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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月亮和六便士》这个书名来自1915年8月12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一篇持论较为公允的书评，该文作者称《人性的枷锁》的主角菲利普·卡雷“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月亮象征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美妙的精神境界，也象征着离开伦敦的斯特里克兰和远赴埃及的亚伯拉罕所甘之如饴的清贫；六便士这种小面额的硬币代表着世俗的鸡虫得失与蝇头小利，也代表着卡迈克尔所引以为傲的豪奢。月亮和六便士之间理应如何取舍，叙事者并无定论，只是谨慎地说：
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你认为你应该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应该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但千万不要误将毛姆当成亨利·戴维·梭罗的信徒，他其实并不反对、甚至非常讲究物质的舒适。因为幼失怙恃，毛姆早年的生活虽然谈不上艰难，却也相当清苦。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伦敦和朋友合租一套每周租金仅需一英镑的两室户公寓，而且经常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1907年声名鹊起以后，日进斗金的他从此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经常在当年伦敦四大豪华酒店出没，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访问时也非头等舱不坐。三十六岁那年，他花八千英镑（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约一千五百万元）买下一座临近海德公园的五层住宅，耗费巨资修葺一新，尔后聘请了厨师、女佣和管家，他的朋友休夫·瓦波尔参观后艳羡地称其为“最理想的写作地点”。至于他晚年定居那座位于法国南部的海滨别墅，更是占地广达九英亩、随时可以欣赏地中海万顷碧波的顶级豪宅。
这也是毛姆的小说非常难以准确理解的重要原因。有些作家文如其人，笔下抒发的是真实的胸臆；有些作家深藏不露，作品发出是杜撰的心声。但毛姆总是游刃有余地在虚实之间来回切换，不经过细致考证和深入探求，你永远不知道某段貌似简单的文字，到底蕴藏着多少深意。比如小说第四十六章写道：
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间某些男子必须过着单身的生活，但他们有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他们无法抗拒的外部因素，竟然违背了这种旨意。世上再也没有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值得同情的人。
这段文字看似慨叹尼科尔斯船长的不幸，但又何曾不是毛姆的顾影自怜。写下这段文字的一年之前，也就是1917年5月，与同性恋人杰拉德·赫克斯顿携手同游的南太平洋之旅刚刚结束，毛姆屈服于良心的约束，勉强和离婚不久的西丽·贝纳多共结连理。他们相识于1913年，有过几次逢场作戏的露水姻缘。由于性情志趣迥然有别，最初的相见恨晚慢慢变成了同床异梦。但西丽使计两次怀上毛姆的孩子，执意生下他们的女儿丽莎，最后如愿与前夫离婚，毛姆无奈之下只得就范。这段未曾开始便注定要破裂的婚姻持续到1928年，男方以两处伦敦豪宅、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和每年三千英镑赡养费的代价恢复了自由身。“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间某些男子必须过着单身的生活”这句话也是意味深长。如今在欧美蔚为风尚的同性婚姻对毛姆那一代人来说不啻天方夜谭；当年同性恋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即因为龙阳之癖败露而声名扫地。嗜好断袖的毛姆毕生如履薄冰，结婚时曾被西丽用这个把柄要挟过，难免会觉得单身是最好的选择。
但将毛姆登峰造极的文字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一段文字，也就是《月亮和六便士》最后两句话：
我的叔叔亨利做过二十七年惠特斯特布尔的教区牧师，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会说，魔鬼总是随心所欲地引用经文。他记得从前一个先令就能买到十三只上等的牡蛎。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从未见过还有哪部小说的结尾如此突兀。说其突兀，既因为亨利叔叔这个人物在前文只出现过一次，也因为这两句话和上文貌似没有任何关联。我也相信，当你首次翻读这部小说，一口气看到最后这些文字时，很有可能会像我最初一样热泪盈眶，然而又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感动。秘密便埋藏在毛姆非常高明的小说技艺里。
1884年，毛姆的父亲在巴黎亡故，年仅十岁的他随即被其叔父亨利·毛姆接到惠特斯特布尔。惠特斯特布尔是伦敦东南肯特郡出产各种海鲜的小镇，全盛时每年输送往伦敦的牡蛎超过六千万只，因而有“牡蛎之都”（Oysteropolis）的美誉。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牡蛎很廉价，一打只卖四便士，是贫困工人阶级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但1875年以后，产量下降促使其价格逐渐上升，每个售价涨至大约一便士。在毛姆撰写《月亮和六便士》的1918年，伦敦市场的牡蛎零售价是每个四便士。“一个先令就能买到十三只上等牡蛎的日子”，就是1875年到1885年之间那段岁月。
亨利·毛姆早在1897年去世，在1918年“怀念”那段日子的只可能是作者本人。因而这个突如其来的结尾有着两层重要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呼应开篇；那十年恰恰是维多利亚文学如日中天的巅峰期，这段文字再次强调了毛姆对现实主义的珍重和坚持，从而为整部充满怀旧气息的小说划上了完美的句号。第二层含义则是顺应上文；前面几段文字描绘了艾美·斯特里克兰及其子女的天性是多么的凉薄，作者在同情斯特里克兰缺乏家人关爱之余，不禁感怀自己的身世也几乎同样孤苦；他怀念一个先令就能买十三只上等牡蛎的日子，是因为当时他的父母尚在人世，那是他毕生中唯一享受到家庭幸福的光阴。也就是说，毛姆成功地将怀旧和凄凉灌注在这个奇峰突起的结尾里。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它和上文的结合极其巧妙，以至于敏感的读者纵然不知究竟，也会深深受到感染。
从出版至今，《月亮和六便士》以其精彩的故事和出色的技巧感染了读者将近百年；而毛姆当初的预言早已实现，曾经高举火炬的现代主义勇士终究拱手让出了他们的位子，他们的信条和现实主义一样，也变成了历史的陈迹。我想起在1940年，评论界普遍认为毛姆顶多算是个出色的通俗作家，西奥多·斯宾塞曾经说过：“毛姆能否永垂不朽，取决于批评家和公众之间哪个是对的。”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亲爱的读者，你觉得呢？
李继宏
2015年1月18日
[email protected]
再现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月亮和六便士》这个书名来自1915年8月12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一篇持论较为公允的书评，该文作者称《人性的枷锁》的主角菲利普·卡雷“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月亮象征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美妙的精神境界，也象征着离开伦敦的斯特里克兰和远赴埃及的亚伯拉罕所甘之如饴的清贫；六便士这种小面额的硬币代表着世俗的鸡虫得失与蝇头小利，也代表着卡迈克尔所引以为傲的豪奢。月亮和六便士之间理应如何取舍，叙事者并无定论，只是谨慎地说：
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你认为你应该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应该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但千万不要误将毛姆当成亨利·戴维·梭罗的信徒，他其实并不反对、甚至非常讲究物质的舒适。因为幼失怙恃，毛姆早年的生活虽然谈不上艰难，却也相当清苦。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伦敦和朋友合租一套每周租金仅需一英镑的两室户公寓，而且经常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1907年声名鹊起以后，日进斗金的他从此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经常在当年伦敦四大豪华酒店出没，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访问时也非头等舱不坐。三十六岁那年，他花八千英镑（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约一千五百万元）买下一座临近海德公园的五层住宅，耗费巨资修葺一新，尔后聘请了厨师、女佣和管家，他的朋友休夫·瓦波尔参观后艳羡地称其为“最理想的写作地点”。至于他晚年定居那座位于法国南部的海滨别墅，更是占地广达九英亩、随时可以欣赏地中海万顷碧波的顶级豪宅。
这也是毛姆的小说非常难以准确理解的重要原因。有些作家文如其人，笔下抒发的是真实的胸臆；有些作家深藏不露，作品发出是杜撰的心声。但毛姆总是游刃有余地在虚实之间来回切换，不经过细致考证和深入探求，你永远不知道某段貌似简单的文字，到底蕴藏着多少深意。比如小说第四十六章写道：
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间某些男子必须过着单身的生活，但他们有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他们无法抗拒的外部因素，竟然违背了这种旨意。世上再也没有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值得同情的人。
这段文字看似慨叹尼科尔斯船长的不幸，但又何曾不是毛姆的顾影自怜。写下这段文字的一年之前，也就是1917年5月，与同性恋人杰拉德·赫克斯顿携手同游的南太平洋之旅刚刚结束，毛姆屈服于良心的约束，勉强和离婚不久的西丽·贝纳多共结连理。他们相识于1913年，有过几次逢场作戏的露水姻缘。由于性情志趣迥然有别，最初的相见恨晚慢慢变成了同床异梦。但西丽使计两次怀上毛姆的孩子，执意生下他们的女儿丽莎，最后如愿与前夫离婚，毛姆无奈之下只得就范。这段未曾开始便注定要破裂的婚姻持续到1928年，男方以两处伦敦豪宅、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和每年三千英镑赡养费的代价恢复了自由身。“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间某些男子必须过着单身的生活”这句话也是意味深长。如今在欧美蔚为风尚的同性婚姻对毛姆那一代人来说不啻天方夜谭；当年同性恋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即因为龙阳之癖败露而声名扫地。嗜好断袖的毛姆毕生如履薄冰，结婚时曾被西丽用这个把柄要挟过，难免会觉得单身是最好的选择。
但将毛姆登峰造极的文字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一段文字，也就是《月亮和六便士》最后两句话：
我的叔叔亨利做过二十七年惠特斯特布尔的教区牧师，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会说，魔鬼总是随心所欲地引用经文。他记得从前一个先令就能买到十三只上等的牡蛎。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从未见过还有哪部小说的结尾如此突兀。说其突兀，既因为亨利叔叔这个人物在前文只出现过一次，也因为这两句话和上文貌似没有任何关联。我也相信，当你首次翻读这部小说，一口气看到最后这些文字时，很有可能会像我最初一样热泪盈眶，然而又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感动。秘密便埋藏在毛姆非常高明的小说技艺里。
1884年，毛姆的父亲在巴黎亡故，年仅十岁的他随即被其叔父亨利·毛姆接到惠特斯特布尔。惠特斯特布尔是伦敦东南肯特郡出产各种海鲜的小镇，全盛时每年输送往伦敦的牡蛎超过六千万只，因而有“牡蛎之都”（Oysteropolis）的美誉。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牡蛎很廉价，一打只卖四便士，是贫困工人阶级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但1875年以后，产量下降促使其价格逐渐上升，每个售价涨至大约一便士。在毛姆撰写《月亮和六便士》的1918年，伦敦市场的牡蛎零售价是每个四便士。“一个先令就能买到十三只上等牡蛎的日子”，就是1875年到1885年之间那段岁月。
亨利·毛姆早在1897年去世，在1918年“怀念”那段日子的只可能是作者本人。因而这个突如其来的结尾有着两层重要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呼应开篇；那十年恰恰是维多利亚文学如日中天的巅峰期，这段文字再次强调了毛姆对现实主义的珍重和坚持，从而为整部充满怀旧气息的小说划上了完美的句号。第二层含义则是顺应上文；前面几段文字描绘了艾美·斯特里克兰及其子女的天性是多么的凉薄，作者在同情斯特里克兰缺乏家人关爱之余，不禁感怀自己的身世也几乎同样孤苦；他怀念一个先令就能买十三只上等牡蛎的日子，是因为当时他的父母尚在人世，那是他毕生中唯一享受到家庭幸福的光阴。也就是说，毛姆成功地将怀旧和凄凉灌注在这个奇峰突起的结尾里。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它和上文的结合极其巧妙，以至于敏感的读者纵然不知究竟，也会深深受到感染。
从出版至今，《月亮和六便士》以其精彩的故事和出色的技巧感染了读者将近百年；而毛姆当初的预言早已实现，曾经高举火炬的现代主义勇士终究拱手让出了他们的位子，他们的信条和现实主义一样，也变成了历史的陈迹。我想起在1940年，评论界普遍认为毛姆顶多算是个出色的通俗作家，西奥多·斯宾塞曾经说过：“毛姆能否永垂不朽，取决于批评家和公众之间哪个是对的。”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亲爱的读者，你觉得呢？
李继宏
201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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