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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两条言论：
其一、张艺谋在谈论市场和观众对大片的排斥时，愤愤的说：现在“砸大片”跟仇富一样，只要拍大的，就先挑毛病。
其二、社科院研究生院有位周姓先生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现在如果大力推进民主选举，毫无疑问会将仇富仇官的民粹主义者选上去，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这俩哥们就眼下流行的仇富仇官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诠释，透露出来的言外之意就是大凡仇富仇官者多是没有理智且跟着瞎起哄的，颇有不屑一顾的的神态。张艺谋和周姓先生应该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想必都是从社会底层一步步奋斗起来的成功人士，尤其是张艺谋导演，其电影作品以精美的画面、深沉的思考和宏大的制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特别是其秋菊打官司一片，真实的反映了平民的生活场景，我们一直觉得他就是邻家的那个有了出息的小子，感觉蛮亲切的。但是，他俩在这里引用仇富仇官的口气，一下子就把他们跟普通老百姓之间划了一条深深的界限。
仇富仇官是眼下社会学家和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词汇，这两个词汇乍一听来就好像老百姓们带有嫉妒的心态，不论对错，见官必仇、见富必恨，不乏贬义和不安分的意味。“仇富仇官”这两个词汇由谁最先引用的，一时无法论证，只是用个“仇”字来表述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是否恰当，确实值得讨论一番。至少我认为这种用法和表述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是相悖的，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处世哲学的。中国文人一贯提倡“穷者独善其身，达着兼善天下”的信条，这样一个理念，维系着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穷富之间、官民之间的和谐共存，就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各自且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严格的说，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得以建立，就是基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富有了发达了，我不眼气不嫉恨，我会暗暗的努力，想办法超过你，就像茅盾笔下的老通宝一样，看见别人地里的庄稼长的好，就浑身发热，暗自较劲赶上去。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见贤思齐”的美德，才创造了汉唐以来曾经的世界强国。然而，不晓得从何时开始，中国的“达者”们不仅不能兼善天下，连起自身也不能独善了，于是“穷者”就不能视而不见，开始反攻了。
举个小例子：
我有个熟人，早先是做木匠的，就是背着工具挨家挨户给人打家具的那种，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转了行，开始做槽罐之类的大型储存设备，生意做的蛮大，手下的队伍有千百人之多，年销售收入好几个亿。木匠有了钱就一改从前给人打家具时那种唯唯诺诺的卑恭模样，昂头挺胸还有些张扬，每年要换一部新车，才开始的时候回村里还能保持那种农家子弟的朴素和憨厚，时间久了就忍不住想摆摆谱了，开车进村喇叭按的整天价响，就有人不服气，挡在路中间不给让路，木匠就急了，跳下车质问对方，就争执起来，乡民就围着看热闹，精神上都偏向挡路者那方，挡路者颇有底气，当着众人的面说：“你显摆个？你以为就你有钱啊？老子今天就想灭灭你的面子。”不由分说搬起一块石头，朝木匠车子的挡风玻璃砸去。
就听见“咣当”一声，车玻璃应声而碎。木匠就急了，指着砸烂的玻璃说：“你晓得这块玻璃值多少钱吗？你赔的起吗？”恼羞成怒掏出手机道：“我不跟你说，我报警，该赔多少钱一分都少不了的。”
那位挡路的兄弟就拦住说：“兄弟，稍安勿躁，我劝你也别发毛，也别报警，说个数吧，多少钱？一千我赔你两千，一万我赔你两万。”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还有村里的乡亲们早就看不惯你那个张扬的样子，今天，老子就是想破点财，杀杀你的威风，不要以为就你有钱，这个村里说不定那个比你还有钱呢？。”
木匠在外面闯荡了半辈子，算是阅人无数，晓得自己犯了众怒，再也不敢提赔偿的事情，灰溜溜的走掉了。
咱们中国人，一旦在外面发达了，首先想到的是衣锦还乡外，项羽就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但大家多会遵循“兼善天下”这么一个准则，想办法造福乡里，做些捐资助学、修桥补路、兴建祠堂的善举，尽量保持着没发达以前那时的谦卑。就是这种传统维系着“达者”与乡民之间和谐的关系，因此在中国许多村庄进口处，遗留有下马石和落轿台之类的遗迹，就是为那些在外面发了财做了官的子弟们准备的，以避免张扬炫耀而引起乡人的众怒。前面我们提到的木匠显然就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那种大事张扬的样子，显然是对乡民尊严的蔑视，砸他的汽车就在所难免了。
如今“达者”们显摆炫富是最叫人反感的事情，说是有个叫郭美美的九零后小姑娘，在网络上晒自己如何的有钱，开洋车、背洋包，还打着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旗号，一下子就惹来... -->>
引用两条言论：
其一、张艺谋在谈论市场和观众对大片的排斥时，愤愤的说：现在“砸大片”跟仇富一样，只要拍大的，就先挑毛病。
其二、社科院研究生院有位周姓先生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现在如果大力推进民主选举，毫无疑问会将仇富仇官的民粹主义者选上去，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这俩哥们就眼下流行的仇富仇官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诠释，透露出来的言外之意就是大凡仇富仇官者多是没有理智且跟着瞎起哄的，颇有不屑一顾的的神态。张艺谋和周姓先生应该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想必都是从社会底层一步步奋斗起来的成功人士，尤其是张艺谋导演，其电影作品以精美的画面、深沉的思考和宏大的制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特别是其秋菊打官司一片，真实的反映了平民的生活场景，我们一直觉得他就是邻家的那个有了出息的小子，感觉蛮亲切的。但是，他俩在这里引用仇富仇官的口气，一下子就把他们跟普通老百姓之间划了一条深深的界限。
仇富仇官是眼下社会学家和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词汇，这两个词汇乍一听来就好像老百姓们带有嫉妒的心态，不论对错，见官必仇、见富必恨，不乏贬义和不安分的意味。“仇富仇官”这两个词汇由谁最先引用的，一时无法论证，只是用个“仇”字来表述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是否恰当，确实值得讨论一番。至少我认为这种用法和表述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是相悖的，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处世哲学的。中国文人一贯提倡“穷者独善其身，达着兼善天下”的信条，这样一个理念，维系着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穷富之间、官民之间的和谐共存，就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各自且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严格的说，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得以建立，就是基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富有了发达了，我不眼气不嫉恨，我会暗暗的努力，想办法超过你，就像茅盾笔下的老通宝一样，看见别人地里的庄稼长的好，就浑身发热，暗自较劲赶上去。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见贤思齐”的美德，才创造了汉唐以来曾经的世界强国。然而，不晓得从何时开始，中国的“达者”们不仅不能兼善天下，连起自身也不能独善了，于是“穷者”就不能视而不见，开始反攻了。
举个小例子：
我有个熟人，早先是做木匠的，就是背着工具挨家挨户给人打家具的那种，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转了行，开始做槽罐之类的大型储存设备，生意做的蛮大，手下的队伍有千百人之多，年销售收入好几个亿。木匠有了钱就一改从前给人打家具时那种唯唯诺诺的卑恭模样，昂头挺胸还有些张扬，每年要换一部新车，才开始的时候回村里还能保持那种农家子弟的朴素和憨厚，时间久了就忍不住想摆摆谱了，开车进村喇叭按的整天价响，就有人不服气，挡在路中间不给让路，木匠就急了，跳下车质问对方，就争执起来，乡民就围着看热闹，精神上都偏向挡路者那方，挡路者颇有底气，当着众人的面说：“你显摆个？你以为就你有钱啊？老子今天就想灭灭你的面子。”不由分说搬起一块石头，朝木匠车子的挡风玻璃砸去。
就听见“咣当”一声，车玻璃应声而碎。木匠就急了，指着砸烂的玻璃说：“你晓得这块玻璃值多少钱吗？你赔的起吗？”恼羞成怒掏出手机道：“我不跟你说，我报警，该赔多少钱一分都少不了的。”
那位挡路的兄弟就拦住说：“兄弟，稍安勿躁，我劝你也别发毛，也别报警，说个数吧，多少钱？一千我赔你两千，一万我赔你两万。”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还有村里的乡亲们早就看不惯你那个张扬的样子，今天，老子就是想破点财，杀杀你的威风，不要以为就你有钱，这个村里说不定那个比你还有钱呢？。”
木匠在外面闯荡了半辈子，算是阅人无数，晓得自己犯了众怒，再也不敢提赔偿的事情，灰溜溜的走掉了。
咱们中国人，一旦在外面发达了，首先想到的是衣锦还乡外，项羽就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但大家多会遵循“兼善天下”这么一个准则，想办法造福乡里，做些捐资助学、修桥补路、兴建祠堂的善举，尽量保持着没发达以前那时的谦卑。就是这种传统维系着“达者”与乡民之间和谐的关系，因此在中国许多村庄进口处，遗留有下马石和落轿台之类的遗迹，就是为那些在外面发了财做了官的子弟们准备的，以避免张扬炫耀而引起乡人的众怒。前面我们提到的木匠显然就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那种大事张扬的样子，显然是对乡民尊严的蔑视，砸他的汽车就在所难免了。
如今“达者”们显摆炫富是最叫人反感的事情，说是有个叫郭美美的九零后小姑娘，在网络上晒自己如何的有钱，开洋车、背洋包，还打着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旗号，一下子就惹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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