了400万元去行贿一个领导的儿媳妇，这个领导的儿媳妇就帮他把这事摆平了，于是他就少付了5000万元。当下来看，这轮交易是很合适的，很多民营企业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认为这样就是挣钱了。但是，很多交易都是了犹未了的事情。这个儿媳妇拿了这笔钱能干什么？她肯定要显摆，要浓妆艳抹，要穿名牌衣服、开名牌车，然后要出国。再加上她是干部家属，于是周围的人就会看她不顺眼。你不站起来自己不舒服，站起来别人就不舒服；你吃肉别人闻香，别人心里就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告她。告了以后，有关部门就来查，于是这个哥们儿就得拿更多的钱去摆平。这样没完没了，直到这个领导干部出事为止，最后他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他的这种价值观导致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只算第一笔账，后面的账就不算了。于是他每天都在应付调查和告状信这种事，企业没好好管，产品也没好好管，股价一直在掉，结果损失的钱比这5000万元还多。最后，自己坐了牢，企业也被别人拿走了。官场上有种现象，叫作马桶效应，就是领导一抬屁股就臭。你坐在那儿没事，你一调走，背后的事情都出来了。那么，如果他是另一种价值观，比如他坚决不行贿，那他会做什么样的决策呢？他可能就认了这5000万元，也可能跟政府说，我稍微慢一点儿，分几次付，但是我付。另外，多付的这部分钱怎么找补回来呢？那就把产品做好，争取多卖出点儿产品。这样，他把钱付了以后，就会把精力用在产品上，用在公司管理上，用在销售上。最后产品赚钱了，股价也涨了，这5000万元就赚回来了，而且公司也没有麻烦。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他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他就不会出事。万科其实就是这样的逻辑，他们经常说，我们拿地贵，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产品做好，希望客户能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做好人。这个哥们儿现在之所以坐牢，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很简单，就是一次搞定，多挣点儿钱就完了。很多伟大的公司-比如乔布斯的苹果，目前市值已经超过了微软-都有很伟大的理想，包括技术理想、社会理想、宗教理想，这些都是理想。
因此，正确的价值观能帮你触摸历史发展的趋势，帮你看清真实的未来。
第二，价值观能帮你算那些算不清的账。很多账，你不能用会计的方法来算，只能用价值观来算。比如，假定你有一个项目需要一笔投资，投资人有四个：一个是老外，一个是好的民营企业，一个是国企，还有一个是来路很复杂的民营企业。就像女人找老公一样，嫁给不同的人，最后的命运是不同的。这四种钱，你用哪一种不用哪一种，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的是来路复杂的民营企业的钱，它出事了，就可能把你牵扯进去，你的公司就要天天被审查。如果你用的是老外的钱，那你的公司可能很规矩，但有些事做起来可能慢一点儿。如果你用的是国企的钱，那你可能就要被迫在机制上跟他们扯皮。这都是算不清的账。那么，如何选择这四种钱呢？
在我们引进泰达的时候，我找王石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第一，必须找国企；第二，不能找传统的制造业的国企，要找市场化的国企。他们找的是华润，我们后来就和泰达合作了。因为泰达是国企，但不是市场化的国企，所以我们变成了混合经济，仅六七年的时间，我们在天津的业务就发展得很好了。这笔账是我来算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能算清的账是经理算的，算不清的账都归我算，我来算跟什么人做、在哪儿做，等等。那么，我根据什么来算这些算不清的账呢？就是根据价值观。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滨海新区的市场份额是第一，纳税也是第一，在整个天津的市场份额是第二。这就是我当初的一个决策带来的结果。这个决策和价值观有关，如果我是为了自己自在，那我就不会去找泰达，我找个私人老板商量一下，最后大家一起卷点儿钱走就完了。但我找的是国企，找了国企，财务当然就要高度透明，监事长是泰达的，所有的账目都清清楚楚。另外，我对自己的约束更多。有的人认为，你是民营企业，怎么能把自己约束到几乎什么事都要和别人商量的程度？我的价值观是，反正我是做好事，又不是做坏事，我不怕商量，商量就商量，监督就监督。监督得好，国有资产不流失，我这民营资产也不流失。另外，有了监督，责任就不是我一个人扛，是大家一起扛。所以，我愿意找人来监督。
第三，价值观就是信仰。很多去西藏朝圣的人，一路上不断地磕头，从四川一直磕到布达拉宫。2009年9月，我在台湾骑自行车环岛旅行，九天骑了1100公里。在路上，我碰到有人环岛磕头，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我自己带了水-要磕一个多月呢。
后来我就想，这种毅力是从哪儿来的？绝对不是从体力上来的。2009年我50岁，以我的体力来说，这么折腾有点儿过，但王石60岁还爬珠峰，他比我还过。其实，这种毅力来自你的理想。理想是什么？是黑暗隧道尽头的光明，那尽头只要有点儿亮光，你就敢往前走，就不会放弃。如果这亮光没了，也就是你心里的理想没了，光明没了，那你立刻就会感到恐惧，就会停下来，就会死亡。所以，凡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胆子都超大。古人说过，人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才有坚韧不拔之力。也就是说，你得有理想，有志向，才会有毅力。
有一年我去体检，大夫问我以前打过什么针。我之前打过一年干扰素，这一年的干扰素打下来，我一共有130多天都在发烧，恰恰那年我去纽约的次数最多。十几年前，中国的医疗体制确实比较落后。有一次我去体检，抽血的时候，护士没有用一次性针头，而是拿那种铁的针头扎了我一下，结果我感染了丙肝病毒。我也没法儿跟人投诉，唯一的办法就是平时自己多注意，经常去体检，好在现在是健康带菌，问题不大。当时，有个医生说有一种新药能把这病给收拾了，我说那就试试吧。结果，打一针一周发三天烧。我就这样扛了一年多，最后医生都感动了，说没想到你这么能扛，按时打针，按时发烧，按时折腾。为什么我能坚持下来？因为我当时就想，纽约这边的事，我非要把它折腾成不可，就算我在路上回不来了，我也要把它折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