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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这天下也不需要他们吴家了。
辽东需要的是两万五千余青壮壮丁，用以开垦广袤的土地、修筑堡垒、转运物资。这在寻常人看来如同苦役，对苦于奔波的关辽兵卒而言却是解脱。
他们终于免去了饥一餐饱一餐，为人奴仆，打仗送死的命运。现在，他们之中表现好的军官、战士都分到了土地，喝了头汤。那些反应慢胆子小的人，也有了自己的活计，能种田的成了佃农，不会种田的可以出卖体力。
真正有心靠军功出身的精壮，觉得自己除了打仗杀人什么都不会干、也不想干的，还可以接受训练，加入新军第一军继续当兵吃粮。而且这里的军饷和待遇远比吴家给的高，也不用改姓“吴”，给人家当家丁、义子。
整支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就如同寒冰遇到了烈日，转而融化得干干净净。
吴三桂却没有因此得到解脱，五军督查司的军官们和顺天府来的警察，轮番前来“问候”，要从他嘴里将辽西将门经营数十年所吞蚀的财富压榨出来。
这也是吴三桂目前还能活着的缘故
辽东的人丁缺口却不是区区两万五千人能够满足的，从吴氏大军消融的实例上，徐梁也得到了鼓舞。看来无论哪个时代，一旦人心散了，队伍都不好带。
接下来就是写杂牌了。
这些剩下的杂牌，大多数都是左良玉、刘良佐等人的部下，徐梁要调动他们并不容易，因为这些部队只是明面上投靠大明，而朝廷并未派有精干的训导官，而且山地师还在湖广剿灭左镇乱兵，江淮一带是朝廷的力量真空区，却又是国家税收、转运的关键节点。如果这些部队作乱，国家损失定然不小。
根据参谋部统计的数据，这些残兵余部号称二三十万人，虽然吃空额的数目巨大，但是三五万战力还是有的。这些人若说要充实东北，无论新一军和辽东师都会抢着要。
徐梁的手段很简单，先给那些杂牌军的首领一个不过的职务，让他入京受职。然后将他们留在京中，再派出训导官和参谋官，缓缓分化他的部众，最终将他们架空，把部队拉去辽东或是旅顺，在那里安家落户，巩固边防。
事实证明，大明这些在乱世之中苟活下来，还能保存实力的杂牌军首领，都是些懂得见风使舵的人物。
这些杂牌军的首领，入京之后，发现朝廷给他们的高官，大多数都是空头职务，根本就没有具体的职权，瞬间就知道了陛下的意思。
但是大势在徐梁，他们可以闹，但是终究掀不起多大的浪花。
与其折腾一场，身死人手，最后什么都落不下，倒不如见好就收，配合朝廷的整编，皇帝不是瞎子，配合他老人家，说不准还有意外的惊喜。
随着满清逃出京师，天下的局势越发的明朗，摆在这些将军面前的道路也就越发的清晰和简单了。
要么投靠皇帝陛下，穿新军装，听朝廷的号令，将来甚至有个不错的发展。
只是这条路开头最难走，非但要清点兵额，听说日后所有的好处都没了。还要受监军、赞画和军法官的掣肘。
第二条路，就是直接上书朝廷，要求解甲归田。如今天下经过动荡，有很多无人区，那些田地只要经过耕种，肯定是可以得到不少零食的。
这些年在军中都攒下不小的积蓄，归乡之后，买个上千亩地不成问题。下半辈子安安稳稳当个地主，比什么都好。只是如此一来，一身戎马也就到头了，以后再没有呼风唤雨的机会，最多也就是个乡绅，虽然安稳，但总有些落魄的感觉。
第三条路就是条险路了。索性上书朝廷，带着兵马去辽东，既遂了上意，也能保住实力。哪怕日后在辽东垦荒，那一大块地方仍旧是自己的地盘，说不定还真能就此光大家业，成为地方一霸！
性格决定命运，不同的人选不同的路。
真心想留在军中出人头地的少之又少，愿意领兵去辽东的也是凤毛麟角，想就地安置的却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军将多是山陕人氏，相比自家的苦寒、干旱、贫瘠，长江沿岸就像是天府仙境一般，自然不愿再回去受穷。
李岩对这个结果也是满意，在做好一应准备之后，以兵部名义上了奏疏，顺利通过了内阁的票拟，送到徐梁面前。
徐梁正为内政的事日夜费神，见到了这份奏疏之后，飞快写下：“善。继续。”
发兵科给事中。
兵科归籍之后，自然有副本发回部里，交由职官办理。每过五日，兵科给事中就要将本科的案卷送到内阁备案，同时还要监督部务办理进度。等项目彻底完成之后，所有案卷都应该留在内阁，给事中手里的那一份则要在核查后焚毁注销。
如今六科廊就像是被恶婆婆压制的小媳妇，再没有当年的嚣张跋扈，对部里虽然还是横眉冷对，但终究收敛了许多。这是祖宗给他们留下的“科参”职权，却也没说不能革除。
在山东时候，徐梁为了避免扯皮和口水官司，将六科的权限限制在涉及“钱粮”的事项，而且只能对其中合法性进行审查，不能审查合理性。如此一来，六科几乎无事可干，权限大大缩减。
如今回到北京，国家重上正轨，徐梁也就渐渐放开了六科脖子上的枷锁，允许他们再次履行科参之职，监督本部工作进度——包括官吏迟到早退等工作纪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六科对本部事项、决策的“合理性”进行质询，写成报告提交通政司。
至于最重要的“封驳”之权，徐梁不愿意放手，六科也没人敢在这个时候讨要。
一想到自己要做的事被一帮激进的小年轻反复顶回来，自己还只能干瞪眼……这种皇帝谁要当？
从这点上来说，徐梁可以算是再度加强了皇权，将大明的君权专制推进到了一个巅峰。
吴家，这天下也不需要他们吴家了。
辽东需要的是两万五千余青壮壮丁，用以开垦广袤的土地、修筑堡垒、转运物资。这在寻常人看来如同苦役，对苦于奔波的关辽兵卒而言却是解脱。
他们终于免去了饥一餐饱一餐，为人奴仆，打仗送死的命运。现在，他们之中表现好的军官、战士都分到了土地，喝了头汤。那些反应慢胆子小的人，也有了自己的活计，能种田的成了佃农，不会种田的可以出卖体力。
真正有心靠军功出身的精壮，觉得自己除了打仗杀人什么都不会干、也不想干的，还可以接受训练，加入新军第一军继续当兵吃粮。而且这里的军饷和待遇远比吴家给的高，也不用改姓“吴”，给人家当家丁、义子。
整支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就如同寒冰遇到了烈日，转而融化得干干净净。
吴三桂却没有因此得到解脱，五军督查司的军官们和顺天府来的警察，轮番前来“问候”，要从他嘴里将辽西将门经营数十年所吞蚀的财富压榨出来。
这也是吴三桂目前还能活着的缘故
辽东的人丁缺口却不是区区两万五千人能够满足的，从吴氏大军消融的实例上，徐梁也得到了鼓舞。看来无论哪个时代，一旦人心散了，队伍都不好带。
接下来就是写杂牌了。
这些剩下的杂牌，大多数都是左良玉、刘良佐等人的部下，徐梁要调动他们并不容易，因为这些部队只是明面上投靠大明，而朝廷并未派有精干的训导官，而且山地师还在湖广剿灭左镇乱兵，江淮一带是朝廷的力量真空区，却又是国家税收、转运的关键节点。如果这些部队作乱，国家损失定然不小。
根据参谋部统计的数据，这些残兵余部号称二三十万人，虽然吃空额的数目巨大，但是三五万战力还是有的。这些人若说要充实东北，无论新一军和辽东师都会抢着要。
徐梁的手段很简单，先给那些杂牌军的首领一个不过的职务，让他入京受职。然后将他们留在京中，再派出训导官和参谋官，缓缓分化他的部众，最终将他们架空，把部队拉去辽东或是旅顺，在那里安家落户，巩固边防。
事实证明，大明这些在乱世之中苟活下来，还能保存实力的杂牌军首领，都是些懂得见风使舵的人物。
这些杂牌军的首领，入京之后，发现朝廷给他们的高官，大多数都是空头职务，根本就没有具体的职权，瞬间就知道了陛下的意思。
但是大势在徐梁，他们可以闹，但是终究掀不起多大的浪花。
与其折腾一场，身死人手，最后什么都落不下，倒不如见好就收，配合朝廷的整编，皇帝不是瞎子，配合他老人家，说不准还有意外的惊喜。
随着满清逃出京师，天下的局势越发的明朗，摆在这些将军面前的道路也就越发的清晰和简单了。
要么投靠皇帝陛下，穿新军装，听朝廷的号令，将来甚至有个不错的发展。
只是这条路开头最难走，非但要清点兵额，听说日后所有的好处都没了。还要受监军、赞画和军法官的掣肘。
第二条路，就是直接上书朝廷，要求解甲归田。如今天下经过动荡，有很多无人区，那些田地只要经过耕种，肯定是可以得到不少零食的。
这些年在军中都攒下不小的积蓄，归乡之后，买个上千亩地不成问题。下半辈子安安稳稳当个地主，比什么都好。只是如此一来，一身戎马也就到头了，以后再没有呼风唤雨的机会，最多也就是个乡绅，虽然安稳，但总有些落魄的感觉。
第三条路就是条险路了。索性上书朝廷，带着兵马去辽东，既遂了上意，也能保住实力。哪怕日后在辽东垦荒，那一大块地方仍旧是自己的地盘，说不定还真能就此光大家业，成为地方一霸！
性格决定命运，不同的人选不同的路。
真心想留在军中出人头地的少之又少，愿意领兵去辽东的也是凤毛麟角，想就地安置的却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军将多是山陕人氏，相比自家的苦寒、干旱、贫瘠，长江沿岸就像是天府仙境一般，自然不愿再回去受穷。
李岩对这个结果也是满意，在做好一应准备之后，以兵部名义上了奏疏，顺利通过了内阁的票拟，送到徐梁面前。
徐梁正为内政的事日夜费神，见到了这份奏疏之后，飞快写下：“善。继续。”
发兵科给事中。
兵科归籍之后，自然有副本发回部里，交由职官办理。每过五日，兵科给事中就要将本科的案卷送到内阁备案，同时还要监督部务办理进度。等项目彻底完成之后，所有案卷都应该留在内阁，给事中手里的那一份则要在核查后焚毁注销。
如今六科廊就像是被恶婆婆压制的小媳妇，再没有当年的嚣张跋扈，对部里虽然还是横眉冷对，但终究收敛了许多。这是祖宗给他们留下的“科参”职权，却也没说不能革除。
在山东时候，徐梁为了避免扯皮和口水官司，将六科的权限限制在涉及“钱粮”的事项，而且只能对其中合法性进行审查，不能审查合理性。如此一来，六科几乎无事可干，权限大大缩减。
如今回到北京，国家重上正轨，徐梁也就渐渐放开了六科脖子上的枷锁，允许他们再次履行科参之职，监督本部工作进度——包括官吏迟到早退等工作纪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六科对本部事项、决策的“合理性”进行质询，写成报告提交通政司。
至于最重要的“封驳”之权，徐梁不愿意放手，六科也没人敢在这个时候讨要。
一想到自己要做的事被一帮激进的小年轻反复顶回来，自己还只能干瞪眼……这种皇帝谁要当？
从这点上来说，徐梁可以算是再度加强了皇权，将大明的君权专制推进到了一个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