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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安天子李晔，之所以也如朱温一般心惊胆颤，则是因为李曜如此大功，已然是封无可封，赏无可赏！自古臣子功大至此，除了禅让，还能如何？
果然消息刚刚传开，一大波臣子就开始纷纷上表，说秦王功在社稷，德被千秋，河朔三镇自外于朝廷百余年，如今终被平定，此等大功，不封大国，不赐九锡，焉能酬赏？
封大国其实已经不必，已经是“秦”了，还要多大？但九锡就很有说道了。
本来，九锡只是皇帝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礼器，不过是最高礼遇的表示。但到了唐朝之时，九锡的意义可绝非只是如此。因为史上多数接受过“九锡”的人，如王莽、曹操、孙权、司马昭等都是前朝的悖逆之人，以及后来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也都曾受过“九锡”，于是乎“九锡”成了篡逆的代名词。
当然话说回来，唐高祖李渊也是从隋朝手里接过九锡而建立的大唐，再上溯一下，隋文帝杨坚也是从北周手里接过九锡而建立的大隋。因此，说篡，似乎也要看后人怎么评价，但不论如何，受九锡则必称帝，几乎已经是所有人的共识。
李曜此刻不在长安，但那不是问题，不在更好，这样就算秦王“想”拒绝，路途远了也不方便办。因此长安乱哄哄一阵之后，在众多文武百官的“劝说”下，李晔终于面色惨白地在《册命秦王九锡文》上用了宝。
这封册书以最快的速度连同九锡送到了沧州——李曜刚刚抵达沧州巡视。
“於戏！敬听朕命。夫惟天为大，列晷宿而垂象，谓地盖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时代序，万类骈罗，庶品得性，群形不夭。然则皇王统历，深视高居，拱久默垂衣，寄成师相，此则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汉昭无为而治。顷者天下多难，国命如旒，则我建国之业，将坠于地。肃代二宗，奋迅风云，大济艰危，爰翼朕躬，国为再造，经营庶土，以至勤忧，及文襄承构，愈广前业，康邦夷难，道格穹苍。王纵德应期，千龄一出，惟几惟深，乃神乃圣，大崇霸德，实广相猷，虽冥功妙实，藐绝言象，标声示迹，典礼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虚受。
王新风初举，建於上地，庇民立政，时雨滂流，下识廉耻，仁加水陆，移风易俗，开宗新儒，此王之功也。仍摄天台，总参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窜迹，松塞无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统前绪，持衡匡合，华戎混一，风海调夷，日月光华，天地清晏，声接响随，无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此又王之功也。……此又王之功也。……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勋，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赞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毕入佐，出内之任，王宜总之。
……今加王九锡，其敬听朕命。以王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王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王劝分务本，穑人昏作，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锡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王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王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革面，华夏充实，是用锡王朱户以居。王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群善必举，是用锡王纳陛以登。王秉国之钧，正色处中，纤毫之恶，靡不抑退，是用锡王虎贲之士三百人。王纠虔天刑，章厥有罪，犯关干纪，莫不诛殛，是用锡王鈇钺各一。王龙骧虎视，旁眺八维，掩讨逆节，折冲四海，是用锡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王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感于朕思，是用锡王秬鬯一卣，珪瓒副焉。往钦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兴洪业，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李曜“诚惶诚恐”地接过册书看了看，又恭恭敬敬递回给天使，说道：“陛下厚赐，臣实不敢当。臣受命主持中枢至今，仰赖陛下洪福，总算略有小绩。然则纵观今日情形：西北丝路未复，北疆胡虏仍猖，更有中原逆臣不服王命、自行其是……此皆国朝积弊所致。若不能平此三患，微臣区区浅行薄德，如何克当九锡之赐？还请天使将臣此心转告陛下……”
那天使本就是李曜麾下的麾下，自然要把这戏唱好，当下故作为难，然后问道：“若是这三事告成，秦王可愿受此封赏？”
李曜毫不迟疑说道：“若开疆固土，攘除奸凶，教化天下，安乐万民，德行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那天使得到准信，立刻接过话头：“既然秦王固辞不受，某也只得如此回禀陛下。秦王放心，秦王的心愿，某等必让陛下知晓。”
李曜于是笑着将天使送走。
天使刚走，一干将领便炸开了锅，纷纷议论李曜所提的三件麻烦事。
丝路也就是丝绸之路，李曜所指目的明确，无非决定将凉州等地拿到手中，恢复大唐对西域的经营。北疆，那也就是契丹了，如今正面临一战。最后则是朱温，这理由就不必说了。
也就是说，李曜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条件：完事上述三事，才是接受九锡之时！
第216章再续盛唐(一)
李曜婉拒九锡的消息传出，对他的个人声望自然又是一次提高，但实际上这笔“买卖”是很划算的，因为他提出的三件大事虽然看似宏大难办，实际上却也未必。
收复丝绸之路这一条看似特别艰难，因为西北丢失已逾百年，即使张义潮当初以归义军内附，朝廷与归义军之间的联接也始终未能打通，而在中枢无力的情况下，这种归附也是名义大过实际，在归义军自身衰弱之后，前景就更加渺茫，因此朝野上下对此都已经不抱幻想。
然而李曜比他们更加清楚河西陇右的局势，吐蕃因为内乱，其威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朝廷此刻只须出兵击败一些并不甚强的地方、部落势力，便可一统河西陇右。这对现在的李曜来说，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让关西三帅与河东离得更远、收复的河陇名义上是朝廷控制……更不必说打通河陇之后丝绸之路再次畅通对于商贸和政治气候的正面影响等等。
简单易做，好处多多。
而朱温方面经此打击，已经可以说彻底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从此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只要李曜继续保持压力，朱温可以说是再也翻不出大浪来。与此同时，李曜已经开始派人接触原先附庸于朱温的一些节帅，譬如山南东道的赵匡凝、雷彦威、马殷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昭示着一个事实：李曜的触手，已经从北方快速地伸向南方，其影响力也随之扩大。
并非李曜心急，实在是有些事能等，有些事不能等。
他的理想不必多说了，无非是消除五代十国乱世，再创一个盛世。但必须要提的是，历史上五代十国处于唐宋之交，而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即所谓“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型的时代。李曜前世非常景仰的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唐朝“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按这个划分，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实际上仍然处于较旧的封建阶段，倒是后人们普遍认为中晚唐这个“衰世”，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却开始孕育出新的变化。
比如说在盛唐，货币经济尚未恢复到西汉水平，社会上仍然盛行实物交易，最流行的支付手段竟是布帛而不是铜钱。那时的城市禁止夜生活，连长安这种国际化大都市也实行严格的宵禁，一到晚上就死气沉沉，平民夜间随便出门是要被拘留的。商业贸易被限制在固定的坊市之内，还远未形成发达的生活服务业和市民阶层。这些都反映出盛唐虽国富力强，但在形态上仍然落后，而改变都是从中唐才开始的。
唐代门阀贵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依然很雄厚，剧烈的土地兼并就不可免，到中叶均田制和府兵制都被破坏，农民流离失所，中央只好改行两税法和募兵制。募兵制募出了许多拥兵自重、不服中央管制的军阀，形成了藩镇割剧的局面。
毁天灭地的农民大起义，毁灭性扫荡了门阀贵族这个腐朽势力，使之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无法消灭藩镇这个新怪物。而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藩镇不解决，唐宋之交的政治升级就无法完成。不过幸好，正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时代，中国虽然付出了华北几乎被毁的代价，却也基本解决了藩镇这个前进障碍，所以才能在宋代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此时的上层组织，世袭的衣冠权阀消失了，贵族政治为文官政治取代，凭科举上位的“形势户”——来自地主阶层的儒生成为执政的主导力量。军事上藩镇军阀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将领所取代，从此根基稳固，再未发现过贵族化倾向的倒退。
李曜现在急着要做的，一是以推崇新儒家思想的新儒生取代过去的门阀贵族，二是以同样认同新儒家思想的将领来取代藩镇，从而彻底完成“由思想到行动”的国家上层结构变化。
在经济领域，历史上中晚唐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宋代达到空前高峰，而封建进程也从魏晋隋唐以来的庄园农奴制阶段，过渡到宋代的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新阶段。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农民，在身份上和人身自由上都获得了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极大释放出来。从此宋元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因此被史学家誉为“近世”。
在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了全面恢复，欣欣向荣的长江流域又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宋代的繁荣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更加进步和全面，社会也变得更为人性化、多元化。工商业和服务业发达的程度惊人，甚至出现了原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难怪陈寅恪曾感叹“唐近古，宋近今”。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也曾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到“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
五代十国这个乱世，为这一伟大进程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五代十国虽被后世目为混乱黑暗的“季世”，但它不同于东汉末和晋代的大分裂，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是朝进步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时期，旧的政治阶层被消灭，新的因素在壮大，每个短命小王朝多不再以门第取才，态度务实，唯贤是举，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在排除着旧的、腐朽的因素。正如著名学者邓小南所说，这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是一个为治世做准备、由坏向好的过渡时期。
“五代”和“十国”还不自觉的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历史分工：五代着重于解决藩镇问题，恢复强大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转型。十国则保住了中唐以来南方的经济成果。到宋初，这场变革所需的政治、经济上的两个条件都已俱备，才会造就新的辉煌。所以五代的贡献是组织结构上的，是制度上的，是骨架，是灵魂。十国的贡献则是物质上的，是生产力，是血和肉。
因为历史上也正因如此，北方为五代的政治升级，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十国则和平富庶得多。五代个个是军人政府，“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皇帝沦为傀儡，藩镇统帅自己也常是骄兵们的玩物。更有弟夺兄位、子弄父权，至于宦官干政、外戚揽权、伶人恃宠等封建政治所有的丑陋现像在五代都淋漓尽致的上演着，可谓“五毒俱全"。藩镇之间也是互相撕咬，“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仅在中原地区，短短五十三年间改朝换代多达六次，前后变更八姓十三君，至于下层生灵涂炭的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五代结束时，中原人口最稠密的汴京及周边数千里之地，没有荒芜的土地，仅仅十之二三。
李曜不愿意出现乱世的巨大杀戮和破坏，但这其中的好处，他却要拿到手里，因此有些事的推进就不能不快。
此前之所以他对朱温主要以扼制为主，不愿过多的出兵中原骚扰，其实也正是为此考虑，他不愿中原富庶之地被拉锯战搞得一片萧条，所以一直只是保持压制，他真正的打算，是在时机成熟之时一举将朱温击败，使中原免遭战火反复犁耕。
此时此刻，朱温的实力大损，而李曜的强势已经毋庸置疑，下一次出兵只怕便是直取汴州，终结乱世。
至于北疆，... -->>
而长安天子李晔，之所以也如朱温一般心惊胆颤，则是因为李曜如此大功，已然是封无可封，赏无可赏！自古臣子功大至此，除了禅让，还能如何？
果然消息刚刚传开，一大波臣子就开始纷纷上表，说秦王功在社稷，德被千秋，河朔三镇自外于朝廷百余年，如今终被平定，此等大功，不封大国，不赐九锡，焉能酬赏？
封大国其实已经不必，已经是“秦”了，还要多大？但九锡就很有说道了。
本来，九锡只是皇帝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礼器，不过是最高礼遇的表示。但到了唐朝之时，九锡的意义可绝非只是如此。因为史上多数接受过“九锡”的人，如王莽、曹操、孙权、司马昭等都是前朝的悖逆之人，以及后来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也都曾受过“九锡”，于是乎“九锡”成了篡逆的代名词。
当然话说回来，唐高祖李渊也是从隋朝手里接过九锡而建立的大唐，再上溯一下，隋文帝杨坚也是从北周手里接过九锡而建立的大隋。因此，说篡，似乎也要看后人怎么评价，但不论如何，受九锡则必称帝，几乎已经是所有人的共识。
李曜此刻不在长安，但那不是问题，不在更好，这样就算秦王“想”拒绝，路途远了也不方便办。因此长安乱哄哄一阵之后，在众多文武百官的“劝说”下，李晔终于面色惨白地在《册命秦王九锡文》上用了宝。
这封册书以最快的速度连同九锡送到了沧州——李曜刚刚抵达沧州巡视。
“於戏！敬听朕命。夫惟天为大，列晷宿而垂象，谓地盖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时代序，万类骈罗，庶品得性，群形不夭。然则皇王统历，深视高居，拱久默垂衣，寄成师相，此则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汉昭无为而治。顷者天下多难，国命如旒，则我建国之业，将坠于地。肃代二宗，奋迅风云，大济艰危，爰翼朕躬，国为再造，经营庶土，以至勤忧，及文襄承构，愈广前业，康邦夷难，道格穹苍。王纵德应期，千龄一出，惟几惟深，乃神乃圣，大崇霸德，实广相猷，虽冥功妙实，藐绝言象，标声示迹，典礼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虚受。
王新风初举，建於上地，庇民立政，时雨滂流，下识廉耻，仁加水陆，移风易俗，开宗新儒，此王之功也。仍摄天台，总参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窜迹，松塞无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统前绪，持衡匡合，华戎混一，风海调夷，日月光华，天地清晏，声接响随，无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此又王之功也。……此又王之功也。……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勋，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赞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毕入佐，出内之任，王宜总之。
……今加王九锡，其敬听朕命。以王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王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王劝分务本，穑人昏作，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锡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王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王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革面，华夏充实，是用锡王朱户以居。王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群善必举，是用锡王纳陛以登。王秉国之钧，正色处中，纤毫之恶，靡不抑退，是用锡王虎贲之士三百人。王纠虔天刑，章厥有罪，犯关干纪，莫不诛殛，是用锡王鈇钺各一。王龙骧虎视，旁眺八维，掩讨逆节，折冲四海，是用锡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王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感于朕思，是用锡王秬鬯一卣，珪瓒副焉。往钦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兴洪业，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李曜“诚惶诚恐”地接过册书看了看，又恭恭敬敬递回给天使，说道：“陛下厚赐，臣实不敢当。臣受命主持中枢至今，仰赖陛下洪福，总算略有小绩。然则纵观今日情形：西北丝路未复，北疆胡虏仍猖，更有中原逆臣不服王命、自行其是……此皆国朝积弊所致。若不能平此三患，微臣区区浅行薄德，如何克当九锡之赐？还请天使将臣此心转告陛下……”
那天使本就是李曜麾下的麾下，自然要把这戏唱好，当下故作为难，然后问道：“若是这三事告成，秦王可愿受此封赏？”
李曜毫不迟疑说道：“若开疆固土，攘除奸凶，教化天下，安乐万民，德行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那天使得到准信，立刻接过话头：“既然秦王固辞不受，某也只得如此回禀陛下。秦王放心，秦王的心愿，某等必让陛下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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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也就是丝绸之路，李曜所指目的明确，无非决定将凉州等地拿到手中，恢复大唐对西域的经营。北疆，那也就是契丹了，如今正面临一战。最后则是朱温，这理由就不必说了。
也就是说，李曜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条件：完事上述三事，才是接受九锡之时！
第216章再续盛唐(一)
李曜婉拒九锡的消息传出，对他的个人声望自然又是一次提高，但实际上这笔“买卖”是很划算的，因为他提出的三件大事虽然看似宏大难办，实际上却也未必。
收复丝绸之路这一条看似特别艰难，因为西北丢失已逾百年，即使张义潮当初以归义军内附，朝廷与归义军之间的联接也始终未能打通，而在中枢无力的情况下，这种归附也是名义大过实际，在归义军自身衰弱之后，前景就更加渺茫，因此朝野上下对此都已经不抱幻想。
然而李曜比他们更加清楚河西陇右的局势，吐蕃因为内乱，其威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朝廷此刻只须出兵击败一些并不甚强的地方、部落势力，便可一统河西陇右。这对现在的李曜来说，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让关西三帅与河东离得更远、收复的河陇名义上是朝廷控制……更不必说打通河陇之后丝绸之路再次畅通对于商贸和政治气候的正面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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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温方面经此打击，已经可以说彻底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从此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只要李曜继续保持压力，朱温可以说是再也翻不出大浪来。与此同时，李曜已经开始派人接触原先附庸于朱温的一些节帅，譬如山南东道的赵匡凝、雷彦威、马殷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昭示着一个事实：李曜的触手，已经从北方快速地伸向南方，其影响力也随之扩大。
并非李曜心急，实在是有些事能等，有些事不能等。
他的理想不必多说了，无非是消除五代十国乱世，再创一个盛世。但必须要提的是，历史上五代十国处于唐宋之交，而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即所谓“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型的时代。李曜前世非常景仰的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唐朝“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按这个划分，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实际上仍然处于较旧的封建阶段，倒是后人们普遍认为中晚唐这个“衰世”，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却开始孕育出新的变化。
比如说在盛唐，货币经济尚未恢复到西汉水平，社会上仍然盛行实物交易，最流行的支付手段竟是布帛而不是铜钱。那时的城市禁止夜生活，连长安这种国际化大都市也实行严格的宵禁，一到晚上就死气沉沉，平民夜间随便出门是要被拘留的。商业贸易被限制在固定的坊市之内，还远未形成发达的生活服务业和市民阶层。这些都反映出盛唐虽国富力强，但在形态上仍然落后，而改变都是从中唐才开始的。
唐代门阀贵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依然很雄厚，剧烈的土地兼并就不可免，到中叶均田制和府兵制都被破坏，农民流离失所，中央只好改行两税法和募兵制。募兵制募出了许多拥兵自重、不服中央管制的军阀，形成了藩镇割剧的局面。
毁天灭地的农民大起义，毁灭性扫荡了门阀贵族这个腐朽势力，使之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无法消灭藩镇这个新怪物。而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藩镇不解决，唐宋之交的政治升级就无法完成。不过幸好，正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时代，中国虽然付出了华北几乎被毁的代价，却也基本解决了藩镇这个前进障碍，所以才能在宋代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此时的上层组织，世袭的衣冠权阀消失了，贵族政治为文官政治取代，凭科举上位的“形势户”——来自地主阶层的儒生成为执政的主导力量。军事上藩镇军阀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将领所取代，从此根基稳固，再未发现过贵族化倾向的倒退。
李曜现在急着要做的，一是以推崇新儒家思想的新儒生取代过去的门阀贵族，二是以同样认同新儒家思想的将领来取代藩镇，从而彻底完成“由思想到行动”的国家上层结构变化。
在经济领域，历史上中晚唐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宋代达到空前高峰，而封建进程也从魏晋隋唐以来的庄园农奴制阶段，过渡到宋代的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新阶段。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农民，在身份上和人身自由上都获得了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极大释放出来。从此宋元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因此被史学家誉为“近世”。
在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了全面恢复，欣欣向荣的长江流域又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宋代的繁荣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更加进步和全面，社会也变得更为人性化、多元化。工商业和服务业发达的程度惊人，甚至出现了原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难怪陈寅恪曾感叹“唐近古，宋近今”。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也曾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到“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
五代十国这个乱世，为这一伟大进程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五代十国虽被后世目为混乱黑暗的“季世”，但它不同于东汉末和晋代的大分裂，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是朝进步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时期，旧的政治阶层被消灭，新的因素在壮大，每个短命小王朝多不再以门第取才，态度务实，唯贤是举，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在排除着旧的、腐朽的因素。正如著名学者邓小南所说，这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是一个为治世做准备、由坏向好的过渡时期。
“五代”和“十国”还不自觉的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历史分工：五代着重于解决藩镇问题，恢复强大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转型。十国则保住了中唐以来南方的经济成果。到宋初，这场变革所需的政治、经济上的两个条件都已俱备，才会造就新的辉煌。所以五代的贡献是组织结构上的，是制度上的，是骨架，是灵魂。十国的贡献则是物质上的，是生产力，是血和肉。
因为历史上也正因如此，北方为五代的政治升级，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十国则和平富庶得多。五代个个是军人政府，“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皇帝沦为傀儡，藩镇统帅自己也常是骄兵们的玩物。更有弟夺兄位、子弄父权，至于宦官干政、外戚揽权、伶人恃宠等封建政治所有的丑陋现像在五代都淋漓尽致的上演着，可谓“五毒俱全"。藩镇之间也是互相撕咬，“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仅在中原地区，短短五十三年间改朝换代多达六次，前后变更八姓十三君，至于下层生灵涂炭的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五代结束时，中原人口最稠密的汴京及周边数千里之地，没有荒芜的土地，仅仅十之二三。
李曜不愿意出现乱世的巨大杀戮和破坏，但这其中的好处，他却要拿到手里，因此有些事的推进就不能不快。
此前之所以他对朱温主要以扼制为主，不愿过多的出兵中原骚扰，其实也正是为此考虑，他不愿中原富庶之地被拉锯战搞得一片萧条，所以一直只是保持压制，他真正的打算，是在时机成熟之时一举将朱温击败，使中原免遭战火反复犁耕。
此时此刻，朱温的实力大损，而李曜的强势已经毋庸置疑，下一次出兵只怕便是直取汴州，终结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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