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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本是家事，但不知怎样就给村里某些人知道了，后来证实正是我那糊涂多嘴的二奶奶告诉了别人，她本想借着革命的风潮来狠整死老头子，不想我母亲却同情而且给老头子饭吃。这事要搁在现在，母亲的行为不但被理解还要加以赞赏（如今媳妇对老人够孝敬者，得睁大眼睛仔细找），但在那时，同情地富反坏右是个立场问题，证明你对革命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界限不清，母亲受到牵连后，有几个人落井下石，挖掘母亲的出身，说她家老三辈是地主。还有人揭发说母亲说过反动话，事情原委是北京知识青年下乡来到我们生产队时，母亲看这些学生娃娃脸手白白净净，根本不是做体力活的人，又和他们盘拉过关于他们家庭啊经历啊这些就顺嘴说了一句毛主席也是胡闹了，把这么些人打发到农村是给娃娃们找罪受，并且极富同情的劝这些学生早点回去，这里不是他们呆的地方。揭发者说这是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不尊重，竟敢说毛主席的决定是胡闹。于是母亲也就成了被批判对象，好在她威信高，大家并不愿意认真，也没站过板凳，不过是点名道姓说某某如何如何。但我想这对母亲也是个大打击，一个好人做好事却成了罪行，这对母亲最朴素的观念是个打击，叫她以后会怎么看这世界呢？母亲是用一种极平静的语气讲述这些过往的故事，但我却听得心痛。为什么一个人的错误能导致全国上下的错误，那场错误是不是就是历史的必然呢？它至少使我们的国家发展滞后了十年，如果没了这场政治运动，那么我们国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只能在想象中去理解了。更重要的是它混淆了人们的是非观念，造成了思想的阴影，某些时候，形式代替了真实，可能造成很多虚假，这将会长期影响国家的发展。我的母亲并不是那场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但也成了她永久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生产队要解散，实行包产到户。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分而合，合而分的第三阶段。农民从集体中得到解放，有了自己的可以独立生产的土地，生产队时期长期受贫困的困扰现在有希望解决了，于是立刻爆发出极大的热情，人们扑在土地上拼命地劳作。我的母亲更加成了最忙的人。我家那时是个十口人的大家庭，土地比别人分的多，需要更多劳力，可惜老的老小的小。我大姐二姐已是好劳力了，但她们每年都在出义务工。虽然说土地承包给了农民，但一些旧的做法仍然沿用着，比如农业学大寨，每年都要征发部分农民参与修地整田建水库，大姐二姐在包产到户后四五年时间里很少能帮家里做农活，另三个姐姐和我还在上学，妹妹还小需要奶奶在家照顾，况且家里也总要留个看门的，且奶奶缠过脚，干不了重活，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父亲和母亲身上。母亲大字不识，她爱文化人的水平，也希望子女们将来有出息，所以一定要儿女们上学。即使这样，三姐还是在要考大学的那学期自己悄悄退了学，她感觉父母实在太操磨了，母亲也曾因此斥责三姐的自作主张，但已经不能挽回，一是三姐决心已定，二是她办清了学校所有手续，已经不能再上学了。
母亲每天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但到了放羊时间，父亲就得回家来放羊。在分财产时母亲和父亲商量，自己家上学孩子多，经济开支大，就要了队里的羊而把本应该分给我家的耕牛让给了别人。母亲说羊的获利比粮食快，也能踩粪土，父亲早先就是为队里放羊的有这方面的经验，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少了耕牛，耕地就得靠人力，早上父亲在的时候，父亲做的就是耕牛的活，父亲放羊走了后，地里就只剩母亲和三姐，三姐毕竟是刚从学校回来的秀才，对地里的活还不是很熟练体力也跟不上，母亲也心疼女儿，于是母亲就代替了父亲，在前面当耕牛，三姐扶犁，耕完一犁，回头来施肥播种，再回去拉犁，我家的近百亩地就是这样一犁一犁种的。无法想象，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做着耕牛的活，那是怎样辛苦的劳动。但是我的母亲仍是愉快的，因为她是为一份希望而劳动，从不觉得辛苦。如果逢了礼拜天放假（那时学生很多星期天不放假，要参加义务劳动），我上山给母亲送饭，母亲搁下犁绳拍打双手抖去劳作所沾尘土的同时，我就能看见她脸上露着的笑，在她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时，我也看见了她额上风干了汗水后留下的盐滓，白白的一层像是一圈白发。我说妈你老了都有白头发了，母亲艰难地咽了一口饭，笑着说你们还都没长大妈怎么能老呢，你长大了妈就该老了，我也就奇怪的想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长大，妈也不会老。
天黑到几乎不辨万物或月上高天时，母亲才从地里回来，夹着一捆喂牲口的青草，脚步匆匆，搁下草，就奔了猪圈，看看她的猪儿们是否吃饱有没有什么问题，常常要观察好一阵，确定没问题后才转身回家。母亲在千万辛苦中还要继续养猪，既是考虑改善家里的生活，也是她多年来形成的某种精神需要，她说长时间听不到猪的叫声就感觉缺了点什么，这种很朴素的劳动观念看似简单，但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把劳动变成一种习惯，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一定是付出过巨大努力的。我自己也有想要懒惰的时候，但每有懒惰的思想时，就想起母亲的劳作，便收起懒惰继续埋头做事了。
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大半辈子担心事多，操心事多，伤心事多。若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母亲看来没有太远的眼光也算不上大义，她所关心的不过是孩子、亲戚、熟人这样大的范围，这是由她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范围决定的。但尽管如此，她在我心里仍然是最值得敬佩人之一。在母亲伤心事里，记忆最深的就是我的大姐的赫然离世了。
大姐是从邻村一个马姓人家抱养的。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只几个月就夭折了，按农村迷信的说法认为要有个领路的孩子才能使后生的孩子健康，所以母亲抱养了大姐。大姐在我的姐姐们当中是最贤淑的一个，也因为是最大的孩子，所以帮母亲承担了最多的担子。
大姐虽然不是母亲亲生，但她却继承了母亲勤劳的品质，大姐的丈夫是个退役军人，虽然有着彪壮的身体，却不大做活，身上染了不少毛病，好赌喜酒。我上小学时曾寄宿他家一年多，也曾亲眼见他滥酒的场景，常常醉到不省人事。有不少次喝到不能行走，就躺在马路上睡去了，是大姐连拉带扯或者下了身子背着将他弄回家。我的厌恶酒鬼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场景带来的。有时他也赌博到彻夜不归，大姐有怨言但也没什么办法，她的公婆很是同情大姐，但他们对于儿子的赌与酒也表示无奈。我的母亲为大姐的处境流过不少泪，但她的传统观念里有一条，从不在女婿面前有重言，提示的话自然有，但女婿毕竟是女婿，不好像女儿那么训斥。大姐夫在清醒时也会很惭愧，但要他改掉那些恶习也难。母亲对大姐最多的嘱咐是既然遭逢了这样的人，只好自己多担待，但宽慰话虽如此说，她对大姐的担心还是很多。大姐在这样的生活里过到四十多岁时，也许是长期操劳的缘故，意外的患了脑瘤。姐夫在大姐因病不能理家时才感到她对这个家的重要，忙着为大姐四处张罗寻医问药，可惜已经太迟了，大姐患的是恶性肿瘤，手术后不到半年赫然长逝。母亲的泪水从大姐患病到去世没有间断过，大姐去世后，众人都安慰母亲生老病死是没有办法的，母亲也对人说她能想得开，话虽如此说，母亲的伤心却深刻难释，表面看来她已一如往常忙里忙外似乎忘记了去世的大姐，但在与人谈起自己的大女儿时，总流了泪念叨自己这个孩子活着没享过什么福。在大姐去世一年左右，母亲忽然感觉半身麻木，河南老中医为母亲把过脉立刻判断说母亲一定有什么大的忧伤事，是长期的忧伤使她血气不畅所致。母亲流着泪说自大女儿去世，她几乎日夜不能忘，整夜睡不着，女儿的音容笑貌在她做活的空隙里常常就在耳边眼前，只是她怕家人担心不敢对人说。老中医给母亲开了方子并安顿说这方子的疗效好与坏全在于心，一定要记得不可再忧伤。可惜这种心伤不是别人安顿就能忘却的，至今天气有变化时她仍会感觉半身麻木，行走也不稳当，也看过不少知名医生，但已不能有什么作用了。再后来，我的另两个姐夫也出了事端，先后去世了，我们都不敢将消息告诉母亲，母亲看来也并不像大姐去世时那般常常流泪，但我已明显看出，她额头的皱纹里增添了许多沧桑，母亲是极精明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女婿的变故呢。她是因为担心别人为她担心，悄悄将自己的这些伤藏起来罢了。
在我记忆中，曾有一头为我家服务了近十年的黄牛。黄牛在陕北农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牲畜，驮运、耕地，很多力气活都离不开它们。我家那头老牛在为主人服务过十多年后，背已经塌掉了，牙口也已退化，终于在某一天生了病，不能干活也不再进食。请来兽医为它看病，那老兽医摇着头说这牛老了，它能干到今天已经很不同寻常，一般的耕牛寿数也就是十年，它已经活了有十五年了，这病是看不好的，赶紧处理掉，还可以卖几个肉钱。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悲哀，虽然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但因为常常见到这牛一声不吭只知拼命干活的场景，心里也很为它的忽然病倒难过。父亲决定要杀掉它，这是农村对老了的牲口的最通常的处理办法，但母亲不同意，悄悄托人打听有贩运牲口的给个消息，终于没让这牛在我家挨那一刀。当牲口贩子从圈里牵出黄牛的时候，我看到了母亲眼里的泪花，并且之后的几天里母亲也打不起精神，父亲安慰她说牲口这东西自古以来都有生死来去，母亲嘴上说她明白，但还是解不了内心的感情纠葛。大约一个多月后我家又买了别的耕牛，但母亲让父亲另建了圈落，那头老牛的旧圈一直保留到很败落才被拆掉了。
最让她母亲自豪的使她难忘的经历大概是为红军做军鞋的那些时候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进入了陕北苏区的吴起镇。第二年进入志丹，当时称为保安。母亲并不懂得复杂的历史，但她却能分得清红军与白军（国民党军）的不同。红军来到陕北，在刘志丹的帮助下立住了脚，但他们的一切物资需求都需要地方供应，在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母亲也已是红军物资供应队伍里的一员了。母亲说那时妇女们每人每年都要做几双军鞋，做鞋的材料全要自己准备，这对于当时还很贫困的农民来说很是艰难，于是有些人就用孩子穿旧了的衣服做鞋面，用一种老布做鞋底，这种鞋是耐不住磨的，穿一两月肯定就坏掉了。母亲做鞋总是用新布，鞋底子要特别加上一层厚褙子。母亲如此用心肯下料做军鞋并非是她有多么高尚的思想，而是因为她多次见红军在村中休息时脱下鞋子后脚的惨状。她说那些当兵的解掉绑腿换洗时能看到他们有的脚都烂了，其中部分就是因为鞋底破了后导致的，也有些是因为鞋的材料太硬磨破的。母亲和他们拉过些话，知道其中有些人是外地的，来自她所无法想象的遥远的地方，很远的南方，他们那儿都是平原地，而现在却要走到处是坡是崖的山路。尤其是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没人照顾没父母疼，这唤起了母亲的同情心，是她做鞋比别人肯花力气舍得下料的根本原因。母亲说，红军很少进入村民家骚扰，也帮老百姓干活，当然白军也不是后来人所说的那样乱杀乱抢，他们也是人，只是白军衣服鞋袜各样装备都好得不得了，黑亮的皮靴，清一色的官服，而且他们只和那些富贵人老财主打交道，虽不侵犯穷人但也不招人喜欢，说话做事态度不好很生硬，脾气也比红军大很多，我在听她讲述时想到一个很恰当的词汇：官僚。母亲说胡宗南进攻那年，就从邻村里过，晚上住在村子里。白军部队抬机枪架大炮，空中还有轰隆响的飞机结队而过，牲口驮子运粮食，还有些沉重的大口袋，胆大的村民出于好奇曾悄悄打开口袋看过，抓一把出来看，都是清亮亮的银圆，不晓得有多少，吓得赶紧扎了口袋缩了。我在听这故事的时候立刻脑里泛过一丝想法，假若是在当今，只怕那沉重的口袋一晚就被盗窃一空了吧，现在的人，什么不敢拿，迷人的银圆更是致命诱惑，犯罪也有人觉得值得了。但是在那时，因为战争，自己的东西有时逃难就丢掉了，人们的自觉使得不会有人对官家东西动心思，或者也许是害怕，总之那些银圆放在老乡家里十天半月都不会少去一个。
到了交鞋的时候，全村妇女都把鞋拿到村长家，村长一家一家的验，评头论足，母亲的鞋常常是被夸赞的。母亲不需要人夸赞，最大愿望是穿她鞋的人少受罪。母亲在讲述这些时脸上很是有些骄傲，我开玩笑说你老人家也是老革命了，应该受到国家的待遇。她听了正色道：我算什么革命，最多是逃难，哪比得了人家当兵的，有时命都搭上了，那苦吃的，你们根本就想不到。但在我想，如果没有像母亲这样的最普通的广大劳动人民，就没有革命的成功，甚至可以说就没有这场革命。
母亲因对北京知识青年说过些话而受到批判，但这丝毫没影响她对这些学生的同情，得了机会就叫他们来家改善下伙食，虽然家里也没有什么美食，但总可以减少他们的饥饿，那些知识青年尽管有国家的补贴，仍然免不了饿肚子的危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几个受过母亲接济的现在已发达的老知青给母亲寄来礼物，他们邀请母亲到他们的城市去开眼界，母亲笑着托人捎电话感谢他们的好意，只是母亲已不惯出门，她也不惯接受别人的回报，就像对她的子女们一样，只求他们幸福，不求他们给自己什么回报。但是我也看得出，对于知青还记得她并称她阿姨，母亲还是很意外并自豪的，她眼里的神情显然是说：看看，好心总会被人记得。
我的老妈妈，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妇女，用她的一生关爱了别人，生养了七个儿女，以她的勤劳熏陶了儿女使他们都健康成长，虽然丰功伟业这些词汇都和自己的儿女无关，但她却仍为儿女们的成长高兴。她用行动证明自己对生活的热爱，用勤劳沿承了中国劳动妇女的美德。她没有传奇的经历也没有豪壮事件，她也许说不出什么是大义，但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大义；她背不出道德的任何条律，却很模范的遵循了基本道德准则；她讲不出爱国的豪言，却在非常时期用真诚诠释了爱国的真义。当我看她爬满额头的皱纹的时候，仍然是莫名的敬佩，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平凡才更使我感动，这世界能耐得了寂寞甘于奉献的都是了不起的人。思考着母亲的这大半生，忽然间唤起我对庄子逍遥游某个片段的记忆来了：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母亲承受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传统，她只是不自觉的从其中得到教益，正如庄子的解说，宽大，足以使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任何分量。我的母亲，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母亲，每个如我母亲这般年龄的老人，身上多少总有着值得我们称赞的品质。
如今儿女们都长大了，母亲真的老了，我小时候的愿望是自己不要长大，母亲也就不会老，但是我们都长大了，母亲该老了。母亲半白的华发是她生活经历的见证，如今她仍然不肯停下自己劳动惯了的双手，每天还在操磨着，也许她的劳作已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益，但她就是闲不住。在我的开导下，母亲现在似乎也懂得了生活的享受，偶尔和同院的老太太们出去转转，也去做一些身体的锻炼，但她最大的享受，却仍然是帮助我做生活。她还是如以前的节约，不肯乱花一分钱，虽然我告诉过她现在我们已经不穷，但她坚持说，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有吃有穿就不需要花钱。
我的老妈妈，儿子没有做到你想要的那样，没有给你一个安定的家来让你不再担心，我很惭愧，这不是由我决定的，也许这是命里就有的。我只希望，您能安健长寿，为了你这辈子的付出，这是你应该有的。
这事本是家事，但不知怎样就给村里某些人知道了，后来证实正是我那糊涂多嘴的二奶奶告诉了别人，她本想借着革命的风潮来狠整死老头子，不想我母亲却同情而且给老头子饭吃。这事要搁在现在，母亲的行为不但被理解还要加以赞赏（如今媳妇对老人够孝敬者，得睁大眼睛仔细找），但在那时，同情地富反坏右是个立场问题，证明你对革命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界限不清，母亲受到牵连后，有几个人落井下石，挖掘母亲的出身，说她家老三辈是地主。还有人揭发说母亲说过反动话，事情原委是北京知识青年下乡来到我们生产队时，母亲看这些学生娃娃脸手白白净净，根本不是做体力活的人，又和他们盘拉过关于他们家庭啊经历啊这些就顺嘴说了一句毛主席也是胡闹了，把这么些人打发到农村是给娃娃们找罪受，并且极富同情的劝这些学生早点回去，这里不是他们呆的地方。揭发者说这是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不尊重，竟敢说毛主席的决定是胡闹。于是母亲也就成了被批判对象，好在她威信高，大家并不愿意认真，也没站过板凳，不过是点名道姓说某某如何如何。但我想这对母亲也是个大打击，一个好人做好事却成了罪行，这对母亲最朴素的观念是个打击，叫她以后会怎么看这世界呢？母亲是用一种极平静的语气讲述这些过往的故事，但我却听得心痛。为什么一个人的错误能导致全国上下的错误，那场错误是不是就是历史的必然呢？它至少使我们的国家发展滞后了十年，如果没了这场政治运动，那么我们国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只能在想象中去理解了。更重要的是它混淆了人们的是非观念，造成了思想的阴影，某些时候，形式代替了真实，可能造成很多虚假，这将会长期影响国家的发展。我的母亲并不是那场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但也成了她永久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生产队要解散，实行包产到户。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分而合，合而分的第三阶段。农民从集体中得到解放，有了自己的可以独立生产的土地，生产队时期长期受贫困的困扰现在有希望解决了，于是立刻爆发出极大的热情，人们扑在土地上拼命地劳作。我的母亲更加成了最忙的人。我家那时是个十口人的大家庭，土地比别人分的多，需要更多劳力，可惜老的老小的小。我大姐二姐已是好劳力了，但她们每年都在出义务工。虽然说土地承包给了农民，但一些旧的做法仍然沿用着，比如农业学大寨，每年都要征发部分农民参与修地整田建水库，大姐二姐在包产到户后四五年时间里很少能帮家里做农活，另三个姐姐和我还在上学，妹妹还小需要奶奶在家照顾，况且家里也总要留个看门的，且奶奶缠过脚，干不了重活，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父亲和母亲身上。母亲大字不识，她爱文化人的水平，也希望子女们将来有出息，所以一定要儿女们上学。即使这样，三姐还是在要考大学的那学期自己悄悄退了学，她感觉父母实在太操磨了，母亲也曾因此斥责三姐的自作主张，但已经不能挽回，一是三姐决心已定，二是她办清了学校所有手续，已经不能再上学了。
母亲每天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但到了放羊时间，父亲就得回家来放羊。在分财产时母亲和父亲商量，自己家上学孩子多，经济开支大，就要了队里的羊而把本应该分给我家的耕牛让给了别人。母亲说羊的获利比粮食快，也能踩粪土，父亲早先就是为队里放羊的有这方面的经验，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少了耕牛，耕地就得靠人力，早上父亲在的时候，父亲做的就是耕牛的活，父亲放羊走了后，地里就只剩母亲和三姐，三姐毕竟是刚从学校回来的秀才，对地里的活还不是很熟练体力也跟不上，母亲也心疼女儿，于是母亲就代替了父亲，在前面当耕牛，三姐扶犁，耕完一犁，回头来施肥播种，再回去拉犁，我家的近百亩地就是这样一犁一犁种的。无法想象，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做着耕牛的活，那是怎样辛苦的劳动。但是我的母亲仍是愉快的，因为她是为一份希望而劳动，从不觉得辛苦。如果逢了礼拜天放假（那时学生很多星期天不放假，要参加义务劳动），我上山给母亲送饭，母亲搁下犁绳拍打双手抖去劳作所沾尘土的同时，我就能看见她脸上露着的笑，在她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时，我也看见了她额上风干了汗水后留下的盐滓，白白的一层像是一圈白发。我说妈你老了都有白头发了，母亲艰难地咽了一口饭，笑着说你们还都没长大妈怎么能老呢，你长大了妈就该老了，我也就奇怪的想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长大，妈也不会老。
天黑到几乎不辨万物或月上高天时，母亲才从地里回来，夹着一捆喂牲口的青草，脚步匆匆，搁下草，就奔了猪圈，看看她的猪儿们是否吃饱有没有什么问题，常常要观察好一阵，确定没问题后才转身回家。母亲在千万辛苦中还要继续养猪，既是考虑改善家里的生活，也是她多年来形成的某种精神需要，她说长时间听不到猪的叫声就感觉缺了点什么，这种很朴素的劳动观念看似简单，但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把劳动变成一种习惯，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一定是付出过巨大努力的。我自己也有想要懒惰的时候，但每有懒惰的思想时，就想起母亲的劳作，便收起懒惰继续埋头做事了。
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大半辈子担心事多，操心事多，伤心事多。若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母亲看来没有太远的眼光也算不上大义，她所关心的不过是孩子、亲戚、熟人这样大的范围，这是由她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范围决定的。但尽管如此，她在我心里仍然是最值得敬佩人之一。在母亲伤心事里，记忆最深的就是我的大姐的赫然离世了。
大姐是从邻村一个马姓人家抱养的。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只几个月就夭折了，按农村迷信的说法认为要有个领路的孩子才能使后生的孩子健康，所以母亲抱养了大姐。大姐在我的姐姐们当中是最贤淑的一个，也因为是最大的孩子，所以帮母亲承担了最多的担子。
大姐虽然不是母亲亲生，但她却继承了母亲勤劳的品质，大姐的丈夫是个退役军人，虽然有着彪壮的身体，却不大做活，身上染了不少毛病，好赌喜酒。我上小学时曾寄宿他家一年多，也曾亲眼见他滥酒的场景，常常醉到不省人事。有不少次喝到不能行走，就躺在马路上睡去了，是大姐连拉带扯或者下了身子背着将他弄回家。我的厌恶酒鬼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场景带来的。有时他也赌博到彻夜不归，大姐有怨言但也没什么办法，她的公婆很是同情大姐，但他们对于儿子的赌与酒也表示无奈。我的母亲为大姐的处境流过不少泪，但她的传统观念里有一条，从不在女婿面前有重言，提示的话自然有，但女婿毕竟是女婿，不好像女儿那么训斥。大姐夫在清醒时也会很惭愧，但要他改掉那些恶习也难。母亲对大姐最多的嘱咐是既然遭逢了这样的人，只好自己多担待，但宽慰话虽如此说，她对大姐的担心还是很多。大姐在这样的生活里过到四十多岁时，也许是长期操劳的缘故，意外的患了脑瘤。姐夫在大姐因病不能理家时才感到她对这个家的重要，忙着为大姐四处张罗寻医问药，可惜已经太迟了，大姐患的是恶性肿瘤，手术后不到半年赫然长逝。母亲的泪水从大姐患病到去世没有间断过，大姐去世后，众人都安慰母亲生老病死是没有办法的，母亲也对人说她能想得开，话虽如此说，母亲的伤心却深刻难释，表面看来她已一如往常忙里忙外似乎忘记了去世的大姐，但在与人谈起自己的大女儿时，总流了泪念叨自己这个孩子活着没享过什么福。在大姐去世一年左右，母亲忽然感觉半身麻木，河南老中医为母亲把过脉立刻判断说母亲一定有什么大的忧伤事，是长期的忧伤使她血气不畅所致。母亲流着泪说自大女儿去世，她几乎日夜不能忘，整夜睡不着，女儿的音容笑貌在她做活的空隙里常常就在耳边眼前，只是她怕家人担心不敢对人说。老中医给母亲开了方子并安顿说这方子的疗效好与坏全在于心，一定要记得不可再忧伤。可惜这种心伤不是别人安顿就能忘却的，至今天气有变化时她仍会感觉半身麻木，行走也不稳当，也看过不少知名医生，但已不能有什么作用了。再后来，我的另两个姐夫也出了事端，先后去世了，我们都不敢将消息告诉母亲，母亲看来也并不像大姐去世时那般常常流泪，但我已明显看出，她额头的皱纹里增添了许多沧桑，母亲是极精明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女婿的变故呢。她是因为担心别人为她担心，悄悄将自己的这些伤藏起来罢了。
在我记忆中，曾有一头为我家服务了近十年的黄牛。黄牛在陕北农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牲畜，驮运、耕地，很多力气活都离不开它们。我家那头老牛在为主人服务过十多年后，背已经塌掉了，牙口也已退化，终于在某一天生了病，不能干活也不再进食。请来兽医为它看病，那老兽医摇着头说这牛老了，它能干到今天已经很不同寻常，一般的耕牛寿数也就是十年，它已经活了有十五年了，这病是看不好的，赶紧处理掉，还可以卖几个肉钱。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悲哀，虽然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但因为常常见到这牛一声不吭只知拼命干活的场景，心里也很为它的忽然病倒难过。父亲决定要杀掉它，这是农村对老了的牲口的最通常的处理办法，但母亲不同意，悄悄托人打听有贩运牲口的给个消息，终于没让这牛在我家挨那一刀。当牲口贩子从圈里牵出黄牛的时候，我看到了母亲眼里的泪花，并且之后的几天里母亲也打不起精神，父亲安慰她说牲口这东西自古以来都有生死来去，母亲嘴上说她明白，但还是解不了内心的感情纠葛。大约一个多月后我家又买了别的耕牛，但母亲让父亲另建了圈落，那头老牛的旧圈一直保留到很败落才被拆掉了。
最让她母亲自豪的使她难忘的经历大概是为红军做军鞋的那些时候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进入了陕北苏区的吴起镇。第二年进入志丹，当时称为保安。母亲并不懂得复杂的历史，但她却能分得清红军与白军（国民党军）的不同。红军来到陕北，在刘志丹的帮助下立住了脚，但他们的一切物资需求都需要地方供应，在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母亲也已是红军物资供应队伍里的一员了。母亲说那时妇女们每人每年都要做几双军鞋，做鞋的材料全要自己准备，这对于当时还很贫困的农民来说很是艰难，于是有些人就用孩子穿旧了的衣服做鞋面，用一种老布做鞋底，这种鞋是耐不住磨的，穿一两月肯定就坏掉了。母亲做鞋总是用新布，鞋底子要特别加上一层厚褙子。母亲如此用心肯下料做军鞋并非是她有多么高尚的思想，而是因为她多次见红军在村中休息时脱下鞋子后脚的惨状。她说那些当兵的解掉绑腿换洗时能看到他们有的脚都烂了，其中部分就是因为鞋底破了后导致的，也有些是因为鞋的材料太硬磨破的。母亲和他们拉过些话，知道其中有些人是外地的，来自她所无法想象的遥远的地方，很远的南方，他们那儿都是平原地，而现在却要走到处是坡是崖的山路。尤其是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没人照顾没父母疼，这唤起了母亲的同情心，是她做鞋比别人肯花力气舍得下料的根本原因。母亲说，红军很少进入村民家骚扰，也帮老百姓干活，当然白军也不是后来人所说的那样乱杀乱抢，他们也是人，只是白军衣服鞋袜各样装备都好得不得了，黑亮的皮靴，清一色的官服，而且他们只和那些富贵人老财主打交道，虽不侵犯穷人但也不招人喜欢，说话做事态度不好很生硬，脾气也比红军大很多，我在听她讲述时想到一个很恰当的词汇：官僚。母亲说胡宗南进攻那年，就从邻村里过，晚上住在村子里。白军部队抬机枪架大炮，空中还有轰隆响的飞机结队而过，牲口驮子运粮食，还有些沉重的大口袋，胆大的村民出于好奇曾悄悄打开口袋看过，抓一把出来看，都是清亮亮的银圆，不晓得有多少，吓得赶紧扎了口袋缩了。我在听这故事的时候立刻脑里泛过一丝想法，假若是在当今，只怕那沉重的口袋一晚就被盗窃一空了吧，现在的人，什么不敢拿，迷人的银圆更是致命诱惑，犯罪也有人觉得值得了。但是在那时，因为战争，自己的东西有时逃难就丢掉了，人们的自觉使得不会有人对官家东西动心思，或者也许是害怕，总之那些银圆放在老乡家里十天半月都不会少去一个。
到了交鞋的时候，全村妇女都把鞋拿到村长家，村长一家一家的验，评头论足，母亲的鞋常常是被夸赞的。母亲不需要人夸赞，最大愿望是穿她鞋的人少受罪。母亲在讲述这些时脸上很是有些骄傲，我开玩笑说你老人家也是老革命了，应该受到国家的待遇。她听了正色道：我算什么革命，最多是逃难，哪比得了人家当兵的，有时命都搭上了，那苦吃的，你们根本就想不到。但在我想，如果没有像母亲这样的最普通的广大劳动人民，就没有革命的成功，甚至可以说就没有这场革命。
母亲因对北京知识青年说过些话而受到批判，但这丝毫没影响她对这些学生的同情，得了机会就叫他们来家改善下伙食，虽然家里也没有什么美食，但总可以减少他们的饥饿，那些知识青年尽管有国家的补贴，仍然免不了饿肚子的危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几个受过母亲接济的现在已发达的老知青给母亲寄来礼物，他们邀请母亲到他们的城市去开眼界，母亲笑着托人捎电话感谢他们的好意，只是母亲已不惯出门，她也不惯接受别人的回报，就像对她的子女们一样，只求他们幸福，不求他们给自己什么回报。但是我也看得出，对于知青还记得她并称她阿姨，母亲还是很意外并自豪的，她眼里的神情显然是说：看看，好心总会被人记得。
我的老妈妈，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妇女，用她的一生关爱了别人，生养了七个儿女，以她的勤劳熏陶了儿女使他们都健康成长，虽然丰功伟业这些词汇都和自己的儿女无关，但她却仍为儿女们的成长高兴。她用行动证明自己对生活的热爱，用勤劳沿承了中国劳动妇女的美德。她没有传奇的经历也没有豪壮事件，她也许说不出什么是大义，但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大义；她背不出道德的任何条律，却很模范的遵循了基本道德准则；她讲不出爱国的豪言，却在非常时期用真诚诠释了爱国的真义。当我看她爬满额头的皱纹的时候，仍然是莫名的敬佩，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平凡才更使我感动，这世界能耐得了寂寞甘于奉献的都是了不起的人。思考着母亲的这大半生，忽然间唤起我对庄子逍遥游某个片段的记忆来了：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母亲承受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传统，她只是不自觉的从其中得到教益，正如庄子的解说，宽大，足以使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任何分量。我的母亲，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母亲，每个如我母亲这般年龄的老人，身上多少总有着值得我们称赞的品质。
如今儿女们都长大了，母亲真的老了，我小时候的愿望是自己不要长大，母亲也就不会老，但是我们都长大了，母亲该老了。母亲半白的华发是她生活经历的见证，如今她仍然不肯停下自己劳动惯了的双手，每天还在操磨着，也许她的劳作已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益，但她就是闲不住。在我的开导下，母亲现在似乎也懂得了生活的享受，偶尔和同院的老太太们出去转转，也去做一些身体的锻炼，但她最大的享受，却仍然是帮助我做生活。她还是如以前的节约，不肯乱花一分钱，虽然我告诉过她现在我们已经不穷，但她坚持说，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有吃有穿就不需要花钱。
我的老妈妈，儿子没有做到你想要的那样，没有给你一个安定的家来让你不再担心，我很惭愧，这不是由我决定的，也许这是命里就有的。我只希望，您能安健长寿，为了你这辈子的付出，这是你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