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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劝羊收下。狐觉得我的话好笑，就抱着肚皮哈哈大笑起来，而那笑声愈大，周围就愈加寂静。我和羊都不说话，他很木然地，甚至还有些俗气，可是态度却十分谨慎和恭敬。这似乎是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我看得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疲惫不堪。很久他嘴角才动了动，说要去广东。然后从内衣袋里掏出一页报纸，指着招工广告说：“就是这，日德莱尔公司，等报名回执寄来再定出发日子。"羊分明感觉琴ij了什么东西，或许是冷漠，或许他从所做的事或被做的事，告诉他这个地方不可久留，确实不可久留。
羊走了，那最后的一面无时不叩击着我脆弱的心弦。那天我和狐兄去看他的情景又涌现于我的脑海里。他捧着我们送给的牛肉干，蹒跚着，什么话也说不起来，似乎是太激动的缘故。然而他的眼睛并没有因为见到这东西就亮起来，而是很暗淡地，很久他才抬高视线，眼睛晃晃地望着我们。
“这些东西我恐怕不能收了，"他愣愣地说着“我想我抽不出空了，你要我写的那篇关于揭发你上司腐败堕落的报告，我也不能写了。”
“怎么这么不爽快？”狐咧着嘴说着“人家给我送礼，我就爽快地办事，从来没象你这么客气的。”
“狐副局长瞧得起你才来找你。”我慌忙说。
这时狐放下翘起的二郎腿，立了起来，目光不可一世地向来路扫去，羊见他要走，慌忙拦住他，扶他坐下，眼睛晃晃地低垂着，嘴唇却颤惊惊地动：
“局长狐兄，我收下！我收下！”羊一边点着头一边望着狐脸上的气候说着。狐的脸色确实令人不放心，如一片混沌的天空，刚才布满乌云，阴沉沉的，现在倒是见了些许阳光；羊像六月的粮农，看着天空晒谷子或收谷子。印象中，这个动作是彬彬有礼的，微笑着，微弯腰，点着头，往后挪去半步末了，羊忽然塞给我一小包东西，外面裹着纸壳。我和狐的手不约而同地动起来，粗鲁地撕开纸壳，一件崭新的内裤从其中露出红红的头颅，使我们惊叹不已，面面相觑。我转身问羊这是何故，然而没有回音。羊已不在我们身边了。他到哪里去呢？他的摊子还在，板凳还温热着“焦羊短裤专卖铺"的牌子还高高地晃着，只是货摊上没有什么货——这时我才想起，昨夜妻子说的话。昨天早上，她见羊的摊点滑稽得很，只有两件内裤，没有人守摊点。羊拎着一个黄色的麻袋在附近的垃圾那里，和几位捡废旧的老奶
奶争着翻垃圾，他的衣服都叫汗水漉得透湿，腻腻地贴在身上。到了中午，我妻子下班再过那儿的时候，羊慌忙用绳带拴住那个黄的麻袋，然后坐到上面，眼睛晃晃地注视着过往的人群和车辆，用很大的声音对我妻说，广东那边的货还没有来，这里只好摆两件内裤了。倘若真的如此，羊可能去拿货了。可是为什么要把内裤塞给我们？‘
“我们不能走，必先等羊回来。那狗局长在位一天，我就爽快不起来。”狐很担心地说着。
我们一直在羊的摊点边徘徊着，谁也不说话。到了黄昏，太阳走了，羊还没有回来。我们来到了羊的单位，他的房门敞开着，然而一位老奶奶从内屋出来，上下地打量着我们，问道：“找谁0阿？"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找焦羊！”老奶奶再上下打量我们一番，指着单位的大门说：“领导早把他和他的东西搬出去了，就在那儿，大门右边那间油毛毡的。”继而她又探了探窗外，望望上下楼道，似乎我们已被特务监视了，然后她更小声地说：“我们都
可怜他，但没有办法，谁都不敢多说一句，大家都怕下岗，特别是现在，有竞争，这风声一漏，就完了。”
我们走出羊的单位，围墙外立着一间破陋的房子。在路灯的慷慨照射下，从这一头望过去，可以看到屋里的床铺，可以看到床铺那边的破墙，可以看到破墙那边的小路和远山。房里没有灯，也没有灯光。房子和单位就隔着一堵墙，高高的，新筑的，而且很厚。我们像在瞻仰着伟人的遗像，脸上升起从未有过的庄严。
“今晚八点半有一趟车去广州。”
于是我们赶到火车站，徘徊着，一个个地排除着从我们前面晃过的蹒跚的身影。火车扯着呜咽呜咽的汽笛了，我们仍垂头丧气，没有发现任何惊喜的迹象。
“这家伙要躲开我们，”狐狰狞着脸，抿着嘴说着“要多少钱又不说——我说摆不平那狗局长他不能走。”
这时候前面晃着一个熟悉的后影：蓬乱的头发，粗砺的衣履，肩上搭着一个稍鼓的被囊。他向车门大步地走着，桔红色的灯光染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苍凉又萧然。我们一致确认那是羊的。于是气高兴地朝那人喊了一声“羊”那人没有反应，仍摇晃着臂膀，更大步地走着；直到接近车厢人口，他才犹豫了一阵，顿地立住了，似乎要做个回头的姿势，然而又沉重地、索性地侧身闪人车厢里去了。
我和狐肩搭着肩，垂头丧气地回家。我们以十分沮丧的心情，看着空空茫茫的街头和巷子，看着桔红色的街头，出奇地沉默。那晚，我们很破例地，没有去酒楼腐败，没有去发廊堕落。我们似乎正为失去自己的母亲一样忌讳很多的事情。
羊走了，我想多少和报纸上的那则招工广告有关，而且是日德莱尔公司。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譬如：月薪800元，有劳动保险，等等。可是到了今天晚饭，也是九个多月后的一个黄昏，我忽然注意到某报的一则启事：日德莱尔公司所刊的广告无效。
我木然地瞪着那则广告，之后在屋里横竖地躺着。恍恍惚惚地给窗台上二两盆水仙花浇水。这花是狐送来的。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趁局长不在就从办公屋里拿来，然后就放我这里。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它浇水了，千裂的土壤喝到水就嗤嗤地作响，像大地沉重的叹息声。此时我家那条哈叭狗，它训练有素地从妻子的怀中跨过装毛线球的袋子，跃到我的窗台上，摇着尾巴，晃着身子，昵呢地缠着我，望着我很木然的眼，然后又望了望花盆。顿地我意识到，花盆已经溢满着水液。一阵忧郁的风轻轻吹过，水商粼粼地，在我窗台前那盏电压不够的电灯的照射下，熠熠地发着冰冷的光芒，宛如羊那双颤惊惊的眼睛，晃晃地，无声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生活与夜。
这样劝羊收下。狐觉得我的话好笑，就抱着肚皮哈哈大笑起来，而那笑声愈大，周围就愈加寂静。我和羊都不说话，他很木然地，甚至还有些俗气，可是态度却十分谨慎和恭敬。这似乎是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我看得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疲惫不堪。很久他嘴角才动了动，说要去广东。然后从内衣袋里掏出一页报纸，指着招工广告说：“就是这，日德莱尔公司，等报名回执寄来再定出发日子。"羊分明感觉琴ij了什么东西，或许是冷漠，或许他从所做的事或被做的事，告诉他这个地方不可久留，确实不可久留。
羊走了，那最后的一面无时不叩击着我脆弱的心弦。那天我和狐兄去看他的情景又涌现于我的脑海里。他捧着我们送给的牛肉干，蹒跚着，什么话也说不起来，似乎是太激动的缘故。然而他的眼睛并没有因为见到这东西就亮起来，而是很暗淡地，很久他才抬高视线，眼睛晃晃地望着我们。
“这些东西我恐怕不能收了，"他愣愣地说着“我想我抽不出空了，你要我写的那篇关于揭发你上司腐败堕落的报告，我也不能写了。”
“怎么这么不爽快？”狐咧着嘴说着“人家给我送礼，我就爽快地办事，从来没象你这么客气的。”
“狐副局长瞧得起你才来找你。”我慌忙说。
这时狐放下翘起的二郎腿，立了起来，目光不可一世地向来路扫去，羊见他要走，慌忙拦住他，扶他坐下，眼睛晃晃地低垂着，嘴唇却颤惊惊地动：
“局长狐兄，我收下！我收下！”羊一边点着头一边望着狐脸上的气候说着。狐的脸色确实令人不放心，如一片混沌的天空，刚才布满乌云，阴沉沉的，现在倒是见了些许阳光；羊像六月的粮农，看着天空晒谷子或收谷子。印象中，这个动作是彬彬有礼的，微笑着，微弯腰，点着头，往后挪去半步末了，羊忽然塞给我一小包东西，外面裹着纸壳。我和狐的手不约而同地动起来，粗鲁地撕开纸壳，一件崭新的内裤从其中露出红红的头颅，使我们惊叹不已，面面相觑。我转身问羊这是何故，然而没有回音。羊已不在我们身边了。他到哪里去呢？他的摊子还在，板凳还温热着“焦羊短裤专卖铺"的牌子还高高地晃着，只是货摊上没有什么货——这时我才想起，昨夜妻子说的话。昨天早上，她见羊的摊点滑稽得很，只有两件内裤，没有人守摊点。羊拎着一个黄色的麻袋在附近的垃圾那里，和几位捡废旧的老奶
奶争着翻垃圾，他的衣服都叫汗水漉得透湿，腻腻地贴在身上。到了中午，我妻子下班再过那儿的时候，羊慌忙用绳带拴住那个黄的麻袋，然后坐到上面，眼睛晃晃地注视着过往的人群和车辆，用很大的声音对我妻说，广东那边的货还没有来，这里只好摆两件内裤了。倘若真的如此，羊可能去拿货了。可是为什么要把内裤塞给我们？‘
“我们不能走，必先等羊回来。那狗局长在位一天，我就爽快不起来。”狐很担心地说着。
我们一直在羊的摊点边徘徊着，谁也不说话。到了黄昏，太阳走了，羊还没有回来。我们来到了羊的单位，他的房门敞开着，然而一位老奶奶从内屋出来，上下地打量着我们，问道：“找谁0阿？"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找焦羊！”老奶奶再上下打量我们一番，指着单位的大门说：“领导早把他和他的东西搬出去了，就在那儿，大门右边那间油毛毡的。”继而她又探了探窗外，望望上下楼道，似乎我们已被特务监视了，然后她更小声地说：“我们都
可怜他，但没有办法，谁都不敢多说一句，大家都怕下岗，特别是现在，有竞争，这风声一漏，就完了。”
我们走出羊的单位，围墙外立着一间破陋的房子。在路灯的慷慨照射下，从这一头望过去，可以看到屋里的床铺，可以看到床铺那边的破墙，可以看到破墙那边的小路和远山。房里没有灯，也没有灯光。房子和单位就隔着一堵墙，高高的，新筑的，而且很厚。我们像在瞻仰着伟人的遗像，脸上升起从未有过的庄严。
“今晚八点半有一趟车去广州。”
于是我们赶到火车站，徘徊着，一个个地排除着从我们前面晃过的蹒跚的身影。火车扯着呜咽呜咽的汽笛了，我们仍垂头丧气，没有发现任何惊喜的迹象。
“这家伙要躲开我们，”狐狰狞着脸，抿着嘴说着“要多少钱又不说——我说摆不平那狗局长他不能走。”
这时候前面晃着一个熟悉的后影：蓬乱的头发，粗砺的衣履，肩上搭着一个稍鼓的被囊。他向车门大步地走着，桔红色的灯光染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苍凉又萧然。我们一致确认那是羊的。于是气高兴地朝那人喊了一声“羊”那人没有反应，仍摇晃着臂膀，更大步地走着；直到接近车厢人口，他才犹豫了一阵，顿地立住了，似乎要做个回头的姿势，然而又沉重地、索性地侧身闪人车厢里去了。
我和狐肩搭着肩，垂头丧气地回家。我们以十分沮丧的心情，看着空空茫茫的街头和巷子，看着桔红色的街头，出奇地沉默。那晚，我们很破例地，没有去酒楼腐败，没有去发廊堕落。我们似乎正为失去自己的母亲一样忌讳很多的事情。
羊走了，我想多少和报纸上的那则招工广告有关，而且是日德莱尔公司。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譬如：月薪800元，有劳动保险，等等。可是到了今天晚饭，也是九个多月后的一个黄昏，我忽然注意到某报的一则启事：日德莱尔公司所刊的广告无效。
我木然地瞪着那则广告，之后在屋里横竖地躺着。恍恍惚惚地给窗台上二两盆水仙花浇水。这花是狐送来的。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趁局长不在就从办公屋里拿来，然后就放我这里。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它浇水了，千裂的土壤喝到水就嗤嗤地作响，像大地沉重的叹息声。此时我家那条哈叭狗，它训练有素地从妻子的怀中跨过装毛线球的袋子，跃到我的窗台上，摇着尾巴，晃着身子，昵呢地缠着我，望着我很木然的眼，然后又望了望花盆。顿地我意识到，花盆已经溢满着水液。一阵忧郁的风轻轻吹过，水商粼粼地，在我窗台前那盏电压不够的电灯的照射下，熠熠地发着冰冷的光芒，宛如羊那双颤惊惊的眼睛，晃晃地，无声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生活与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