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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逃避的事还是发生了。她开始失去了安静的心态和像丝绸一样亲密地裹着她的睡眠。她白天看不进书，也写不出一个字。像一头被困的狮子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晚上睡不着觉，在丈夫均匀轻微的鼾声中，睁着一双空洞无助的眼看窗外的夜。
躺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她无疑是爱的，依恋的。正是他给了她一份平常的幸福与一个安稳的家。而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他总是无微不至地疼她，护着她。他就像是她的一面巨大的保护伞。她在他的伞下安静从容地过着日子。这种日子虽没有让人欣喜的波澜，却自有一份闲适与心安。和她的那些没有丈夫相伴的女友比起来，她觉得自己幸运多了。她似乎是没有理由不依恋她的丈夫，有时候她会动情地说把自己的来世都托付给他。
可现在这个年近四十的双鱼座的女人却变了。变小了，变年轻了。爱情就像童话中的那条使人年轻的河水，饮一饮，就变回去了。她知道不能饮得太多，否则就会变成婴儿，脆弱，一天到晚总是嘤嘤地哭。她害怕的不是年轻，而是脆弱和像细雨一样布满内心的哭声。
爱情总是让人脆弱。像病总是使人脆弱一样。那几天丈夫出差了。她躲在书房里，喝了一些白酒，哭得一塌糊涂。像22岁别无办法地丢开一场爱情时那样痛哭。不同的是，指间不再有那趋赶伤感的摩尔。而是丈夫的香烟。这个并不爱抽烟的女子，突然又抽起了烟。
她没想到赢得爱比失去爱还痛苦。
她长得并不漂亮，个子也不高。但是她的脸上仍时时洋溢她那个年龄段不可能有的率直与天真，正是她的率直与天真，使四十岁的她看起来像二十八九岁一样年轻，有味。尤其是她那一头一年四季飘着的忧郁的长发，使一些怜香惜玉的男子看见她总有一种抱着她拥吻的念头。当然，她并不知道她这些在流逝的时光中仍然保存下来的美与可爱。是他在电话里面说的。
还有那腰，那细细的腰，他后来，在电话里说，那是蜂腰。古典的。像杨贵妃那样丰腴，却有细细的腰。他还说，我看到蜜蜂，就想起了你。她在电话这头，哧哧地笑了，笑他的大胆，笑他对她的腰的说法。她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的，知道杨柳蛮腰、水蛇腰，却还是第一次听到蜂腰这个词。放下电话，她想，他要用这些词把她引向哪里？
他们认识已经有五年了。五年前她作为一个刚刚成名的作家参加一次全国性文学笔会。她从来不希望笔会能给她带来什么。除了一些莫须有的绯闻，实在没有更好的东西跟随她。她一惯谨慎、小心，尽可能地避开一些可能产生的绯闻，然后绯闻偏偏像阴影一样缠着她。一度使她喘不过气来。他却告诉她说：没有绯闻的女子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子。你很可爱，没有绯闻反倒不正常。她觉得很可笑。说实在，她宁愿没有绯闻，宁愿不正常。是因为她觉得即使从传闻上也不能让丈夫觉得她不好，不干净。她太爱惜丈夫的名誉。她还觉得好笑，他那么年轻，整整小他十岁。这个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小伙子，才二十五岁，写点诗和小说。留一头像齐秦一样的长发，穿着胸前背后都是外文字的t恤和膝盖上打了一个破洞的牛仔裤，那么炎热的夏天还穿着高帮旅游鞋。胳膊修长，十指精瘦有力，双眼像猫王一样迷离多情。这正是九十年代中期酷诗人的装扮。很先锋，很怪异。热爱诗和一切偏激的人和事。尤其爱追女孩子。她太清楚这样的男孩子了。几乎每一首诗后面都站着一个女孩子。那些女孩子的笑容与眼泪，爱与性从他的面前又活到他的诗里。她觉得他好笑，他只不过了解一点儿他所接触的女孩子，并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婚姻中的女人。他只不过活在生活和物质的表面。虽然他学哲学，虽然他认为自己很深入了女孩。但他毕竟是在生活的外面。她想，他能懂什么？他怎么能懂一个35岁女人的内心与生活？
这个只不过给她写过几封信谈诗的小伙子居然在第一次见她的场合里跟她谈绯闻与魅力。这使她觉得他太大胆。他脑子里到底装的一些什么怪七怪八的东西？他要干什么？不止一次地敲她的门，拿着一大叠稿子要她点评。她真的很耐心地跟他谈稿子，谈文学。她不能不耐心。因为她作为被邀的作家此行的任务就是给初入文坛的年轻作者上课。所以，他不停地送稿来，她不厌其烦地讲稿子。即使是深夜她也不忌讳地开门迎接他和他的稿子。她想他才25岁，一个25岁的毛头男孩与一个35岁的女人之间怎么样也应该是清清白白的，不会有任何绯闻。正因为他太小太年轻，所以她非常放心。如果换上一个与她同龄和大她的男人，她无论如何是不会和他独处的。因为绯闻在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是不长眼睛的风。吹到哪是哪，碰到什么吹动什么。而她不愿被碰不愿被吹动。这历来是她的态度。并非是她冰清玉洁，而是她实在没有让绯闻缠身的欲望。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绯闻都是坏事。
夏日睡意沉沉的午后，她慢慢醒来，像以往一样习惯地盯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想着在上午的写作中被她安排的人和事将怎么沿着她思维的轨迹继续下去。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突然吓了她一猛惊。她伸出那双还未从睡眠中醒过来的手拿住话筒。听筒里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打扰您了！您好吗？这声音听起来很耳熟，但她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她只好一边回答说：您好！一边等待着对方自报家门。没想到对方并不介绍自己，只是说：我只想向您问一声好，只想听听您的声音。这么亲切的话语来自一个看不见的男生，她觉得非常的生疏。那感觉就像一个人突然面对他那个已变得面目全非的初恋情人。她禁不住问道：您是----她还未来得及说出“谁”这个字。对方就说：对不起，打扰您了，再见！一连串的礼貌用语，然后是轻轻地挂电话的声音。她放下听筒，边起床边想：这是那个冒失的家伙呢？她沏了一杯茶，开始打开电脑写小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早晨七点钟起床，做好早餐，等丈夫上班和儿子上幼儿园后，便坐下来敲小说。儿子上丈夫单位的附属幼儿园，他们都不回来，因而整个白天几乎都是她的。她可以干任何自己想干的事。但她的工作是写小说。所以除了半个月出去买一趟书，白天她是很少出门的。就在家里，像蚕吐丝一样，一点一点地吐出来。没有丝吐出来的时候，她便躺在床上看书。
她在家里做蚕和书虫已经很有些年了。这些年里除了有限地接受采访和参加一些较重大的文学笔会和社会活动外，她几乎很少出门。整天沉湎在文字里、书里。她活得简单、自在，语言是无穷双想象的翅膀带着她诗意地飞翔。这是她在36岁的一个秋天在电话里向他讲述的自己的状态。他读过她的很多书，似乎很了解她，其实文字背后的她到底怎么生活，他无法了解的更多。这是他不好探问的，也是她不愿说的。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作家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只不过他所使用的材料不是具体的物质，而是文字和感觉。
距那次笔会两年以来，他几乎每半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来。不管她接不接，也不管她接了以后是不是认真地听他的问询。他的电话基本上都是在星期五的下午三点钟左右，她刚刚午睡起床，一周的写作计划刚刚停顿，她准备轻轻松松过周末的时候，他的电话便来了。每次都是那几句话：您好吗？我只想向您问一声好，只想听听您的声音。并不再说别的话。她只问他最近写些什么。谢谢他的电话。双方并不在电话里作更深入交谈。可就是这简单的电话往来，却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她的生活。她后来躲在郊区写了两个月的长篇，她自然是接不到他的电话的，而她并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她像以往写长篇一样，是彻底地躲。住的房间是断了电话的（这是她所要求的），她也没带任何人的电话号码。她只每周给家里打一次，问问丈夫和孩子。其他的事她一概不管。因为写长篇太耗心思与精力。每天和那些人物缠缠绕绕的，弄得心事重重，疲惫不堪。想放也放不下。它能把整个人都陷进去。就像走进一个找不到出口的迷宫。必须不停地找出口，稍一走神，内心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与心虚。所以，她写长篇的期间是不干任何杂事的，包括接受采访。如果预约采访的正好碰上她写长篇的日子，她便会叫丈夫安排说：能不能改个时间，两个月以后。这次写长篇她作了像以往写长篇那样彻底地躲的准备。但她在写作中，却并没有以往那样踏实。她后来才发现是半个月的周末少了他的电话的原因。没有他的电话，心里总是牵牵挂挂的，总觉得有件什么事没做完。这一丝儿牵挂影响了她正常的创作速度。原计划两个月完成的长篇才写到三分之二的篇幅，她就回家来了。那天正好是周末，按她以往的经验，今天该是他打电话的日子。她躺在床上焦急不安地等。3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她慌忙拿起电话，轻柔地说，是你吗？对方又高兴又急切地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半年都没有联系了，你好吗？又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吧？她很惊讶，这电话是她那在美国定居的女友打来的。不是他的。女友在电话里不停地聊她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她为女友高兴。一直在电话里为女友祝福。但一放下电话，她便陷入了深深的空虚中，她忽然有一种从没有过的失落。心里潮湿了，她知道那是流泪的感觉。
电话再次响的时候她已经在那种潮湿的内心里已经很深了，她似乎没有力气穿着那阵潮湿的细雨去接电话。所以她干脆躺着不动，任凭电话痴痴地响个不停。可电话停了之后又响，如此反复三次。第三次她终于接了。电话那端说：是您吗？3点钟的时候电话占线，我想您一定在家里。她发现她拿电话听筒的手有些抖，嘴里有话说却无力说出来。呼吸也一阵阵变得急促起来。她只好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嘴，不让他听到自己的呼吸。他问道：我不知道您怎么了？尽管她眼里有泪意，但她终于控制住自己了。用她一惯在幸福婚姻生活所使用的那种平静而理智的口吻说：哦，没怎么，我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长篇。因为说话的语气与她的心境并不符，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好生疏。便不再说什么。两个人都把电话听筒捏了很长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更客气的话。谈话的内容并没有拓开多少。只是声音和语气都不知不觉地变得非常感染人。渐渐地像极了一对悄悄试探的情侣，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更好。于是，屏住神经吸气，于是温柔地沉默。后来，他说：我想见见您，就算我作为一家文学杂志社的编辑采访您？好吗？这声音如带电一般迅速地通过了她的全身。她竟一下子变得轻盈快乐起来。这轻盈快乐不容她拒绝。她便说：好的。谢谢您，那我今晚八点在欧式街的上岛咖啡馆里等您。他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
城市的黄昏总有... -->>
她一直逃避的事还是发生了。她开始失去了安静的心态和像丝绸一样亲密地裹着她的睡眠。她白天看不进书，也写不出一个字。像一头被困的狮子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晚上睡不着觉，在丈夫均匀轻微的鼾声中，睁着一双空洞无助的眼看窗外的夜。
躺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她无疑是爱的，依恋的。正是他给了她一份平常的幸福与一个安稳的家。而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他总是无微不至地疼她，护着她。他就像是她的一面巨大的保护伞。她在他的伞下安静从容地过着日子。这种日子虽没有让人欣喜的波澜，却自有一份闲适与心安。和她的那些没有丈夫相伴的女友比起来，她觉得自己幸运多了。她似乎是没有理由不依恋她的丈夫，有时候她会动情地说把自己的来世都托付给他。
可现在这个年近四十的双鱼座的女人却变了。变小了，变年轻了。爱情就像童话中的那条使人年轻的河水，饮一饮，就变回去了。她知道不能饮得太多，否则就会变成婴儿，脆弱，一天到晚总是嘤嘤地哭。她害怕的不是年轻，而是脆弱和像细雨一样布满内心的哭声。
爱情总是让人脆弱。像病总是使人脆弱一样。那几天丈夫出差了。她躲在书房里，喝了一些白酒，哭得一塌糊涂。像22岁别无办法地丢开一场爱情时那样痛哭。不同的是，指间不再有那趋赶伤感的摩尔。而是丈夫的香烟。这个并不爱抽烟的女子，突然又抽起了烟。
她没想到赢得爱比失去爱还痛苦。
她长得并不漂亮，个子也不高。但是她的脸上仍时时洋溢她那个年龄段不可能有的率直与天真，正是她的率直与天真，使四十岁的她看起来像二十八九岁一样年轻，有味。尤其是她那一头一年四季飘着的忧郁的长发，使一些怜香惜玉的男子看见她总有一种抱着她拥吻的念头。当然，她并不知道她这些在流逝的时光中仍然保存下来的美与可爱。是他在电话里面说的。
还有那腰，那细细的腰，他后来，在电话里说，那是蜂腰。古典的。像杨贵妃那样丰腴，却有细细的腰。他还说，我看到蜜蜂，就想起了你。她在电话这头，哧哧地笑了，笑他的大胆，笑他对她的腰的说法。她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的，知道杨柳蛮腰、水蛇腰，却还是第一次听到蜂腰这个词。放下电话，她想，他要用这些词把她引向哪里？
他们认识已经有五年了。五年前她作为一个刚刚成名的作家参加一次全国性文学笔会。她从来不希望笔会能给她带来什么。除了一些莫须有的绯闻，实在没有更好的东西跟随她。她一惯谨慎、小心，尽可能地避开一些可能产生的绯闻，然后绯闻偏偏像阴影一样缠着她。一度使她喘不过气来。他却告诉她说：没有绯闻的女子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子。你很可爱，没有绯闻反倒不正常。她觉得很可笑。说实在，她宁愿没有绯闻，宁愿不正常。是因为她觉得即使从传闻上也不能让丈夫觉得她不好，不干净。她太爱惜丈夫的名誉。她还觉得好笑，他那么年轻，整整小他十岁。这个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小伙子，才二十五岁，写点诗和小说。留一头像齐秦一样的长发，穿着胸前背后都是外文字的t恤和膝盖上打了一个破洞的牛仔裤，那么炎热的夏天还穿着高帮旅游鞋。胳膊修长，十指精瘦有力，双眼像猫王一样迷离多情。这正是九十年代中期酷诗人的装扮。很先锋，很怪异。热爱诗和一切偏激的人和事。尤其爱追女孩子。她太清楚这样的男孩子了。几乎每一首诗后面都站着一个女孩子。那些女孩子的笑容与眼泪，爱与性从他的面前又活到他的诗里。她觉得他好笑，他只不过了解一点儿他所接触的女孩子，并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婚姻中的女人。他只不过活在生活和物质的表面。虽然他学哲学，虽然他认为自己很深入了女孩。但他毕竟是在生活的外面。她想，他能懂什么？他怎么能懂一个35岁女人的内心与生活？
这个只不过给她写过几封信谈诗的小伙子居然在第一次见她的场合里跟她谈绯闻与魅力。这使她觉得他太大胆。他脑子里到底装的一些什么怪七怪八的东西？他要干什么？不止一次地敲她的门，拿着一大叠稿子要她点评。她真的很耐心地跟他谈稿子，谈文学。她不能不耐心。因为她作为被邀的作家此行的任务就是给初入文坛的年轻作者上课。所以，他不停地送稿来，她不厌其烦地讲稿子。即使是深夜她也不忌讳地开门迎接他和他的稿子。她想他才25岁，一个25岁的毛头男孩与一个35岁的女人之间怎么样也应该是清清白白的，不会有任何绯闻。正因为他太小太年轻，所以她非常放心。如果换上一个与她同龄和大她的男人，她无论如何是不会和他独处的。因为绯闻在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是不长眼睛的风。吹到哪是哪，碰到什么吹动什么。而她不愿被碰不愿被吹动。这历来是她的态度。并非是她冰清玉洁，而是她实在没有让绯闻缠身的欲望。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绯闻都是坏事。
夏日睡意沉沉的午后，她慢慢醒来，像以往一样习惯地盯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想着在上午的写作中被她安排的人和事将怎么沿着她思维的轨迹继续下去。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突然吓了她一猛惊。她伸出那双还未从睡眠中醒过来的手拿住话筒。听筒里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打扰您了！您好吗？这声音听起来很耳熟，但她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她只好一边回答说：您好！一边等待着对方自报家门。没想到对方并不介绍自己，只是说：我只想向您问一声好，只想听听您的声音。这么亲切的话语来自一个看不见的男生，她觉得非常的生疏。那感觉就像一个人突然面对他那个已变得面目全非的初恋情人。她禁不住问道：您是----她还未来得及说出“谁”这个字。对方就说：对不起，打扰您了，再见！一连串的礼貌用语，然后是轻轻地挂电话的声音。她放下听筒，边起床边想：这是那个冒失的家伙呢？她沏了一杯茶，开始打开电脑写小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早晨七点钟起床，做好早餐，等丈夫上班和儿子上幼儿园后，便坐下来敲小说。儿子上丈夫单位的附属幼儿园，他们都不回来，因而整个白天几乎都是她的。她可以干任何自己想干的事。但她的工作是写小说。所以除了半个月出去买一趟书，白天她是很少出门的。就在家里，像蚕吐丝一样，一点一点地吐出来。没有丝吐出来的时候，她便躺在床上看书。
她在家里做蚕和书虫已经很有些年了。这些年里除了有限地接受采访和参加一些较重大的文学笔会和社会活动外，她几乎很少出门。整天沉湎在文字里、书里。她活得简单、自在，语言是无穷双想象的翅膀带着她诗意地飞翔。这是她在36岁的一个秋天在电话里向他讲述的自己的状态。他读过她的很多书，似乎很了解她，其实文字背后的她到底怎么生活，他无法了解的更多。这是他不好探问的，也是她不愿说的。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作家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只不过他所使用的材料不是具体的物质，而是文字和感觉。
距那次笔会两年以来，他几乎每半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来。不管她接不接，也不管她接了以后是不是认真地听他的问询。他的电话基本上都是在星期五的下午三点钟左右，她刚刚午睡起床，一周的写作计划刚刚停顿，她准备轻轻松松过周末的时候，他的电话便来了。每次都是那几句话：您好吗？我只想向您问一声好，只想听听您的声音。并不再说别的话。她只问他最近写些什么。谢谢他的电话。双方并不在电话里作更深入交谈。可就是这简单的电话往来，却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她的生活。她后来躲在郊区写了两个月的长篇，她自然是接不到他的电话的，而她并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她像以往写长篇一样，是彻底地躲。住的房间是断了电话的（这是她所要求的），她也没带任何人的电话号码。她只每周给家里打一次，问问丈夫和孩子。其他的事她一概不管。因为写长篇太耗心思与精力。每天和那些人物缠缠绕绕的，弄得心事重重，疲惫不堪。想放也放不下。它能把整个人都陷进去。就像走进一个找不到出口的迷宫。必须不停地找出口，稍一走神，内心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与心虚。所以，她写长篇的期间是不干任何杂事的，包括接受采访。如果预约采访的正好碰上她写长篇的日子，她便会叫丈夫安排说：能不能改个时间，两个月以后。这次写长篇她作了像以往写长篇那样彻底地躲的准备。但她在写作中，却并没有以往那样踏实。她后来才发现是半个月的周末少了他的电话的原因。没有他的电话，心里总是牵牵挂挂的，总觉得有件什么事没做完。这一丝儿牵挂影响了她正常的创作速度。原计划两个月完成的长篇才写到三分之二的篇幅，她就回家来了。那天正好是周末，按她以往的经验，今天该是他打电话的日子。她躺在床上焦急不安地等。3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她慌忙拿起电话，轻柔地说，是你吗？对方又高兴又急切地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半年都没有联系了，你好吗？又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吧？她很惊讶，这电话是她那在美国定居的女友打来的。不是他的。女友在电话里不停地聊她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她为女友高兴。一直在电话里为女友祝福。但一放下电话，她便陷入了深深的空虚中，她忽然有一种从没有过的失落。心里潮湿了，她知道那是流泪的感觉。
电话再次响的时候她已经在那种潮湿的内心里已经很深了，她似乎没有力气穿着那阵潮湿的细雨去接电话。所以她干脆躺着不动，任凭电话痴痴地响个不停。可电话停了之后又响，如此反复三次。第三次她终于接了。电话那端说：是您吗？3点钟的时候电话占线，我想您一定在家里。她发现她拿电话听筒的手有些抖，嘴里有话说却无力说出来。呼吸也一阵阵变得急促起来。她只好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嘴，不让他听到自己的呼吸。他问道：我不知道您怎么了？尽管她眼里有泪意，但她终于控制住自己了。用她一惯在幸福婚姻生活所使用的那种平静而理智的口吻说：哦，没怎么，我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长篇。因为说话的语气与她的心境并不符，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好生疏。便不再说什么。两个人都把电话听筒捏了很长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更客气的话。谈话的内容并没有拓开多少。只是声音和语气都不知不觉地变得非常感染人。渐渐地像极了一对悄悄试探的情侣，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更好。于是，屏住神经吸气，于是温柔地沉默。后来，他说：我想见见您，就算我作为一家文学杂志社的编辑采访您？好吗？这声音如带电一般迅速地通过了她的全身。她竟一下子变得轻盈快乐起来。这轻盈快乐不容她拒绝。她便说：好的。谢谢您，那我今晚八点在欧式街的上岛咖啡馆里等您。他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
城市的黄昏总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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