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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剧俗称“样板戏”这个称谓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
文革十年,这八个剧目唱红了中国大地,可以说是国人皆知,老少皆唱,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京剧的出现,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京剧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它一改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的局面,把现代人的生活用京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大大满足了当代人的欣赏口味。后来有人批评,说现代京剧过于程式化、脸谱化和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间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间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中间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创作标准,有悖文学创作规律,反对继续演唱。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一般人还真的驳不倒这个立论。
我们知道,京剧本身就是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尤其是京剧中的脸谱,又自成一个学科,学问也是很深奥的,所以,人物一上台,观众便知道好坏忠奸,再随着对白、身体语言来刻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跃然纸上。也许正是由于其程式化的魅力,京剧历经两百年的历程,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于“三突出”的创作手法,我想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要求应运而生的,就像现代舞台上刻画人物的方式,多是反传统的,但是,它有的市场,有人愿意接受,就不管你反对不反对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现代京剧是在老式京剧的基础上改良而来的,如果不具备这个特点,就不成其为京剧了,特别是它优美的唱腔,合辙的对白,把京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并且易于普通观众接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是京剧发展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进步,这是题外话,属于专业人士讨论的问题。倒是现代京剧对中国人的影响,的确是很深远很深刻的,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如果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会哼上两句现代京剧,应该说是很落伍的,犹如现代人不会唱几句流行歌曲一样。我们特别要提出的是现代京剧的社会效果,除了满足了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结外,更是极大的鼓舞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人们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学英雄,学模范,很具体,很实在。比如,杨子荣登上威虎山,献上联络图,接过土匪的庆功酒,那个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仰面长笑,一饮而尽,一个英雄主义的形象傲然而立。后来有人说了,这种英雄主义过于高大完美,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根据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艺术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个更重要的规律,就是广大受众是否接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那个时代的英雄就应该是那样的,那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就是那样的,所以,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现代京剧,所谓“环肥燕瘦”唐人喜肥,汉人好瘦,总不能说唐人美人标准太低了吧?还有沙家浜里“斗智”的一场戏,胡传魁的草莽、刁德一的阴险、阿庆嫂的机智,刻画的惟妙惟肖,唱腔、唱词、表演,应该说达到了京剧表演的顶峰,这折唱段,已经成了现代京剧的经典折子戏;还有海港马洪亮的精彩唱段,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码头工人,看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新旧社会两重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颇具鼓舞力量。再如:沙家浜郭建光的一段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优美的唱腔把我们带到了江南水乡,芦花放、稻谷香,锦绣江南的鱼米之乡,无不激起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大好山河岂容敌寇践踏,于是激发了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想起这一出出精彩的唱段,不由的就回到了那沸腾的岁月,在那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人们忘我的劳动,造就了许多英雄,那些优美、激昂的唱段,至今还在我们心底回荡。
一个剧种如此的深入人心,如此的鼓舞民族的士气,恐怕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境界,恐怕是这个艺术形式已臻于完美,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代京剧已经沉寂快三十年了,它已经成了一代人的回忆,多少年以后,或许有一天,人们再次听到现代京剧,会惊叹:原来人类历史上竟有如此美妙的艺术形式。据说现代京剧的出现,曾与政治斗争有关,所以现在很难给现代京剧以评价。但是,如此因人废言恐怕也是不当的。
据说,多少年以后,一位汪姓大作家就现代京剧的创作方法提出了批评,说:江青创造了一个“三结合”创作方法“三结合”是领导、群众、作者相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创作是一个浑然的整体,怎么可以机械地分割开呢?“领导”实际上就是江青,她出思想,这就是说作者不需要思想。“群众出生活”就是到群众中去采访座谈,记录一点“生活素材”回来编编纂纂。当时创作都是集体创作,每一句都得举手通过。这样,剧作者还能有什么“主体意识”还有什么创作的个性呢?现在看起来,这简直是荒唐。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干的,一干干了10年。我们剧院有一个编剧,说“我们只是创作秘书”他说这样的话,并没有不满情绪,不料这句话传到了于会泳耳朵里(当时爱打小报告的人很多),于会泳大为生气,下令批判,批了几次,也无结果,不了了之,因为这是事实。
汪先生文革期间受过冲击,站的角度可能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却引出了一个“三结合”的话题“三结合”创作方法是对是错我们先不做结论,倒是现在文艺作品的创作,尤其是电视剧的创作,演职表中出现了“策划”一职,据说,一部作品就是有个总头目拿个基本思想,再由几个人坐下来聊天,最好由一个人执笔完稿,至于这算不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我们不敢妄下结论,起码与那个时代的“三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5。12。23
现代京剧俗称“样板戏”这个称谓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
文革十年,这八个剧目唱红了中国大地,可以说是国人皆知,老少皆唱,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京剧的出现,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京剧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它一改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的局面,把现代人的生活用京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大大满足了当代人的欣赏口味。后来有人批评,说现代京剧过于程式化、脸谱化和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间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间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中间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创作标准,有悖文学创作规律,反对继续演唱。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一般人还真的驳不倒这个立论。
我们知道,京剧本身就是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尤其是京剧中的脸谱,又自成一个学科,学问也是很深奥的,所以,人物一上台,观众便知道好坏忠奸,再随着对白、身体语言来刻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跃然纸上。也许正是由于其程式化的魅力,京剧历经两百年的历程,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于“三突出”的创作手法,我想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要求应运而生的,就像现代舞台上刻画人物的方式,多是反传统的,但是,它有的市场,有人愿意接受,就不管你反对不反对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现代京剧是在老式京剧的基础上改良而来的,如果不具备这个特点,就不成其为京剧了,特别是它优美的唱腔,合辙的对白,把京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并且易于普通观众接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是京剧发展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进步,这是题外话,属于专业人士讨论的问题。倒是现代京剧对中国人的影响,的确是很深远很深刻的,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如果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会哼上两句现代京剧,应该说是很落伍的,犹如现代人不会唱几句流行歌曲一样。我们特别要提出的是现代京剧的社会效果,除了满足了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结外,更是极大的鼓舞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人们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学英雄,学模范,很具体,很实在。比如,杨子荣登上威虎山,献上联络图,接过土匪的庆功酒,那个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仰面长笑,一饮而尽,一个英雄主义的形象傲然而立。后来有人说了,这种英雄主义过于高大完美,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根据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艺术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个更重要的规律,就是广大受众是否接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那个时代的英雄就应该是那样的,那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就是那样的,所以,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现代京剧,所谓“环肥燕瘦”唐人喜肥,汉人好瘦,总不能说唐人美人标准太低了吧?还有沙家浜里“斗智”的一场戏,胡传魁的草莽、刁德一的阴险、阿庆嫂的机智,刻画的惟妙惟肖,唱腔、唱词、表演,应该说达到了京剧表演的顶峰,这折唱段,已经成了现代京剧的经典折子戏;还有海港马洪亮的精彩唱段,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码头工人,看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新旧社会两重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颇具鼓舞力量。再如:沙家浜郭建光的一段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优美的唱腔把我们带到了江南水乡,芦花放、稻谷香,锦绣江南的鱼米之乡,无不激起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大好山河岂容敌寇践踏,于是激发了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想起这一出出精彩的唱段,不由的就回到了那沸腾的岁月,在那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人们忘我的劳动,造就了许多英雄,那些优美、激昂的唱段,至今还在我们心底回荡。
一个剧种如此的深入人心,如此的鼓舞民族的士气,恐怕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境界,恐怕是这个艺术形式已臻于完美,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代京剧已经沉寂快三十年了,它已经成了一代人的回忆,多少年以后,或许有一天,人们再次听到现代京剧,会惊叹:原来人类历史上竟有如此美妙的艺术形式。据说现代京剧的出现,曾与政治斗争有关,所以现在很难给现代京剧以评价。但是,如此因人废言恐怕也是不当的。
据说,多少年以后,一位汪姓大作家就现代京剧的创作方法提出了批评,说:江青创造了一个“三结合”创作方法“三结合”是领导、群众、作者相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创作是一个浑然的整体,怎么可以机械地分割开呢?“领导”实际上就是江青,她出思想,这就是说作者不需要思想。“群众出生活”就是到群众中去采访座谈,记录一点“生活素材”回来编编纂纂。当时创作都是集体创作,每一句都得举手通过。这样,剧作者还能有什么“主体意识”还有什么创作的个性呢?现在看起来,这简直是荒唐。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干的,一干干了10年。我们剧院有一个编剧,说“我们只是创作秘书”他说这样的话,并没有不满情绪,不料这句话传到了于会泳耳朵里(当时爱打小报告的人很多),于会泳大为生气,下令批判,批了几次,也无结果,不了了之,因为这是事实。
汪先生文革期间受过冲击,站的角度可能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却引出了一个“三结合”的话题“三结合”创作方法是对是错我们先不做结论,倒是现在文艺作品的创作,尤其是电视剧的创作,演职表中出现了“策划”一职,据说,一部作品就是有个总头目拿个基本思想,再由几个人坐下来聊天,最好由一个人执笔完稿,至于这算不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我们不敢妄下结论,起码与那个时代的“三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