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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年尾，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陕西西安，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
舆论分歧巨大，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有几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几位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应判处死刑，学法律的何帆一直没有表态。
问到我，我说：“死刑既然还没废除，就应该尊重现行法律，按现有的法条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谈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独子，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说，“中国自古有‘存留养亲’的传统。比如，兄弟俩运输毒品，论情节都可判处死刑，考虑到他们的父母还健在，这时是不是得考虑留一个？当然，‘存留养亲’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兄弟俩把别人一家几口都灭门了，还需要留一个吗？……”
大家都不认可：“你这个也太……司法弹性这么大，还怎么树立权威啊？”
我自觉还算客观，觉得舆论中说的富二代、军二代那些传言都没去考虑，也不赞成群众去冲击法院，只是就事论事。“我记得，刑法里说，如果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虑从轻，对吧？”
他沉吟一下：“这个……算不算特别残忍？”
这次他被别人打断了：“这还不算特别残忍？这还不算社会危害极大？”
“与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杀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说：“故意杀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我作为旁观者并不用恐惧。但是撞人后杀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笑：“这是你个人的感受。”
我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说过么，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场上无话。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减免死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情杀就应该免死。
诸人争论，这位朋友请了两位女服务生进来，问她们：“如果一对情侣，男方出轨，在争吵中女方失手杀死了他，这女人应该判死刑么？”
两个姑娘互看一眼，说：“不应该。”
他说：“看，这是共识。”
两个服务员转身要走，何帆说：“等一下。”
他说：“我也讲个真实的情杀案子，一个男的极端不负责任，女朋友多次为他堕胎，女友第四次怀孕后，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想结婚，就把女友杀死，连腹中孩子一起焚尸，你们两位觉得应该杀么？”
两个女孩几乎同声说：“当然应该杀。”
“那到底情杀该不该免死呢？”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电视新闻，我听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转过身看电视时，穿着横条纹T恤的药家鑫，剃着平头，狭长的脸，眼眉低挂，签完死刑执行书，低头被两位戴着头盔护具的法警押着离开。
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死刑已经执行完毕。
站在电视机前，心里一片空荡。
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这话是我引述过的，剥夺他生命曾经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张。那为什么我会有这胸口恼人的空茫？
我打开电脑，找到一张他的图片，我从来没认真地看过这张脸，药家鑫，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段二十几个字的事实。我对他只有最初知道这新闻时震惊与厌恶的情绪。
看了一会儿，给老范发了一个短信：“看到新闻了么？”
她回了一个字：“唉。”
当天的笔记里我写：“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了西安。
张妙出事前数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无一物，房间里灯泡都没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没有单独的遗照，只拍过一张班级集体照和一张几个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后一排，扎一个马尾，黑衣，翻一个大白衬衣的领子，妹妹说她不爱说话，照片上不像别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窝着，双手垂在两侧，带着怯和厚道，笑起来有点抱歉的样子。
“小时候身体不好，住过好几个月院。”关于女儿她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
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她初中退了学，一直打工，前些年，有个在烤肉摊帮忙的小伙子喜欢过她，叠了五百二十一个幸运星给她，后来他出事判了刑，想见她一面，她没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运星，用一个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后，外甥拿着玩，丢了一些，被打了一顿。
她嫁人时，电视、影碟机都是借来的，在婆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来打工，卖麻辣烫，想让两岁的儿子吃好穿好点。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孩子也来了，嬉笑玩乐，我们买了玩具给他，他拿着偎到我怀里“给你，摩托”，我笑：“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张妙父亲紧紧地盯着孩子，偏过头叹口气，几乎轻不可闻。
她母亲这两年身体不好，出事后有些精神恍惚了，我们采访父亲时，听到她在房间里哭喊。
我问她父亲：“要不要劝一劝？”
张妙父亲黝黑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说：“不劝，这事没法劝。”脸上是日夜锤打遍的无奈。我在那个哭声里坐不住，回头对摄像说了一声“我去看看”。她坐在里屋的席子上哭喊：“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我坐她身旁，也无法说什么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轻轻抚摸。
药家居住的小区是西安华山机械厂的宿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修建，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里面套着一个白背心，站在楼下等着我们。他说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将近二十年。
楼房没有电梯，我们走上去，房间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转角沙发，厕所里马桶拉的绳子是坏的，用勺子盛水冲。
药家鑫的房间桌上，放着他十三四岁的照片，家里没有近几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副眼镜，他在庭审的时候戴过，眼镜边上放着两张滨崎步的专辑。
药庆卫说：“四十九天了……电脑没停过，就放在那儿，一直放着他爱听的歌，他说：‘爸，你给我放那些歌，我听一下就能回去。’”
药家鑫的床上换上了凉席，挂了蚊帐，他妈说：“夏天来了，我害怕蚊子咬着他。”她天天躺在儿子的床上睡觉，“我抱着他平时爱抱的那个玩具，那个狗熊，我都没有舍得去洗，我就不想把他身上的气味给洗掉。”
药庆卫说：“我在农村的时候，总听说人死了以后家里会有动静。我以前特别怕这个动静，现在特别希望有。其实有啥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
快到傍晚，客厅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他停了一下，说：“没有，真的，人死如灯灭。”
药家鑫死后，药庆卫开过一个微博，写：“药家鑫的事情上，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管教孩子过于严厉，令孩子在犯错之后害怕面对，不懂处理，最终酿成大祸。”
药家鑫幼年时，父亲随军在外，读幼儿园时开始按母亲要求学琴，母亲一个月工资五十块钱，三十块交上课费，学不会被尺子打手，一边打药家鑫一边哭，但不反抗，“他也知道多学一次得多少钱”。
母亲说：“从小我教育他的，凡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只要打架了，不管谁对谁错，他回来肯定是挨骂的。”她哭着问我：“不是说严格管教才能成材吗？难道严格管教也错了？”
小学一年级，药家鑫的同学逼着他背自己，不背要给一块钱，他就背了。老师找他父亲去，把对方孩子也叫来了，让他父亲处理。他说：“我想着孩子玩儿嘛，小事没必要太计较，背就背一下嘛，我没有帮助他。”
中学里有同学打药家鑫，按着他头往墙上撞，他害怕父母说他，不敢说，又不敢去学校，害怕那个学生再欺负他。
母亲说儿子的个性太“奴”，陕西话，懦弱的意思，“怕男的，尤其是他爸”。
药庆卫说：“因为我，当兵的可能都有点……自己说了命令性的东西，你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给他去说什么理由。”
我问：“批评也有很多种方式，您……”
“我可能说话有点尖酸，我对别人不会这样，因为我想让我儿子好，一针见血地扎到要害，他可能是很刺痛的。”说完补了一句：“但是过后去想想我的东西，都是比较正确的。”
“他一般是什么态度？”
“不反抗的，光笑笑说，那我就是咋也不对。”
他又补了一句，“男孩不能宠，我怕他以后给我惹事。”
药家鑫在庭审时说：“从小，上初中开始我就特别压抑，经常想自杀，因为除了无休止练琴外，我看不到任何人生希望。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觉得别人都很快乐，我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对同学说过：“我心理可能有些扭曲了。”
同学说，他沉迷一事时往往近于狂热，喜欢日本歌星滨崎步，MP3里全是她的歌，他不懂日文，就全标成中文，在KTV只唱这个人的歌，在网吧里下载一个关于滨崎步的游戏时，有人喊地震，大家都跑出去，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里面，说“如果跑出去又得重下”。
他开始上网，打游戏，逃学，父亲认为这是网瘾，有段时间专门不工作，只在家盯着他。一个月，药家鑫被关在居民楼的地下室里，除了上课，吃住都在里面，没有窗，从外面锁上。
药家鑫是什么感受，药庆卫并不知道，“他没有跟我交流，我们也体会不了他心理的斗争过程。”他加了一句：“但是以后很正常了，他好了。”
药家鑫对父亲的意志有过一次反抗，中学上了法制课后，他拿着书回来说爸爸压迫他、管着他。药庆卫陪着儿子翻了一遍书，告诉他：“我是你的监护人，当然要管你，不然你犯了错就要我来承担责任。”
去做节目之前，老范发过一个报道给我看，说药家鑫做过双眼皮手术，还说梦想有了五百万就去整容。底下评论里都在骂“变态”，我当时看了，嘴角“咝”了一下，也略有些反感。
在他家里，我们想拍摄他过去的资料，发现初中后他没有照片，全家福里也没有他，他母亲说他初一发育变胖后不愿意再拍照，当时体重是一百六十八斤，不到一米六五，胖到了胸前的骨头压迫肌肉产生剧痛，医生说再不减肥有生命危险。药庆卫说：“他在特别胖的时候，眼睛就不容易看见，尤其一笑的时候，眼睛就没了，别人就笑他，他就跟我说要整容。”
“你怎么说？”
“他说这个我就打击他，”药庆卫说，“我说好不好都是父母给你的，如果破坏了以后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也不是不交流，不过我说的话有可能有点……像他妈说的，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他又接了一句：“但是我说的应该是正确的。”
药家鑫之后绕过父亲，有什么事跟母亲说，他妈说：“他太在意了，总是说，总是说，说这个遗传怎么这样啊，我爸的双眼皮为什么我没有？我可怜这孩子，尽量满足他，所以我就同意让他去割了双眼皮。”
他用了四个月时间减肥，瘦了六十多斤，以至得了胃溃疡。
日后他考上大学，外公奖励了他一万块钱，他花了一半去做了双眼皮的整形手术。
药庆卫说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鼓励过儿子，这是他的教育方法：“他非常热衷干的事我都会打击他，我就是不让你过热，我就想浇点凉水，不要那么过激。”
他不愿意让儿子考音乐学院，极力想让他学理科：“其实也是从经济考虑的，但是我不能跟孩子说这个话。”他背地里去找了教钢琴课的老师，让老师多打击儿子。
药家鑫一直不知内情，他对父亲说过：“我上一次课，被打击一次，越上我越没有信心。”
他还是学下来了，专业考了第一。
他从大一开始兼职挣钱，在酒店大堂弹琴，后来当家教，打多份工，在城郊之间往返，他妈希望给他买车，“一个学生晚上十一点才回来，不安全”，他爸不同意，因为这样太张扬，会把退役的费用全花光，后来是他妈硬作了主，他爸点头的前提是药家鑫每个月给家里一千块钱。
药家鑫买过一把电动按摩椅给药庆卫，他没有喜意，只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只有一个要求，将来你挣不着钱，别问我要。”
狂热与极寒交激，焠出一颗赤红滚热的心。药庆卫带着疑惑说：“他挣钱好像上了瘾一样，这个月挣四千，下个月就要挣五千。”
他说“上了瘾”的口气像是在形容一个病人。但他也没问儿子为何如此，觉得“上进就好”。
出事当天，夜里十一点左右，药家鑫开着车返回家。
法官问过他，你是向哪个方向开？
他说：“对不起，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四个月前才开上。在路上“打开影碟机看滨崎步的演唱会”，边看边开。“又开了一会儿，只听‘嗵’的一声撞上了什么东西。”
他装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上，下车查看时，他是随身带着包下去的。因为“我父母叮嘱我，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
他看见张妙躺在地上，哎哟地叫着疼，脸冲着被灯照着的车牌，他认为对方在看自己的车牌号，就拿出了刀，他们之间没说一句话，张妙伸胳膊挡了一下刀，没挡住。只是“哎哟，哎哟”喊了两声，胸、腹、背被刺中。
刀是案发当天买的，庭审时他说因为晚上从没走过这条路，带把刀防身，之前跟别人发生过纠纷。发生过什么纠纷？他没说，庭审没提及，我问他父母：“他平时说过为什么事需要带刀吗？”
他母亲说：“没有，他就是这一点，心里有事从来不跟我们讲。”
父亲说：“我们的街坊邻居在一起都说，大部分孩子都是这个样子，跟父亲说不到两句半就窜开了，都是这样。”
关于杀人的动机，药家鑫在公开采访时说过一句“农村人难缠”，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没播的：“我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
他做了漆黑一片的事情，张妙胸腔主动脉、上腔静脉被刺破，开始大出血，她没有了与家人告别的机会。
药家鑫开车离开时，把刀子扔在副驾驶座，不敢看，丧魂落魄地往前开，“一瞬间，好像所有的路灯全灭了。”
药家鑫向家人隐瞒了真相。一直到第三天早晨，他叫醒母亲，让她抱下他，说害怕，车祸死了人。药庆卫从单位打车直接拉他去自首，路上没有问详情，“太自信太自负都不好，我不问他，就是太相信他不会对我撒谎，他说是车祸我就相信是车祸。”
日后他们看新闻才知道实情，他母亲说：“我看新闻才知道他动刀了，动刀了呀……我就是想问他为什么要带刀，为什么要这样？你撞了人，你可以报警的，车是上了全险的呀，为什么要动刀呀？我也不理解。”
她每说“刀”这个字的时候，声音都重重地抖一下。
药庆卫说：“自首绝对没有后悔过，后悔就是太匆忙。应该问问他，这个是绝对后悔，后悔一辈子。”
他再也没机会了解儿子的内心。
药家鑫临刑前，他们见了一面，十分钟里，药庆卫已经来不及问这个问题。
“进去以后药家鑫已经坐在那儿了。我一走进去他就是‘爸我爱你’，重复了好几回，我说我知道，我也爱你，你不要说了，我知道，我也爱你。”
他哭出了声：“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我爱你。他说：‘你们好好活着，我先走先投胎。你们将来走了以后，... -->>
二〇一〇年年尾，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陕西西安，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
舆论分歧巨大，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有几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几位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应判处死刑，学法律的何帆一直没有表态。
问到我，我说：“死刑既然还没废除，就应该尊重现行法律，按现有的法条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谈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独子，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说，“中国自古有‘存留养亲’的传统。比如，兄弟俩运输毒品，论情节都可判处死刑，考虑到他们的父母还健在，这时是不是得考虑留一个？当然，‘存留养亲’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兄弟俩把别人一家几口都灭门了，还需要留一个吗？……”
大家都不认可：“你这个也太……司法弹性这么大，还怎么树立权威啊？”
我自觉还算客观，觉得舆论中说的富二代、军二代那些传言都没去考虑，也不赞成群众去冲击法院，只是就事论事。“我记得，刑法里说，如果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虑从轻，对吧？”
他沉吟一下：“这个……算不算特别残忍？”
这次他被别人打断了：“这还不算特别残忍？这还不算社会危害极大？”
“与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杀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说：“故意杀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我作为旁观者并不用恐惧。但是撞人后杀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笑：“这是你个人的感受。”
我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说过么，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场上无话。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减免死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情杀就应该免死。
诸人争论，这位朋友请了两位女服务生进来，问她们：“如果一对情侣，男方出轨，在争吵中女方失手杀死了他，这女人应该判死刑么？”
两个姑娘互看一眼，说：“不应该。”
他说：“看，这是共识。”
两个服务员转身要走，何帆说：“等一下。”
他说：“我也讲个真实的情杀案子，一个男的极端不负责任，女朋友多次为他堕胎，女友第四次怀孕后，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想结婚，就把女友杀死，连腹中孩子一起焚尸，你们两位觉得应该杀么？”
两个女孩几乎同声说：“当然应该杀。”
“那到底情杀该不该免死呢？”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电视新闻，我听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转过身看电视时，穿着横条纹T恤的药家鑫，剃着平头，狭长的脸，眼眉低挂，签完死刑执行书，低头被两位戴着头盔护具的法警押着离开。
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死刑已经执行完毕。
站在电视机前，心里一片空荡。
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这话是我引述过的，剥夺他生命曾经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张。那为什么我会有这胸口恼人的空茫？
我打开电脑，找到一张他的图片，我从来没认真地看过这张脸，药家鑫，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段二十几个字的事实。我对他只有最初知道这新闻时震惊与厌恶的情绪。
看了一会儿，给老范发了一个短信：“看到新闻了么？”
她回了一个字：“唉。”
当天的笔记里我写：“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了西安。
张妙出事前数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无一物，房间里灯泡都没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没有单独的遗照，只拍过一张班级集体照和一张几个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后一排，扎一个马尾，黑衣，翻一个大白衬衣的领子，妹妹说她不爱说话，照片上不像别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窝着，双手垂在两侧，带着怯和厚道，笑起来有点抱歉的样子。
“小时候身体不好，住过好几个月院。”关于女儿她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
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她初中退了学，一直打工，前些年，有个在烤肉摊帮忙的小伙子喜欢过她，叠了五百二十一个幸运星给她，后来他出事判了刑，想见她一面，她没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运星，用一个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后，外甥拿着玩，丢了一些，被打了一顿。
她嫁人时，电视、影碟机都是借来的，在婆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来打工，卖麻辣烫，想让两岁的儿子吃好穿好点。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孩子也来了，嬉笑玩乐，我们买了玩具给他，他拿着偎到我怀里“给你，摩托”，我笑：“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张妙父亲紧紧地盯着孩子，偏过头叹口气，几乎轻不可闻。
她母亲这两年身体不好，出事后有些精神恍惚了，我们采访父亲时，听到她在房间里哭喊。
我问她父亲：“要不要劝一劝？”
张妙父亲黝黑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说：“不劝，这事没法劝。”脸上是日夜锤打遍的无奈。我在那个哭声里坐不住，回头对摄像说了一声“我去看看”。她坐在里屋的席子上哭喊：“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我坐她身旁，也无法说什么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轻轻抚摸。
药家居住的小区是西安华山机械厂的宿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修建，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里面套着一个白背心，站在楼下等着我们。他说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将近二十年。
楼房没有电梯，我们走上去，房间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转角沙发，厕所里马桶拉的绳子是坏的，用勺子盛水冲。
药家鑫的房间桌上，放着他十三四岁的照片，家里没有近几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副眼镜，他在庭审的时候戴过，眼镜边上放着两张滨崎步的专辑。
药庆卫说：“四十九天了……电脑没停过，就放在那儿，一直放着他爱听的歌，他说：‘爸，你给我放那些歌，我听一下就能回去。’”
药家鑫的床上换上了凉席，挂了蚊帐，他妈说：“夏天来了，我害怕蚊子咬着他。”她天天躺在儿子的床上睡觉，“我抱着他平时爱抱的那个玩具，那个狗熊，我都没有舍得去洗，我就不想把他身上的气味给洗掉。”
药庆卫说：“我在农村的时候，总听说人死了以后家里会有动静。我以前特别怕这个动静，现在特别希望有。其实有啥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
快到傍晚，客厅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他停了一下，说：“没有，真的，人死如灯灭。”
药家鑫死后，药庆卫开过一个微博，写：“药家鑫的事情上，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管教孩子过于严厉，令孩子在犯错之后害怕面对，不懂处理，最终酿成大祸。”
药家鑫幼年时，父亲随军在外，读幼儿园时开始按母亲要求学琴，母亲一个月工资五十块钱，三十块交上课费，学不会被尺子打手，一边打药家鑫一边哭，但不反抗，“他也知道多学一次得多少钱”。
母亲说：“从小我教育他的，凡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只要打架了，不管谁对谁错，他回来肯定是挨骂的。”她哭着问我：“不是说严格管教才能成材吗？难道严格管教也错了？”
小学一年级，药家鑫的同学逼着他背自己，不背要给一块钱，他就背了。老师找他父亲去，把对方孩子也叫来了，让他父亲处理。他说：“我想着孩子玩儿嘛，小事没必要太计较，背就背一下嘛，我没有帮助他。”
中学里有同学打药家鑫，按着他头往墙上撞，他害怕父母说他，不敢说，又不敢去学校，害怕那个学生再欺负他。
母亲说儿子的个性太“奴”，陕西话，懦弱的意思，“怕男的，尤其是他爸”。
药庆卫说：“因为我，当兵的可能都有点……自己说了命令性的东西，你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给他去说什么理由。”
我问：“批评也有很多种方式，您……”
“我可能说话有点尖酸，我对别人不会这样，因为我想让我儿子好，一针见血地扎到要害，他可能是很刺痛的。”说完补了一句：“但是过后去想想我的东西，都是比较正确的。”
“他一般是什么态度？”
“不反抗的，光笑笑说，那我就是咋也不对。”
他又补了一句，“男孩不能宠，我怕他以后给我惹事。”
药家鑫在庭审时说：“从小，上初中开始我就特别压抑，经常想自杀，因为除了无休止练琴外，我看不到任何人生希望。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觉得别人都很快乐，我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对同学说过：“我心理可能有些扭曲了。”
同学说，他沉迷一事时往往近于狂热，喜欢日本歌星滨崎步，MP3里全是她的歌，他不懂日文，就全标成中文，在KTV只唱这个人的歌，在网吧里下载一个关于滨崎步的游戏时，有人喊地震，大家都跑出去，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里面，说“如果跑出去又得重下”。
他开始上网，打游戏，逃学，父亲认为这是网瘾，有段时间专门不工作，只在家盯着他。一个月，药家鑫被关在居民楼的地下室里，除了上课，吃住都在里面，没有窗，从外面锁上。
药家鑫是什么感受，药庆卫并不知道，“他没有跟我交流，我们也体会不了他心理的斗争过程。”他加了一句：“但是以后很正常了，他好了。”
药家鑫对父亲的意志有过一次反抗，中学上了法制课后，他拿着书回来说爸爸压迫他、管着他。药庆卫陪着儿子翻了一遍书，告诉他：“我是你的监护人，当然要管你，不然你犯了错就要我来承担责任。”
去做节目之前，老范发过一个报道给我看，说药家鑫做过双眼皮手术，还说梦想有了五百万就去整容。底下评论里都在骂“变态”，我当时看了，嘴角“咝”了一下，也略有些反感。
在他家里，我们想拍摄他过去的资料，发现初中后他没有照片，全家福里也没有他，他母亲说他初一发育变胖后不愿意再拍照，当时体重是一百六十八斤，不到一米六五，胖到了胸前的骨头压迫肌肉产生剧痛，医生说再不减肥有生命危险。药庆卫说：“他在特别胖的时候，眼睛就不容易看见，尤其一笑的时候，眼睛就没了，别人就笑他，他就跟我说要整容。”
“你怎么说？”
“他说这个我就打击他，”药庆卫说，“我说好不好都是父母给你的，如果破坏了以后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也不是不交流，不过我说的话有可能有点……像他妈说的，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他又接了一句：“但是我说的应该是正确的。”
药家鑫之后绕过父亲，有什么事跟母亲说，他妈说：“他太在意了，总是说，总是说，说这个遗传怎么这样啊，我爸的双眼皮为什么我没有？我可怜这孩子，尽量满足他，所以我就同意让他去割了双眼皮。”
他用了四个月时间减肥，瘦了六十多斤，以至得了胃溃疡。
日后他考上大学，外公奖励了他一万块钱，他花了一半去做了双眼皮的整形手术。
药庆卫说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鼓励过儿子，这是他的教育方法：“他非常热衷干的事我都会打击他，我就是不让你过热，我就想浇点凉水，不要那么过激。”
他不愿意让儿子考音乐学院，极力想让他学理科：“其实也是从经济考虑的，但是我不能跟孩子说这个话。”他背地里去找了教钢琴课的老师，让老师多打击儿子。
药家鑫一直不知内情，他对父亲说过：“我上一次课，被打击一次，越上我越没有信心。”
他还是学下来了，专业考了第一。
他从大一开始兼职挣钱，在酒店大堂弹琴，后来当家教，打多份工，在城郊之间往返，他妈希望给他买车，“一个学生晚上十一点才回来，不安全”，他爸不同意，因为这样太张扬，会把退役的费用全花光，后来是他妈硬作了主，他爸点头的前提是药家鑫每个月给家里一千块钱。
药家鑫买过一把电动按摩椅给药庆卫，他没有喜意，只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只有一个要求，将来你挣不着钱，别问我要。”
狂热与极寒交激，焠出一颗赤红滚热的心。药庆卫带着疑惑说：“他挣钱好像上了瘾一样，这个月挣四千，下个月就要挣五千。”
他说“上了瘾”的口气像是在形容一个病人。但他也没问儿子为何如此，觉得“上进就好”。
出事当天，夜里十一点左右，药家鑫开着车返回家。
法官问过他，你是向哪个方向开？
他说：“对不起，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四个月前才开上。在路上“打开影碟机看滨崎步的演唱会”，边看边开。“又开了一会儿，只听‘嗵’的一声撞上了什么东西。”
他装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上，下车查看时，他是随身带着包下去的。因为“我父母叮嘱我，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
他看见张妙躺在地上，哎哟地叫着疼，脸冲着被灯照着的车牌，他认为对方在看自己的车牌号，就拿出了刀，他们之间没说一句话，张妙伸胳膊挡了一下刀，没挡住。只是“哎哟，哎哟”喊了两声，胸、腹、背被刺中。
刀是案发当天买的，庭审时他说因为晚上从没走过这条路，带把刀防身，之前跟别人发生过纠纷。发生过什么纠纷？他没说，庭审没提及，我问他父母：“他平时说过为什么事需要带刀吗？”
他母亲说：“没有，他就是这一点，心里有事从来不跟我们讲。”
父亲说：“我们的街坊邻居在一起都说，大部分孩子都是这个样子，跟父亲说不到两句半就窜开了，都是这样。”
关于杀人的动机，药家鑫在公开采访时说过一句“农村人难缠”，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没播的：“我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
他做了漆黑一片的事情，张妙胸腔主动脉、上腔静脉被刺破，开始大出血，她没有了与家人告别的机会。
药家鑫开车离开时，把刀子扔在副驾驶座，不敢看，丧魂落魄地往前开，“一瞬间，好像所有的路灯全灭了。”
药家鑫向家人隐瞒了真相。一直到第三天早晨，他叫醒母亲，让她抱下他，说害怕，车祸死了人。药庆卫从单位打车直接拉他去自首，路上没有问详情，“太自信太自负都不好，我不问他，就是太相信他不会对我撒谎，他说是车祸我就相信是车祸。”
日后他们看新闻才知道实情，他母亲说：“我看新闻才知道他动刀了，动刀了呀……我就是想问他为什么要带刀，为什么要这样？你撞了人，你可以报警的，车是上了全险的呀，为什么要动刀呀？我也不理解。”
她每说“刀”这个字的时候，声音都重重地抖一下。
药庆卫说：“自首绝对没有后悔过，后悔就是太匆忙。应该问问他，这个是绝对后悔，后悔一辈子。”
他再也没机会了解儿子的内心。
药家鑫临刑前，他们见了一面，十分钟里，药庆卫已经来不及问这个问题。
“进去以后药家鑫已经坐在那儿了。我一走进去他就是‘爸我爱你’，重复了好几回，我说我知道，我也爱你，你不要说了，我知道，我也爱你。”
他哭出了声：“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我爱你。他说：‘你们好好活着，我先走先投胎。你们将来走了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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