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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询扬眉反问道：“节帅何故故作不知？”
李曜哂然一笑：“武德九年八月，即位当月的太宗文皇帝发布诏令，说‘通财鬻货，生民常业’，要‘思改前弊，以谐民俗’，命‘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并不须禁’。这便是为发展隋末大乱之后凋弊的社会经济而鼓励货畅其流，疏通商贸。再如口分田可以卖充邸店、碾硙的均田令条文及工匠可以纳资代役的规定，亦均属有利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某今欲废匠籍，也是在太宗文皇帝当日所行法则基础上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有何不可？”
李曜这其实是在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因为古代制定什么政策，总喜欢从先贤、先圣的一些旧归着手，太宗李世民不光是李唐后世皇帝的祖宗，也是最有作为的皇帝，搬他出来当虎皮，显然比较有分量。不过李曜这其实也是故意只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事实上初唐及盛唐时期，政府对民间工商业大体上的确采取了相当放任自由，甚至还有某些鼓励发展的措施。但是，即便在当时，其政治上歧视民间工商业者仍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确立下来并严格执行着，这个与历代王朝的做法并无多大不同。
果然，张敬询这种读书人不是像李克用那种大老粗那么好忽悠的，他听了之后立刻便反驳道：“节帅所言，诚然太宗前语，但一事为一事，不可混为一谈。早在太宗贞观年间，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设六百四十三员，太宗即叮嘱重臣房公玄龄：‘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节帅，太宗此语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为官的途径，我朝对此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根本国策。”
李曜正要说话，张敬询却仍不停口，又道：“而高宗皇帝在乾封二年二月时，又‘禁工商不得乘马’。到文宗朝，重臣王涯奉敕详定诸司制度，‘约所司条件令式旧章，从俗酌宜，务遵中道’，并于太和六年上《准敕详定诸司制度条件奏》，就中援引《大唐六典》、《礼部式》、《卤簿令》的有关条文，说：‘胥吏及商贾妻子，并不乘奚车及檐子……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不仅重申高宗禁令，而且说明我大唐律中亦有明文规定商贾妻子不得乘奚车及檐子，严厉防止工商业者凭借资财以提高其地位。”
张敬询面色严峻，继续道：“不仅如此，在服饰及丧葬方面，朝廷也有明确规定。高祖武德初，即因隋旧制，规定服饰要‘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永隆二年正月，高宗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到武周时，则明令规定，‘富商大贾，衣服过制，丧葬奢侈，报废生业，州县相知捉搦，两京兼委金吾检校’。可见立法依然严格。”
“节帅若说，这些都只是历代先皇偶尔所言，未必可奉为国法宗伦，那么在玄宗开元末年修成《大唐六典》时，以上种种都被以律令形式明文确立下来。《大唐六典》明确划分了士、农、工、商的四人界限，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还规定州县要‘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目的之一，就是以‘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其中‘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者’，有着专门的世袭户籍，不得改易另入他类。朝廷又通过户籍制度将民间工商业者紧紧地与杂色、贱类等粘连在一起。可见，此乃国朝定论，并非轻易可以更易。”
李曜沉着脸一言不发，张敬询见了，又道：“某知节帅为河中军械监缺员之事心中急切，但纵使节帅如今兵强马壮，不畏朝廷责难，但那天下士林呢？民间工商业者被视为‘杂类’、‘杂流’、‘贱类’之观念深入到士大夫甚至一般平民的心中，工商业者被看作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入仕为官的。节帅可还记得，武后当政时，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宠用权，安石数折辱之，甚为易之等所忌。尝于内殿赐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筵’。因顾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为之失色。武后却以安石辞直，深慰勉之。武后何等人也，敢以女流而称帝者，其父便曾从商，而她亦不得不屈从‘商为贱类’之说，可见天下士林，非一人可以逆之。敬询虽无节帅才学，但既为节帅委以重任，不得不禀直忠言，望节帅三思，三思！”
第210章力挽天倾(廿八)
李曜长叹一声，沉默半晌，道：“你之所虑，某已尽知，确为忠直之言……”他又顿了一顿，才道：“既是如此，此事暂且作罢，待某慢慢引导，再作考虑。不过，欲使民为工、商，总须有些手段，而以战乱陷之，实非某所乐见。我意效法商君，城门立木，以重奖而树信誉，屈尊降贵，亲授其职，并赐宴就席，与某同食。敬询意下如何？”
“这……”张敬询面有难色，缓缓道：“若按太宗皇帝之说，此亦有逾越之处，不过节帅实欲如此，也非全不可行，唯有一事，节帅当有所虑及。”
李曜面无表情，道：“你是说士林之中的言刀语剑？”
“正是。”张敬询沉着脸点头，一本正经道：“如今朝廷式微，节帅欲做此事，朝廷恐难责难，然则士林中人，必有龃龉，虽则节帅自己便是天下名士，但若做了这般事情，只怕也难逃狂士之名。届时，于节帅风评，怕就难免有些影响。”
李曜想了想，目光逐渐坚毅，决然道：“无妨，某念屈子曾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某这番作为，为的是河中兴旺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此乃我辈大义，正是心之所善，虽死何如！”
张敬询闻得此说，耸然动容，面色一肃，起身长揖一礼：“久闻节帅世之君子，今日方始克信无疑。节帅以一镇之尊，使相中都，天下侧目，竟愿为百姓福祉而担此污名，敬询虽碌碌小人，敢不恭伏骥尾？”
李曜露出笑容，勉慰几句，然后道：“好，那么接下来的安排，便是如此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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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河中节度使府颁布告示，宣布了两件事：其一，《新城扩建令》正式施行，一期工程由河中节度使府、太原王氏、江都杨氏，以及蒲州靳氏、冯氏、高氏等五家，外带河中两名豪商之家，一共十家，组成东升新城头期股东会，其中河东节度使府以地皮、技术、人员等，以及七十万贯现钱入股，占股六成；其余九家按各自出资高低，共占股四成。新城建设完工后，九家各按股份参与分红，为期十年。十年期间，九家均有随时要求节帅府对其公开账目明细之权，并在每年年中、年底参加由节帅府召开的“股东会议”，同时监督查证收益所得。河中节度使府负责维持东升新城之安定，不使其受战乱、骚动等影响，如发生该类意外，按战乱或动乱时间，于十年限期之外额外增加相应分红时间……等等细则，一共十四款，全文四十三条，整个公示权责清晰，产权明确。
其二，节度使府、观察使府辟举原佑国节度使、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这次辟举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张全义原本地位甚高，也是使相，如今却只是观察副使，连节度副使都没捞到；二是张全义本是朱温的人，如今居然被李曜委以重任。而就李使相在告示中的说法来看，张全义似乎是被授命负责河中的各项农事处理。农事在古代社会几乎可以说是头等大事，李使相居然交给了一个降将？
河中上下无数人心中疑惑，此人究竟何德何能，能得节帅如此信任？
张全义，字国维，本名言。在原先的历史上，由昭宗李晔赐名全义，后梁太祖朱晃赐名为宗奭。濮州临濮人。曾先后在唐、黄巢、诸葛爽（河阳节度使）父子、后梁、后晋等政权中任要职。在唐政权中的任职情况大致是：僖宗文德元年，“（朱）全忠表丁会为河阳节度使，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后又“置佑国军于河南府，以张全义为节度使”；昭宗朝，大顺元年“加封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景福元年，“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光化元年，“加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
在现在的这个大唐中，因为李曜的出现，洛阳被李曜攻破，并俘虏了张全义，使他被软禁了许久，虽因为李曜早有用他之意而没有受到什么虐待，但毕竟失去了人身自由，相对于原先的历史来看，他的命运简直称得上“悲惨”。
因为在原先的历史中，张全义可谓官运亨通，从文德元年到光化元年的十年间，张氏职位步步高升。再从昭宗赐名“全义”看，其声望也称显赫。当初在诸葛爽的割据政权中，他可以拥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也显出其职位非同一般。在黄巢政权中，张氏任吏部尚书、水运使，亦是大权在握。事后梁时，初为河南尹，后累拜中书令，食邑至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郑滑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并封魏王。在后唐政权中，庄宗曾命皇子、皇弟“皆兄事之”，加拜太师、尚书令，且庄宗数幸其第，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改封齐王。纵观张全义所事政权的职位，均位高权重、声明显赫。
按说张全义并非名门望族，也没有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原先还算一方军阀，后来手中也早已没了真正的兵权，但即便如此，他的升迁却仍一帆风顺，显得颇为怪异。究其原因，除其个人素质如“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群士，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及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外，与他本人重视农业以及在农业开发中的巨大成就有密切的联系。
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没有农业的发展、繁荣，就没有封建王朝的发展、繁荣。按照原先的历史来说，张全义生活的时代为唐代末期，生活空间主要在河、洛一带。此时期此区域战乱频频、满目疮痍，致使农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资治通鉴》记载：“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城，四野俱无耕者”。
洛阳之地经过黄巢乱军与唐军的战斗以及秦宗权、孙儒的掠夺，往日的辉煌早已丧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对此，《旧五代史》也有和《资治通鉴》类似内容的生动记述：“初，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荊榛。全义初至，惟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
河、洛地区所经历的战乱，给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流失。正如上文所见“井邑穷民，不满百户”。事实上，在孙儒据有洛阳时，人口的减少就尤为严重。“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这段记载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可以了解到洛阳城当时人口数量绝对稀少。
如果用后世的思路分析，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就是生产力高低的最主要标志。既然“四野俱无耕者”，劳动力显然极其有限。有限的劳动力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很不现实的。其次是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迭相攻伐，七八年间”，反映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毫无疑问，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农业基础的破坏越大。河、洛地区本是大唐重要的粮食产区，以往是“秔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柳渡风轻花浪绿，麦田烟暖锦鸡飞”的繁荣景象，而此时却“荆棘弥望”、“仅存坏垣而已”，足见农业基础破坏之严重。这急需要朝廷、节帅府——或用现代话说叫做政府当局，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导农民耕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时代呼唤当局出面组织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下，一向以重视农业著称的张全义登上了时代舞台。张全义虽然胆小怕事、德行有亏，但对农业可谓情有独钟，其祖张琏，其父张诚，“世为田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全义养成了勤劳俭朴的性格，并且能够“劝耕务农”。正是由于张全义的劝耕务农才使张家“仓储殷积”。因此从张全义家庭背景及其在家时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已初步具备了组织农业生产的基本素质，乃至方法和领导经验。
张全义登上时代舞台后就充分展示了他对农业生产发展极为重视的独特一面。“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刻臂为盟，相得欢甚。罕之勇而无谋，性复贪暴，意轻全义，闻其勤俭力穑，笑曰‘此田舍一夫儿’”。从李罕之的话语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被称之为“田舍夫”[无风注：本书很早前就曾说过，田舍翁之类的称呼在唐朝是贬义。]。而李罕之则与张全义重视农业的做法相反，“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李罕之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恰好从反面说明了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的独到之处。
张全义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做法是李曜一直肯定的。首先，在“四野俱无耕者”的情况下，招徕农民，增加劳动人手。史载“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用者，人给一旗一牓，招怀流散，劝之树艺”。
其次，采取有利于稳定民心的措施，“... -->>
张敬询扬眉反问道：“节帅何故故作不知？”
李曜哂然一笑：“武德九年八月，即位当月的太宗文皇帝发布诏令，说‘通财鬻货，生民常业’，要‘思改前弊，以谐民俗’，命‘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并不须禁’。这便是为发展隋末大乱之后凋弊的社会经济而鼓励货畅其流，疏通商贸。再如口分田可以卖充邸店、碾硙的均田令条文及工匠可以纳资代役的规定，亦均属有利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某今欲废匠籍，也是在太宗文皇帝当日所行法则基础上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有何不可？”
李曜这其实是在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因为古代制定什么政策，总喜欢从先贤、先圣的一些旧归着手，太宗李世民不光是李唐后世皇帝的祖宗，也是最有作为的皇帝，搬他出来当虎皮，显然比较有分量。不过李曜这其实也是故意只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事实上初唐及盛唐时期，政府对民间工商业大体上的确采取了相当放任自由，甚至还有某些鼓励发展的措施。但是，即便在当时，其政治上歧视民间工商业者仍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确立下来并严格执行着，这个与历代王朝的做法并无多大不同。
果然，张敬询这种读书人不是像李克用那种大老粗那么好忽悠的，他听了之后立刻便反驳道：“节帅所言，诚然太宗前语，但一事为一事，不可混为一谈。早在太宗贞观年间，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设六百四十三员，太宗即叮嘱重臣房公玄龄：‘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节帅，太宗此语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为官的途径，我朝对此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根本国策。”
李曜正要说话，张敬询却仍不停口，又道：“而高宗皇帝在乾封二年二月时，又‘禁工商不得乘马’。到文宗朝，重臣王涯奉敕详定诸司制度，‘约所司条件令式旧章，从俗酌宜，务遵中道’，并于太和六年上《准敕详定诸司制度条件奏》，就中援引《大唐六典》、《礼部式》、《卤簿令》的有关条文，说：‘胥吏及商贾妻子，并不乘奚车及檐子……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不仅重申高宗禁令，而且说明我大唐律中亦有明文规定商贾妻子不得乘奚车及檐子，严厉防止工商业者凭借资财以提高其地位。”
张敬询面色严峻，继续道：“不仅如此，在服饰及丧葬方面，朝廷也有明确规定。高祖武德初，即因隋旧制，规定服饰要‘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永隆二年正月，高宗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到武周时，则明令规定，‘富商大贾，衣服过制，丧葬奢侈，报废生业，州县相知捉搦，两京兼委金吾检校’。可见立法依然严格。”
“节帅若说，这些都只是历代先皇偶尔所言，未必可奉为国法宗伦，那么在玄宗开元末年修成《大唐六典》时，以上种种都被以律令形式明文确立下来。《大唐六典》明确划分了士、农、工、商的四人界限，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还规定州县要‘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目的之一，就是以‘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其中‘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者’，有着专门的世袭户籍，不得改易另入他类。朝廷又通过户籍制度将民间工商业者紧紧地与杂色、贱类等粘连在一起。可见，此乃国朝定论，并非轻易可以更易。”
李曜沉着脸一言不发，张敬询见了，又道：“某知节帅为河中军械监缺员之事心中急切，但纵使节帅如今兵强马壮，不畏朝廷责难，但那天下士林呢？民间工商业者被视为‘杂类’、‘杂流’、‘贱类’之观念深入到士大夫甚至一般平民的心中，工商业者被看作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入仕为官的。节帅可还记得，武后当政时，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宠用权，安石数折辱之，甚为易之等所忌。尝于内殿赐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筵’。因顾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为之失色。武后却以安石辞直，深慰勉之。武后何等人也，敢以女流而称帝者，其父便曾从商，而她亦不得不屈从‘商为贱类’之说，可见天下士林，非一人可以逆之。敬询虽无节帅才学，但既为节帅委以重任，不得不禀直忠言，望节帅三思，三思！”
第210章力挽天倾(廿八)
李曜长叹一声，沉默半晌，道：“你之所虑，某已尽知，确为忠直之言……”他又顿了一顿，才道：“既是如此，此事暂且作罢，待某慢慢引导，再作考虑。不过，欲使民为工、商，总须有些手段，而以战乱陷之，实非某所乐见。我意效法商君，城门立木，以重奖而树信誉，屈尊降贵，亲授其职，并赐宴就席，与某同食。敬询意下如何？”
“这……”张敬询面有难色，缓缓道：“若按太宗皇帝之说，此亦有逾越之处，不过节帅实欲如此，也非全不可行，唯有一事，节帅当有所虑及。”
李曜面无表情，道：“你是说士林之中的言刀语剑？”
“正是。”张敬询沉着脸点头，一本正经道：“如今朝廷式微，节帅欲做此事，朝廷恐难责难，然则士林中人，必有龃龉，虽则节帅自己便是天下名士，但若做了这般事情，只怕也难逃狂士之名。届时，于节帅风评，怕就难免有些影响。”
李曜想了想，目光逐渐坚毅，决然道：“无妨，某念屈子曾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某这番作为，为的是河中兴旺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此乃我辈大义，正是心之所善，虽死何如！”
张敬询闻得此说，耸然动容，面色一肃，起身长揖一礼：“久闻节帅世之君子，今日方始克信无疑。节帅以一镇之尊，使相中都，天下侧目，竟愿为百姓福祉而担此污名，敬询虽碌碌小人，敢不恭伏骥尾？”
李曜露出笑容，勉慰几句，然后道：“好，那么接下来的安排，便是如此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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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河中节度使府颁布告示，宣布了两件事：其一，《新城扩建令》正式施行，一期工程由河中节度使府、太原王氏、江都杨氏，以及蒲州靳氏、冯氏、高氏等五家，外带河中两名豪商之家，一共十家，组成东升新城头期股东会，其中河东节度使府以地皮、技术、人员等，以及七十万贯现钱入股，占股六成；其余九家按各自出资高低，共占股四成。新城建设完工后，九家各按股份参与分红，为期十年。十年期间，九家均有随时要求节帅府对其公开账目明细之权，并在每年年中、年底参加由节帅府召开的“股东会议”，同时监督查证收益所得。河中节度使府负责维持东升新城之安定，不使其受战乱、骚动等影响，如发生该类意外，按战乱或动乱时间，于十年限期之外额外增加相应分红时间……等等细则，一共十四款，全文四十三条，整个公示权责清晰，产权明确。
其二，节度使府、观察使府辟举原佑国节度使、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这次辟举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张全义原本地位甚高，也是使相，如今却只是观察副使，连节度副使都没捞到；二是张全义本是朱温的人，如今居然被李曜委以重任。而就李使相在告示中的说法来看，张全义似乎是被授命负责河中的各项农事处理。农事在古代社会几乎可以说是头等大事，李使相居然交给了一个降将？
河中上下无数人心中疑惑，此人究竟何德何能，能得节帅如此信任？
张全义，字国维，本名言。在原先的历史上，由昭宗李晔赐名全义，后梁太祖朱晃赐名为宗奭。濮州临濮人。曾先后在唐、黄巢、诸葛爽（河阳节度使）父子、后梁、后晋等政权中任要职。在唐政权中的任职情况大致是：僖宗文德元年，“（朱）全忠表丁会为河阳节度使，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后又“置佑国军于河南府，以张全义为节度使”；昭宗朝，大顺元年“加封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景福元年，“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光化元年，“加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
在现在的这个大唐中，因为李曜的出现，洛阳被李曜攻破，并俘虏了张全义，使他被软禁了许久，虽因为李曜早有用他之意而没有受到什么虐待，但毕竟失去了人身自由，相对于原先的历史来看，他的命运简直称得上“悲惨”。
因为在原先的历史中，张全义可谓官运亨通，从文德元年到光化元年的十年间，张氏职位步步高升。再从昭宗赐名“全义”看，其声望也称显赫。当初在诸葛爽的割据政权中，他可以拥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也显出其职位非同一般。在黄巢政权中，张氏任吏部尚书、水运使，亦是大权在握。事后梁时，初为河南尹，后累拜中书令，食邑至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郑滑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并封魏王。在后唐政权中，庄宗曾命皇子、皇弟“皆兄事之”，加拜太师、尚书令，且庄宗数幸其第，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改封齐王。纵观张全义所事政权的职位，均位高权重、声明显赫。
按说张全义并非名门望族，也没有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原先还算一方军阀，后来手中也早已没了真正的兵权，但即便如此，他的升迁却仍一帆风顺，显得颇为怪异。究其原因，除其个人素质如“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群士，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及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外，与他本人重视农业以及在农业开发中的巨大成就有密切的联系。
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没有农业的发展、繁荣，就没有封建王朝的发展、繁荣。按照原先的历史来说，张全义生活的时代为唐代末期，生活空间主要在河、洛一带。此时期此区域战乱频频、满目疮痍，致使农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资治通鉴》记载：“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城，四野俱无耕者”。
洛阳之地经过黄巢乱军与唐军的战斗以及秦宗权、孙儒的掠夺，往日的辉煌早已丧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对此，《旧五代史》也有和《资治通鉴》类似内容的生动记述：“初，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荊榛。全义初至，惟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
河、洛地区所经历的战乱，给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流失。正如上文所见“井邑穷民，不满百户”。事实上，在孙儒据有洛阳时，人口的减少就尤为严重。“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这段记载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可以了解到洛阳城当时人口数量绝对稀少。
如果用后世的思路分析，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就是生产力高低的最主要标志。既然“四野俱无耕者”，劳动力显然极其有限。有限的劳动力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很不现实的。其次是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迭相攻伐，七八年间”，反映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毫无疑问，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农业基础的破坏越大。河、洛地区本是大唐重要的粮食产区，以往是“秔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柳渡风轻花浪绿，麦田烟暖锦鸡飞”的繁荣景象，而此时却“荆棘弥望”、“仅存坏垣而已”，足见农业基础破坏之严重。这急需要朝廷、节帅府——或用现代话说叫做政府当局，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导农民耕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时代呼唤当局出面组织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下，一向以重视农业著称的张全义登上了时代舞台。张全义虽然胆小怕事、德行有亏，但对农业可谓情有独钟，其祖张琏，其父张诚，“世为田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全义养成了勤劳俭朴的性格，并且能够“劝耕务农”。正是由于张全义的劝耕务农才使张家“仓储殷积”。因此从张全义家庭背景及其在家时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已初步具备了组织农业生产的基本素质，乃至方法和领导经验。
张全义登上时代舞台后就充分展示了他对农业生产发展极为重视的独特一面。“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刻臂为盟，相得欢甚。罕之勇而无谋，性复贪暴，意轻全义，闻其勤俭力穑，笑曰‘此田舍一夫儿’”。从李罕之的话语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被称之为“田舍夫”[无风注：本书很早前就曾说过，田舍翁之类的称呼在唐朝是贬义。]。而李罕之则与张全义重视农业的做法相反，“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李罕之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恰好从反面说明了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的独到之处。
张全义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做法是李曜一直肯定的。首先，在“四野俱无耕者”的情况下，招徕农民，增加劳动人手。史载“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用者，人给一旗一牓，招怀流散，劝之树艺”。
其次，采取有利于稳定民心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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