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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高校教师进入企业干政工，已经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在社会历史中不算短，毛主席利用它打下了一个新中国。又从政工兼职干纪检，也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在人生旅程中也不算短，它足可使一个呱呱啼哭的婴儿成长为英气勃勃的少年。十二年中，我所历经的辛酸，所尝试的苦辣，未可一二言之，亦所谓“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一直勉以自慰并且支撑精神的，就是一句话：“我是党和人民的啄木鸟。”我没有玷辱这个光荣而美丽的名号。
一
咱们干纪检的是教育别人的人。教育别人勤政廉政，自己得先勤政、先廉政；教育别人守法学好，自己得先守法、先学好。要守法得先学法、知法、懂法。我们的时代是创业、创新的时代，中央、国务院、中纪委、省公司、市里面，每年规范党员干部勤政廉政的文件规章层出不穷、学不胜学，需要加班学习、终身学习。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份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几张纸有意用浆糊粘连在一起，等领导班子全体成员逐个签阅之后，再检查那粘连的页码，结果是原封未动。这虽然是极端的个例，但也说明党员干部承担事务繁忙，要忙里偷闲专心致志地学习进修一点东西还真不容易。
我也身兼好几个职务，每天的日常工作量挺大。2004年春天开始，公司党办的两个人退休了，没补充人，我一人守着党群口一个科室，校长兼打钟，既当主任又当科员，原先三个人承担的工作量落在一人肩上，还兼着机关党支书，负责机关员工每周一次的例定学习。此外，我从1990年开始一直在编着一部百多万字的大书，叫做南通盐业志，记述着南通作为两淮盐区组成部分的2000多年历史，尚未完稿，不能半途而废，必须趁热打铁早日完工。这样，又是日常党务，又是编史修志，又要抽空学习，要做到统筹兼顾不容易，所以忙得不可开交。
我干政工的老本，是年青时在部队里，林彪事件爆炸之后，系统地通读过毛泽东选集和马列六本书。退伍后在南京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当毛主席逝世，响应中央号召，又通读过一遍毛泽东选集，包括新出的第5卷。大学毕业后，就在新恢复的南通师范专科学校教书，养成了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应有的每夜读书习惯。凭着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良好习惯，二十几年来，我通读了邓小平文选和江泽民、胡锦涛重要著作，通读了多本党务、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的厚厚的文件汇编。每当夜静更深、星斗阑干，东邻西舍、前楼后院的灯早已熄灭，我书房里的灯还灿然明亮。我要给人一杯水，必须自己先有一桶水。
二
咱干纪检是维护党纪国法的，最讲究的是个原则性。譬如演戏，扮演的是那黑脸包公的角色。要的是正气凛然，而不是嬉皮涎脸。演走了样，好比种了人家田，荒了自家地，没人认可你。
我曾请教一位为了查案从县里来公司调档的检察官：“你们这一番忙碌，一个家庭的安定生活就算完了。你们的心肠咋那么硬？”他说：“一开始也有些下不了手。后来想到大家都靠工薪收入紧巴巴地活着，而贪官们于工薪之外，有时一笔贿赂就够咱挣上几十年的。这样办案子也就没什么可顾惜的了。”细细思忖，他说的也在理。确实，共产党得天下不容易，死了几千万人，像刘胡兰、江姐这些烈士，现在想起来还叫人感动落泪。要是不从严治党，千里长堤毁于蚁穴，铜墙铁壁也会鱼烂而亡。
我们公司是条管单位，长期以来纪委没办过什么案子，已经办的几个，都是县里市里经手，主要是人头熟，撕不开情面，收到检举揭发信函，有关领导往抽屉里一关了事。出了几桩案子、倒了几个人之后，明白一个道理：“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问要变坏。”纪委做的是具体工作，在党委支持下，我们健全了企业内部规章，常年宣讲反面案例，重温自家反面教员，警钟长鸣、防微杜渐。遇有来信反映案件线索，认真调查不掩盖；查实确有违纪言行的，从严批评不包庇；情节较重的，按章处分不姑息。
我不止一次地负责过公司里招录大学生的工作。这事情非常敏感，不可能不得罪人。有老家的老乡请吃饭，有老熟人电话打招呼，有老领导登门问题目。我非常理解他们，这年头人多位子少，找个国有饭碗不容易。我非常想帮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对我有恩，在我谈对象形势最危急的时候，驱车百里帮我传过情通过好。可是我不能，因为我是干纪检的，干组织人事的，共产党的干部人事政策是公道正派的，所有来报考的人都是我的孩子，我必须一视同仁，不可能有所偏私。我对出题目的高校教授说：“您独立出题，千万别把题目告诉我。我这人心肠软，知晓了题目，别人问起来，说谎脸会红。”
每次职代会分组讨论，我总要向在座的头头脑脑打招呼：“请大家体谅我，自觉按规章办事，莫要心存侥幸。一旦接到举报，纪委职责所在，那时没什么可通融的。”逢年过节，我也会给他们发个短信，提个醒儿。偶尔有人拎个小礼包，我会沉下脸：“快请拿回，省得我往纪委拎。”不是我没心没肺没人情，而是既然干了纪检，就得遵从角色的游戏规则。
三
纪检干部也讲人情。但是，一要看对象，二要讲限度。
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总是立足于拉，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到触犯刑律，不往司法部门移送。毕竟，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一个人成长为干部也不容易。
一次，公司准备提拔一个干部，经过了群众推荐、演讲竞聘等程序，选出了最优秀的一个。结果接到人民来信，说他有经济问题。经过调查核实，证实其中的两件确有其事：一是他作为离任的盐场领导曾经默认老婆享受不应享受的级别待遇，二是他有一次过生日在镇上酒店请客的费用被部下拿到财务报销了。我们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诚恳的认了错，立马退了赔。考虑到他的态度和能力，我们没处分他，但搁置了他的提拔。后来他工作很努力，业绩也不错，过了一段时间，安排了他的职务。
又一次，也是提拔干部，万事俱备，来了人民来信。一查，他作为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为领导的子女安排工作上操作不规范，违反了人事纪律。我们严肃地批评了他的行为，考虑到他的长处和对错误有诚恳认识，加之确实需要用人，把他由原先拟定的提升副经理，改成先提拔为经理助理。
又有一次，某子公司发生班子成员酒后为了言语不合而出口骂人、动手打人的事件，被打的又是主要领导。经查，事件性质严重，为南通盐业史无前例，反响强烈。我们对当事人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的态度也是极其诚恳。当时可以有从轻、从重两种处分安排，为了挽救年轻有能力的干部，我们选择了从轻的一种。经党委审批，给予该事件中的打骂人者党内警告处分，责令道歉，通报批评。
对于来公司机关上访的盐场职工或者社会上的人民群众，我们总是满腔诚恳，热情接待，从不粗言冷语，避免激化矛盾，总是积极做工作，竭尽全力使事态向好的方向转化。毕竟，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的角色是公仆。
一次，某破产盐场的职工一下子来了三十几人，坐在机关多功能厅里不肯走。反映歇业时承诺的待遇落实不到位，要找当初主持改制工作的原盐场领导“理论理论”对他们的处境我们是同情的，毕竟几十年的饭碗没了，为了生产力的进步，他们承担了改革的代价。但是改制是县里经手的，还得找县... -->>
我从高校教师进入企业干政工，已经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在社会历史中不算短，毛主席利用它打下了一个新中国。又从政工兼职干纪检，也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在人生旅程中也不算短，它足可使一个呱呱啼哭的婴儿成长为英气勃勃的少年。十二年中，我所历经的辛酸，所尝试的苦辣，未可一二言之，亦所谓“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一直勉以自慰并且支撑精神的，就是一句话：“我是党和人民的啄木鸟。”我没有玷辱这个光荣而美丽的名号。
一
咱们干纪检的是教育别人的人。教育别人勤政廉政，自己得先勤政、先廉政；教育别人守法学好，自己得先守法、先学好。要守法得先学法、知法、懂法。我们的时代是创业、创新的时代，中央、国务院、中纪委、省公司、市里面，每年规范党员干部勤政廉政的文件规章层出不穷、学不胜学，需要加班学习、终身学习。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份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几张纸有意用浆糊粘连在一起，等领导班子全体成员逐个签阅之后，再检查那粘连的页码，结果是原封未动。这虽然是极端的个例，但也说明党员干部承担事务繁忙，要忙里偷闲专心致志地学习进修一点东西还真不容易。
我也身兼好几个职务，每天的日常工作量挺大。2004年春天开始，公司党办的两个人退休了，没补充人，我一人守着党群口一个科室，校长兼打钟，既当主任又当科员，原先三个人承担的工作量落在一人肩上，还兼着机关党支书，负责机关员工每周一次的例定学习。此外，我从1990年开始一直在编着一部百多万字的大书，叫做南通盐业志，记述着南通作为两淮盐区组成部分的2000多年历史，尚未完稿，不能半途而废，必须趁热打铁早日完工。这样，又是日常党务，又是编史修志，又要抽空学习，要做到统筹兼顾不容易，所以忙得不可开交。
我干政工的老本，是年青时在部队里，林彪事件爆炸之后，系统地通读过毛泽东选集和马列六本书。退伍后在南京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当毛主席逝世，响应中央号召，又通读过一遍毛泽东选集，包括新出的第5卷。大学毕业后，就在新恢复的南通师范专科学校教书，养成了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应有的每夜读书习惯。凭着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良好习惯，二十几年来，我通读了邓小平文选和江泽民、胡锦涛重要著作，通读了多本党务、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的厚厚的文件汇编。每当夜静更深、星斗阑干，东邻西舍、前楼后院的灯早已熄灭，我书房里的灯还灿然明亮。我要给人一杯水，必须自己先有一桶水。
二
咱干纪检是维护党纪国法的，最讲究的是个原则性。譬如演戏，扮演的是那黑脸包公的角色。要的是正气凛然，而不是嬉皮涎脸。演走了样，好比种了人家田，荒了自家地，没人认可你。
我曾请教一位为了查案从县里来公司调档的检察官：“你们这一番忙碌，一个家庭的安定生活就算完了。你们的心肠咋那么硬？”他说：“一开始也有些下不了手。后来想到大家都靠工薪收入紧巴巴地活着，而贪官们于工薪之外，有时一笔贿赂就够咱挣上几十年的。这样办案子也就没什么可顾惜的了。”细细思忖，他说的也在理。确实，共产党得天下不容易，死了几千万人，像刘胡兰、江姐这些烈士，现在想起来还叫人感动落泪。要是不从严治党，千里长堤毁于蚁穴，铜墙铁壁也会鱼烂而亡。
我们公司是条管单位，长期以来纪委没办过什么案子，已经办的几个，都是县里市里经手，主要是人头熟，撕不开情面，收到检举揭发信函，有关领导往抽屉里一关了事。出了几桩案子、倒了几个人之后，明白一个道理：“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问要变坏。”纪委做的是具体工作，在党委支持下，我们健全了企业内部规章，常年宣讲反面案例，重温自家反面教员，警钟长鸣、防微杜渐。遇有来信反映案件线索，认真调查不掩盖；查实确有违纪言行的，从严批评不包庇；情节较重的，按章处分不姑息。
我不止一次地负责过公司里招录大学生的工作。这事情非常敏感，不可能不得罪人。有老家的老乡请吃饭，有老熟人电话打招呼，有老领导登门问题目。我非常理解他们，这年头人多位子少，找个国有饭碗不容易。我非常想帮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对我有恩，在我谈对象形势最危急的时候，驱车百里帮我传过情通过好。可是我不能，因为我是干纪检的，干组织人事的，共产党的干部人事政策是公道正派的，所有来报考的人都是我的孩子，我必须一视同仁，不可能有所偏私。我对出题目的高校教授说：“您独立出题，千万别把题目告诉我。我这人心肠软，知晓了题目，别人问起来，说谎脸会红。”
每次职代会分组讨论，我总要向在座的头头脑脑打招呼：“请大家体谅我，自觉按规章办事，莫要心存侥幸。一旦接到举报，纪委职责所在，那时没什么可通融的。”逢年过节，我也会给他们发个短信，提个醒儿。偶尔有人拎个小礼包，我会沉下脸：“快请拿回，省得我往纪委拎。”不是我没心没肺没人情，而是既然干了纪检，就得遵从角色的游戏规则。
三
纪检干部也讲人情。但是，一要看对象，二要讲限度。
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总是立足于拉，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到触犯刑律，不往司法部门移送。毕竟，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一个人成长为干部也不容易。
一次，公司准备提拔一个干部，经过了群众推荐、演讲竞聘等程序，选出了最优秀的一个。结果接到人民来信，说他有经济问题。经过调查核实，证实其中的两件确有其事：一是他作为离任的盐场领导曾经默认老婆享受不应享受的级别待遇，二是他有一次过生日在镇上酒店请客的费用被部下拿到财务报销了。我们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诚恳的认了错，立马退了赔。考虑到他的态度和能力，我们没处分他，但搁置了他的提拔。后来他工作很努力，业绩也不错，过了一段时间，安排了他的职务。
又一次，也是提拔干部，万事俱备，来了人民来信。一查，他作为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为领导的子女安排工作上操作不规范，违反了人事纪律。我们严肃地批评了他的行为，考虑到他的长处和对错误有诚恳认识，加之确实需要用人，把他由原先拟定的提升副经理，改成先提拔为经理助理。
又有一次，某子公司发生班子成员酒后为了言语不合而出口骂人、动手打人的事件，被打的又是主要领导。经查，事件性质严重，为南通盐业史无前例，反响强烈。我们对当事人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的态度也是极其诚恳。当时可以有从轻、从重两种处分安排，为了挽救年轻有能力的干部，我们选择了从轻的一种。经党委审批，给予该事件中的打骂人者党内警告处分，责令道歉，通报批评。
对于来公司机关上访的盐场职工或者社会上的人民群众，我们总是满腔诚恳，热情接待，从不粗言冷语，避免激化矛盾，总是积极做工作，竭尽全力使事态向好的方向转化。毕竟，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的角色是公仆。
一次，某破产盐场的职工一下子来了三十几人，坐在机关多功能厅里不肯走。反映歇业时承诺的待遇落实不到位，要找当初主持改制工作的原盐场领导“理论理论”对他们的处境我们是同情的，毕竟几十年的饭碗没了，为了生产力的进步，他们承担了改革的代价。但是改制是县里经手的，还得找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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