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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何波才接到了史元杰和魏德华的电话。
史元杰说他们正在让技术科洗相片，估计11点多才能过去。并让何波先回家里休息，一会儿他们直接到家里去汇报。
何波本来想问问史元杰是怎样从东关村回来的，但忍了忍没有问出来。
连他自己也常常对自己的臭脾气感到不可理喻，越老肝火越旺，这到底是怎么了？老夫子说50而耳顺，自己眼看就60了，怎么还是这么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火冒三丈？
其实更多的时候，往往是脾气刚一发过，立刻就后悔莫及。
然而今天，他除了感觉到史元杰会有些委屈外，但心底里的火气并没有彻底地消除了。因为他根本没想到这两个人会莫名其妙地找到那个地方去，并且几乎给他惹了一场大麻烦。
因为那里是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点”地区公安处有两个“卧底”安插在那里已经“工作”了差不多快有两个月了。
他们正在秘密侦查两个轰动一时的重大案件。
从目前得到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说，那儿的工作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发现阶段。根据侦查科的两个负责人说，很可能在近期就会有重大突破。这一侦查工作可以说是绝对保密的，截止目前只有这么几个人知道。
地委书记郝伟凡。
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马骏杰。
地委主管副书记贺雄正。
地委纪检书记赵强。
然后就是他，还有侦查科的两个负责人。
至于再上面还有什么人知道，何波就不得而知了。但肯定是有人知道的，否则不会让地区的一二三把手和纪检书记都直接参与这两个案件的查获工作。
一个是轰动全市的东郊纪检副书记住宅被炸案，一个则是数月前的市长因车祸丧身一案。
纪检副书记住宅被炸一案，看上去是发生在东郊一带，经查却很可能同“禹王钻石集团公司”的“黑市长”安永红有直接关系。数月前的市长车祸一案，虽然发生在西城区安永红的势力范围之内，但却有迹象显示，此案与东关村的胡大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表明现在某些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已经试图在更高的层次上联手作案。你帮我解决对我有威胁的势力，我帮你解决对你有危险的人物。而这样的案件，因为找不到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对公安机关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团乱麻绳，一桩无头案，极大的增加了破获案件的难度和复杂性。
数月前的市长车祸一案，虽然动用了大量警力，但至今仍没有实质性进展，很可能与这种情况有关。
当时那个既有能力，又有魄力，全省最年轻，学历最高的市长张晓东，出车祸时只有36岁。市长的车祸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困惑和怀疑，就是因为在车祸现场几乎找不到车祸原因。这位有着博士后学历的市长，不抽烟不喝酒，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开车，但却会在晚上8点钟左右，在市郊一个没有弯道的山坡上，突然离开公路，径直窜入一个10米左右的山沟。车头栽进土里足有一米多深，人的脸面几乎被撞得扭了一圈，颈椎粉碎性骨折，两个小时后被发现时，市长的四肢都已经凉了。
最后的鉴定结果是，路面几乎没有煞车痕迹，汽车的煞车装置没有失灵和人为破坏的痕迹，驾车人也没有喝酒和打磕睡的迹象。几乎可以说，汽车似乎是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故意开进了这个不注意几乎发现不了的小山沟。在事后的调查中，也排除了任何自杀的可能性。因为市长那天在西郊的一个镇上跟镇干部和村干部整整讨论了一天，并且跟大家一起在镇上的食堂里吃了两大碗面条，当时还约好过两天他还会再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临回家时，他还跟家里通了电话，说他8点半以前肯定能赶回家里，甚至还给他4岁的女儿带回去两个刚从地里摘回来的香瓜。这个获得博士后学位不到5年，当市长还不到两年的年轻领导，至今还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房里，举行葬礼时，竟然在家里没能找到一身好点的新衣服。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至今都还在农村务农。他留给妻子和女儿的所有财富除了那两本论文集外，剩下的便是惟一的那张4600元的存折了。
他没有任何理由会去自杀。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也一样非常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平易近人，襟怀坦白。像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自寻短见的。如果这一切可能性均被排除后，剩下的可能性便是他杀了。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深得民心，年轻有为，刚来不久而又前程看好的市长，又有谁会对他怀有如此大的仇恨，以致要去谋害他呢？
有可能的也许有这样的几种人：一种是被他得罪了的一些人，一种是被他发现了问题的一些人，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他的存在而给他们造成了阻碍的一些人。
较大的可能是后两种。因为只有这样的原因，才有可能让他铤而走险，以至于去谋害一个市长。
但从当时的车祸现场看，如果确实是一桩谋杀案，那只能是一个有着职业特征的犯罪团伙所为。因为能这么干净利落，不留任何痕迹地消灭掉一个市长，并让车掉进沟里，决不是一个人干得出来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此后的大规模排查中，附近村落里有一个开四轮小拖拉机的菜农说，那天他在回家的路上，曾经路过那个地方，看到有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老式东风牌大卡车停在那里，也不知是有了什么问题，都静静地停在那里。当时真把他吓坏了，还以为遇上了车匪路霸。所以当他把车开到那两辆车附近时，特意留神记住了这两辆汽车的牌照号码。所幸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事后他只记住了那辆东风大卡车的牌照号码：75638，而另一个则给忘记了，好像是42多少，后面的数字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经查，75638是省城一辆212吉普车的牌照号码，根本不是什么大卡车的牌照号码。这辆车于一个月以前丢失，车辆的所有权归省城郊县的一个乡政府所有，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找到，这样的车牌号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又怎么会出现在一辆东风大卡车上？然而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在进行排查时，发现胡大高的运输公司有好几辆老式东风牌大卡车，另外还有4辆面包车，4辆面包车中竟有两辆车牌照号码前两位数都是42！
经过进一步核查，那一晚胡大高运输公司确实有两辆大卡车和一辆面包车路过那里。
这三辆车的司机很快也找到了，他们谁也没有否认，那天晚上他们确确实实路过那个地方，也确确实实在那里停了车。大卡车拉的是白面糯米，面包车拉的是猪羊肉、红枣和包粽子的苇叶，因为马上就要过端午节。停车的原因是大卡车爆了轮胎，他们在那儿换了个轮胎，大约用了20分钟的时间，然后便开车回来了。回到东关村时，还不到8点钟。
经查，这两个司机所说的确是事实，他们从集镇上拉上东西离开时，大约是7点左右，回来时不到8点，中间刨去20分钟的换轮胎时间，差不多是用60迈的时速开回来的。那一天轮胎也确实是坏了，那个坏了的轮胎扔在车库里还没来得及修补。从这些情况来看，他们似乎并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让人无法再查下去的原因是，这两辆老式东风车的牌照都是本地区的牌照，以牌照上的痕迹来看，至少也有两三年没有动过了。而那两辆牌照号码以42打头的面包车，那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外出过。那一天两辆车都在给镇上的一个办喜事的干部家帮忙，一直到晚上11点才离开。
线索似乎在这里被切断了。人们甚至怀疑，那个过路菜农，会不会把牌照号码记错了？
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作案的原因和动机。或者说，找不到任何作案的原因和动机。
经过一系列排查和分析，疑点终于确定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会不会是为了剪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碍，竟至于与黑道人物联手，从而造成了这次车祸事件？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疑点就落在了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现年49岁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至诚。
一个是现年44岁的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宋生吉。
因为这两个人在新市长调来之前，都是当时呼声最高的市长候选人。
经过暗中侦查了解，疑点似乎渐渐集中在了市政法委书记宋生吉身上。经查，宋生吉同“禹王钻石集团公司”的“黑市长”安永红关系非同一般，宋生吉的妻弟是“禹王钻石集团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尤其可疑的是，在前不久西郊区的一次人大会议上，宋生吉以市委常委的身份在会议期间频频出现，为“禹王钻石集团公司”总经理葛小根能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在暗中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人们就猜测说，宋生吉其实主要的是在为葛小根下一步当选副市长做准备。据刚刚得到的情报，宋生吉在一次同安永红、葛小根吃饭时，可能因多喝了几杯，竟忘乎所以地说，我要是当了市长，第一件事就是要让葛小根当上副市长。现在的那些市长书记他一个个都看透了，葛小根比他们哪个也绰绰有余。这是新生事物，谁想拦也拦不住。当时安永红也跟着说了一句话，拦得住吗，谁拦就摆平谁。
还有一个刚刚获得的情况，东郊区纪检副书记住宅被炸一案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可能也牵扯到了“禹王钻石集团公司”因为当时区纪检委在调查中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便是东关村的土地非法买卖问题，其中查出在东关村原有土地上建起的众多建筑中，有较大一部分产权归“禹王钻石集团公司”所有。这就是说，在东关村非法出售的土地中，很可能有较大一部分卖给了“禹王钻石集团公司”有一个令人怀疑的情况是，在区纪检委调查期间，宋生吉曾多次打电话，要求立刻终止调查，并说纪检委所调查的那些问题，公安机关正在进行严密监控和侦查，请他们不要随意插手，以免打乱市委的统一部署。尔后不久，便发生了纪检副书记住宅被炸一案。
爆炸案发生后，宋生吉在一次市委召开的反贪工作会议上大发雷霆，说有些人不听指挥，独行其是，刚愎自用。特别是有些人急功近利，不顾大局，一意孤行。不仅破坏了市委的统一部署，而且打草惊蛇，几乎等于是有意给对方通风报信，给我们的反贪工作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的影响。
从今天来看，这一切如果都是宋生吉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两大轰动一时，真正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负面的影响的案件，也就顺理成章，容易解释了。
作为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的宋生吉，他完全有能力对诸如“黑市长”、“独眼龙”之类的人物进行保护和利用。他甚至还可以让“黑市长”的傀儡当上正儿巴经的副市长，他还可以让反贪、纪检和公安部门中止对他们的审查和侦查。他可以让纪检书记住宅被炸案的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然后逃之夭夭。也可以让市长的“车祸”有始无终，不了了之。
反过来，他从这些人身上同样获得了与他的权力交换而得来的最大好处。在这些最大好处中，其中之一极可能便是将这些人作为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以此达到互为依恃，扫清障碍，消除异己，翦灭对手的目的。
如果这种推理是准确的，如果确实是这样的原因，那所有的一切就非常容易解释了。首先是由“黑市长”借助胡大高的力量，造成了那起市长“车祸”案；而后则是胡大高借助“黑市长”的力量，实施了那起纪检副书记住宅爆炸案。胡大高肯这么干，起初的动因很可能是处于金钱利益的考虑，你要买我的地，并肯按我的示意。程序和手续去做，那你想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再往后，也许就不仅仅是金钱利益上的考虑了。既然一起陷进了同一个深坑里，那也就只能同仇敌忾，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的了。从考虑到金钱，到考虑到政治，这应该是一个质的飞跃。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爆炸案。而爆炸案的发生，则意味着黑白合流，在某些地方正在向“黑权政治”演变。
如果确是如此，那么以前对案件的所有的推理和分析也就都失去了意义，只要他们存心要谋害某一个人，那什么事情他们也干得出来。比如像那起“车祸”假如他们是有目的的，那么所有的一切作案细节都可以事前进行伪造。他们可以把已经爆了的轮胎事先放在汽车里，甚至可以重新伪造两个相同的汽车牌照，一个是明的，另一个是暗的。明的招摇过市，暗的则藏在犯罪现场。其实对一个职业杀手来说，让一个毫无防范意识的小车停下来，然后实施突袭手段，把一个人的颈椎折断，伪造一个车祸事件，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确实到了这种地步，作为市政法委书记的宋生吉也就越陷越深，无以自拔了。为保住自己的仕途，包括自己的生命，他就只能在“黑市长”和“独眼龙”之流的指示和授意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委曲求全，俯仰由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也许正是这种分析的恐怖性和严重性，才促成了这个超级专案组的成立。事实上，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仍然还只是挂名，真正主事的则是主管书记贺雄正。
这些天来，专案组的行动始终没有中止过，即使是在王国炎一案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地显现出来时，这两个案件的侦查也从未受到过任何影响。
然而就在案件似乎有了进展时，却没想到作为市局局长和副局长的史元杰和魏德华，竟然会浑浑噩噩，呆头呆脑地双双出现在东关村的村中央。要为一个村民狗屁纷争，本来是派出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去越俎代疱，指手划脚！
有迹象显示，东关村的那些受到监控的人似乎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开始显得手忙脚乱，惶惶不可终日。正是在最最关键的时刻，他们两个却会鬼使神差地跑到了那个地方。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何波甚至联想到了史元杰和宋生吉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会不会这是史元杰有意为之，别有目的？
史元杰同宋生吉私交笃厚，这一点何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专案组的成立，何波没有告诉过市局的任何一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道理何波不是不懂，但这一次事关重大，非同一般，他不能不防。
但当脾气发过了，史元杰和魏德华老老实实的回来了，当他清楚他们两个确确实实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确确实实是因为一个别的什么事情才去了那里时，顿时被一种怅然若失的悔意笼罩了。
史元杰和魏德华去了东关村的消息，是地委副书记贺雄正在电话上告诉他的。
贺雄正在电话里的口气并没有流露出什么异样的情绪，在讲到不要让这个案子再出了什么纰漏和问题，弄不好无法给上边交代时，贺雄正甚至在电话里还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是不是现在的人想立功都想疯了，一个屁大的地方，还用得着两个局长一块儿往那儿跑？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看你，把手下的人都调教成什么了，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得局长亲自出面亲自动手？总不至于你要搞什么事情，还偷偷地瞒着我吧？这可是个通天的案子，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情追问下来，我要说我不知道吧，别人还以为我这个主管书记在推卸责任，我要是说我知道吧，我可真是什么也蒙在鼓里。
老实说，贺雄正这一番不冷不热的话，直气得何波七窍生烟，怒火中烧。对这个主管书记贺雄正，何波并没有更深的私交，但从许多次的交道中，他感到贺书记对他这个公安处长还是相当尊重的。一般情况下，贺雄正很少反驳过他的意见。尤其是有关调动、提拔的一些大问题，只要何波报上去，贺书记基本上都会表示同意，即便是有些意见，也从来都是过问过问，只要你解释清楚了，他也就同意了。并不像有些领导，今天写个条子，明天来个电话，让这个提一提，要那个调一调。在何波的印象里，贺雄正还从来没有这样过。
贺雄正当地委副书记四年，主管政法两年，在这期间，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矛盾。当然这跟何波自己的职务和年龄有关，上下级关系，相差十几岁，只要双方尊重，正正派派，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矛盾。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对贺雄正也一样是相当尊重的。投桃报李，不设城府，能跟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上级处成这样的关系，确实很不容易。所以他也相当珍惜这种关系。何况贺雄正势头看好，尽管有不少人在背后说这说那，告状上访写匿名信的也不少，但这种事情哪个领导屁股后头不是一大堆？有许多领导在大会上都这么说，我们是在告状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干部没人告状那也算不得是个好干部。
正是由于这种种的原因和认识，他对贺书记吩咐下来的事情，向来是照办不误，不打折扣的。因此当贺雄正打来电话询问这件事时，他的感觉除了吃惊便是恼怒了。何况贺雄正的口气同平时又很不一样，如果不是不高兴，他是绝对不会这样说话的。这么多年了，这还真是第一次。
等给史元杰打过电话，等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不禁又想起了史元杰不久前给他在电话中说的话“贺书记你最好先别找”“贺书记跟‘广帅商业城’的张卫革不是一般关系”“张卫革跟王国炎是铁哥们儿”其实他对史元杰当时所说的这些话，打心底里感到并不怎么舒服。但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他才渐渐感觉出了其中的蹊跷，这件事，贺雄正为什么会打来电话？究竟是谁告诉他的，或者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这一情况的？
像这样的事情，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在自己得到消息后，然后再告诉贺雄正。一般来说，贺雄正只能通过自己来了解下面的情况。因为下面这些具体的操作，都是由自己一手秘密安排的，而且都属于单线联系。如果说正常的渠道，这才是正常的渠道。现在则恰恰相反，消息是从上面传到他这儿的。这就是说，贺雄正是通过另外一条线索得到这个情况。
给贺雄正提供情况的会是谁呢？而提供情况的目的又是什么？
莫非会是范小四，胡大高，龚跃进这些人给他提供了这一情况？或者，会不会是胡大高，龚跃进这些人把情况告诉了别的什么人，然后再由别的什么人告诉了贺雄正？
会是别的什么人呢？
就像史元杰所说的那样，是不是跟贺雄正不是一般关系的“广帅商业城”的张卫革？
如果确是张卫革，那么这个同王国炎是铁哥们儿的张卫革又为什么会为胡大高和龚跃进们说话？
胡大高，龚跃进，安永红，张卫革，他们会不会都是一伙的？
如果他们都是一伙的，那么地委副书记贺雄正扮演的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贺雄正跟这人真的不是一般关系，对何波和何波所面临的这两个案子来说，无疑是一场超级地震，是一场灭顶之灾！
你辛辛苦苦，细针密缕，谨慎再谨慎，保密又保密所做的这一切，闹了半天，原来都在人家的包围和掌握之中。纵使你有72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用尽了浑身解数，结果还是在人家的掌心里！
这些大来，你几乎每一步行动，每一个点子，每一次发现，都要给人家认真请示，详细汇报，解释了再解释，分析了再分析，哪想到所做的这一切竟会是为虎傅翼，开门揖盗，几近于卖身投靠，认贼作父。你踌躇满志在那儿一副英雄状，人家却暗里偷笑拿你当猴耍。
简直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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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何波才接到了史元杰和魏德华的电话。
史元杰说他们正在让技术科洗相片，估计11点多才能过去。并让何波先回家里休息，一会儿他们直接到家里去汇报。
何波本来想问问史元杰是怎样从东关村回来的，但忍了忍没有问出来。
连他自己也常常对自己的臭脾气感到不可理喻，越老肝火越旺，这到底是怎么了？老夫子说50而耳顺，自己眼看就60了，怎么还是这么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火冒三丈？
其实更多的时候，往往是脾气刚一发过，立刻就后悔莫及。
然而今天，他除了感觉到史元杰会有些委屈外，但心底里的火气并没有彻底地消除了。因为他根本没想到这两个人会莫名其妙地找到那个地方去，并且几乎给他惹了一场大麻烦。
因为那里是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点”地区公安处有两个“卧底”安插在那里已经“工作”了差不多快有两个月了。
他们正在秘密侦查两个轰动一时的重大案件。
从目前得到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说，那儿的工作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发现阶段。根据侦查科的两个负责人说，很可能在近期就会有重大突破。这一侦查工作可以说是绝对保密的，截止目前只有这么几个人知道。
地委书记郝伟凡。
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马骏杰。
地委主管副书记贺雄正。
地委纪检书记赵强。
然后就是他，还有侦查科的两个负责人。
至于再上面还有什么人知道，何波就不得而知了。但肯定是有人知道的，否则不会让地区的一二三把手和纪检书记都直接参与这两个案件的查获工作。
一个是轰动全市的东郊纪检副书记住宅被炸案，一个则是数月前的市长因车祸丧身一案。
纪检副书记住宅被炸一案，看上去是发生在东郊一带，经查却很可能同“禹王钻石集团公司”的“黑市长”安永红有直接关系。数月前的市长车祸一案，虽然发生在西城区安永红的势力范围之内，但却有迹象显示，此案与东关村的胡大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表明现在某些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已经试图在更高的层次上联手作案。你帮我解决对我有威胁的势力，我帮你解决对你有危险的人物。而这样的案件，因为找不到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对公安机关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团乱麻绳，一桩无头案，极大的增加了破获案件的难度和复杂性。
数月前的市长车祸一案，虽然动用了大量警力，但至今仍没有实质性进展，很可能与这种情况有关。
当时那个既有能力，又有魄力，全省最年轻，学历最高的市长张晓东，出车祸时只有36岁。市长的车祸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困惑和怀疑，就是因为在车祸现场几乎找不到车祸原因。这位有着博士后学历的市长，不抽烟不喝酒，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开车，但却会在晚上8点钟左右，在市郊一个没有弯道的山坡上，突然离开公路，径直窜入一个10米左右的山沟。车头栽进土里足有一米多深，人的脸面几乎被撞得扭了一圈，颈椎粉碎性骨折，两个小时后被发现时，市长的四肢都已经凉了。
最后的鉴定结果是，路面几乎没有煞车痕迹，汽车的煞车装置没有失灵和人为破坏的痕迹，驾车人也没有喝酒和打磕睡的迹象。几乎可以说，汽车似乎是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故意开进了这个不注意几乎发现不了的小山沟。在事后的调查中，也排除了任何自杀的可能性。因为市长那天在西郊的一个镇上跟镇干部和村干部整整讨论了一天，并且跟大家一起在镇上的食堂里吃了两大碗面条，当时还约好过两天他还会再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临回家时，他还跟家里通了电话，说他8点半以前肯定能赶回家里，甚至还给他4岁的女儿带回去两个刚从地里摘回来的香瓜。这个获得博士后学位不到5年，当市长还不到两年的年轻领导，至今还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房里，举行葬礼时，竟然在家里没能找到一身好点的新衣服。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至今都还在农村务农。他留给妻子和女儿的所有财富除了那两本论文集外，剩下的便是惟一的那张4600元的存折了。
他没有任何理由会去自杀。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也一样非常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平易近人，襟怀坦白。像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自寻短见的。如果这一切可能性均被排除后，剩下的可能性便是他杀了。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深得民心，年轻有为，刚来不久而又前程看好的市长，又有谁会对他怀有如此大的仇恨，以致要去谋害他呢？
有可能的也许有这样的几种人：一种是被他得罪了的一些人，一种是被他发现了问题的一些人，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他的存在而给他们造成了阻碍的一些人。
较大的可能是后两种。因为只有这样的原因，才有可能让他铤而走险，以至于去谋害一个市长。
但从当时的车祸现场看，如果确实是一桩谋杀案，那只能是一个有着职业特征的犯罪团伙所为。因为能这么干净利落，不留任何痕迹地消灭掉一个市长，并让车掉进沟里，决不是一个人干得出来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此后的大规模排查中，附近村落里有一个开四轮小拖拉机的菜农说，那天他在回家的路上，曾经路过那个地方，看到有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老式东风牌大卡车停在那里，也不知是有了什么问题，都静静地停在那里。当时真把他吓坏了，还以为遇上了车匪路霸。所以当他把车开到那两辆车附近时，特意留神记住了这两辆汽车的牌照号码。所幸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事后他只记住了那辆东风大卡车的牌照号码：75638，而另一个则给忘记了，好像是42多少，后面的数字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经查，75638是省城一辆212吉普车的牌照号码，根本不是什么大卡车的牌照号码。这辆车于一个月以前丢失，车辆的所有权归省城郊县的一个乡政府所有，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找到，这样的车牌号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又怎么会出现在一辆东风大卡车上？然而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在进行排查时，发现胡大高的运输公司有好几辆老式东风牌大卡车，另外还有4辆面包车，4辆面包车中竟有两辆车牌照号码前两位数都是42！
经过进一步核查，那一晚胡大高运输公司确实有两辆大卡车和一辆面包车路过那里。
这三辆车的司机很快也找到了，他们谁也没有否认，那天晚上他们确确实实路过那个地方，也确确实实在那里停了车。大卡车拉的是白面糯米，面包车拉的是猪羊肉、红枣和包粽子的苇叶，因为马上就要过端午节。停车的原因是大卡车爆了轮胎，他们在那儿换了个轮胎，大约用了20分钟的时间，然后便开车回来了。回到东关村时，还不到8点钟。
经查，这两个司机所说的确是事实，他们从集镇上拉上东西离开时，大约是7点左右，回来时不到8点，中间刨去20分钟的换轮胎时间，差不多是用60迈的时速开回来的。那一天轮胎也确实是坏了，那个坏了的轮胎扔在车库里还没来得及修补。从这些情况来看，他们似乎并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让人无法再查下去的原因是，这两辆老式东风车的牌照都是本地区的牌照，以牌照上的痕迹来看，至少也有两三年没有动过了。而那两辆牌照号码以42打头的面包车，那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外出过。那一天两辆车都在给镇上的一个办喜事的干部家帮忙，一直到晚上11点才离开。
线索似乎在这里被切断了。人们甚至怀疑，那个过路菜农，会不会把牌照号码记错了？
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作案的原因和动机。或者说，找不到任何作案的原因和动机。
经过一系列排查和分析，疑点终于确定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会不会是为了剪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碍，竟至于与黑道人物联手，从而造成了这次车祸事件？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疑点就落在了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现年49岁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至诚。
一个是现年44岁的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宋生吉。
因为这两个人在新市长调来之前，都是当时呼声最高的市长候选人。
经过暗中侦查了解，疑点似乎渐渐集中在了市政法委书记宋生吉身上。经查，宋生吉同“禹王钻石集团公司”的“黑市长”安永红关系非同一般，宋生吉的妻弟是“禹王钻石集团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尤其可疑的是，在前不久西郊区的一次人大会议上，宋生吉以市委常委的身份在会议期间频频出现，为“禹王钻石集团公司”总经理葛小根能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在暗中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人们就猜测说，宋生吉其实主要的是在为葛小根下一步当选副市长做准备。据刚刚得到的情报，宋生吉在一次同安永红、葛小根吃饭时，可能因多喝了几杯，竟忘乎所以地说，我要是当了市长，第一件事就是要让葛小根当上副市长。现在的那些市长书记他一个个都看透了，葛小根比他们哪个也绰绰有余。这是新生事物，谁想拦也拦不住。当时安永红也跟着说了一句话，拦得住吗，谁拦就摆平谁。
还有一个刚刚获得的情况，东郊区纪检副书记住宅被炸一案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可能也牵扯到了“禹王钻石集团公司”因为当时区纪检委在调查中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便是东关村的土地非法买卖问题，其中查出在东关村原有土地上建起的众多建筑中，有较大一部分产权归“禹王钻石集团公司”所有。这就是说，在东关村非法出售的土地中，很可能有较大一部分卖给了“禹王钻石集团公司”有一个令人怀疑的情况是，在区纪检委调查期间，宋生吉曾多次打电话，要求立刻终止调查，并说纪检委所调查的那些问题，公安机关正在进行严密监控和侦查，请他们不要随意插手，以免打乱市委的统一部署。尔后不久，便发生了纪检副书记住宅被炸一案。
爆炸案发生后，宋生吉在一次市委召开的反贪工作会议上大发雷霆，说有些人不听指挥，独行其是，刚愎自用。特别是有些人急功近利，不顾大局，一意孤行。不仅破坏了市委的统一部署，而且打草惊蛇，几乎等于是有意给对方通风报信，给我们的反贪工作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的影响。
从今天来看，这一切如果都是宋生吉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两大轰动一时，真正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负面的影响的案件，也就顺理成章，容易解释了。
作为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的宋生吉，他完全有能力对诸如“黑市长”、“独眼龙”之类的人物进行保护和利用。他甚至还可以让“黑市长”的傀儡当上正儿巴经的副市长，他还可以让反贪、纪检和公安部门中止对他们的审查和侦查。他可以让纪检书记住宅被炸案的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然后逃之夭夭。也可以让市长的“车祸”有始无终，不了了之。
反过来，他从这些人身上同样获得了与他的权力交换而得来的最大好处。在这些最大好处中，其中之一极可能便是将这些人作为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以此达到互为依恃，扫清障碍，消除异己，翦灭对手的目的。
如果这种推理是准确的，如果确实是这样的原因，那所有的一切就非常容易解释了。首先是由“黑市长”借助胡大高的力量，造成了那起市长“车祸”案；而后则是胡大高借助“黑市长”的力量，实施了那起纪检副书记住宅爆炸案。胡大高肯这么干，起初的动因很可能是处于金钱利益的考虑，你要买我的地，并肯按我的示意。程序和手续去做，那你想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再往后，也许就不仅仅是金钱利益上的考虑了。既然一起陷进了同一个深坑里，那也就只能同仇敌忾，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的了。从考虑到金钱，到考虑到政治，这应该是一个质的飞跃。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爆炸案。而爆炸案的发生，则意味着黑白合流，在某些地方正在向“黑权政治”演变。
如果确是如此，那么以前对案件的所有的推理和分析也就都失去了意义，只要他们存心要谋害某一个人，那什么事情他们也干得出来。比如像那起“车祸”假如他们是有目的的，那么所有的一切作案细节都可以事前进行伪造。他们可以把已经爆了的轮胎事先放在汽车里，甚至可以重新伪造两个相同的汽车牌照，一个是明的，另一个是暗的。明的招摇过市，暗的则藏在犯罪现场。其实对一个职业杀手来说，让一个毫无防范意识的小车停下来，然后实施突袭手段，把一个人的颈椎折断，伪造一个车祸事件，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确实到了这种地步，作为市政法委书记的宋生吉也就越陷越深，无以自拔了。为保住自己的仕途，包括自己的生命，他就只能在“黑市长”和“独眼龙”之流的指示和授意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委曲求全，俯仰由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也许正是这种分析的恐怖性和严重性，才促成了这个超级专案组的成立。事实上，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仍然还只是挂名，真正主事的则是主管书记贺雄正。
这些天来，专案组的行动始终没有中止过，即使是在王国炎一案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地显现出来时，这两个案件的侦查也从未受到过任何影响。
然而就在案件似乎有了进展时，却没想到作为市局局长和副局长的史元杰和魏德华，竟然会浑浑噩噩，呆头呆脑地双双出现在东关村的村中央。要为一个村民狗屁纷争，本来是派出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去越俎代疱，指手划脚！
有迹象显示，东关村的那些受到监控的人似乎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开始显得手忙脚乱，惶惶不可终日。正是在最最关键的时刻，他们两个却会鬼使神差地跑到了那个地方。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何波甚至联想到了史元杰和宋生吉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会不会这是史元杰有意为之，别有目的？
史元杰同宋生吉私交笃厚，这一点何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专案组的成立，何波没有告诉过市局的任何一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道理何波不是不懂，但这一次事关重大，非同一般，他不能不防。
但当脾气发过了，史元杰和魏德华老老实实的回来了，当他清楚他们两个确确实实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确确实实是因为一个别的什么事情才去了那里时，顿时被一种怅然若失的悔意笼罩了。
史元杰和魏德华去了东关村的消息，是地委副书记贺雄正在电话上告诉他的。
贺雄正在电话里的口气并没有流露出什么异样的情绪，在讲到不要让这个案子再出了什么纰漏和问题，弄不好无法给上边交代时，贺雄正甚至在电话里还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是不是现在的人想立功都想疯了，一个屁大的地方，还用得着两个局长一块儿往那儿跑？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看你，把手下的人都调教成什么了，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得局长亲自出面亲自动手？总不至于你要搞什么事情，还偷偷地瞒着我吧？这可是个通天的案子，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情追问下来，我要说我不知道吧，别人还以为我这个主管书记在推卸责任，我要是说我知道吧，我可真是什么也蒙在鼓里。
老实说，贺雄正这一番不冷不热的话，直气得何波七窍生烟，怒火中烧。对这个主管书记贺雄正，何波并没有更深的私交，但从许多次的交道中，他感到贺书记对他这个公安处长还是相当尊重的。一般情况下，贺雄正很少反驳过他的意见。尤其是有关调动、提拔的一些大问题，只要何波报上去，贺书记基本上都会表示同意，即便是有些意见，也从来都是过问过问，只要你解释清楚了，他也就同意了。并不像有些领导，今天写个条子，明天来个电话，让这个提一提，要那个调一调。在何波的印象里，贺雄正还从来没有这样过。
贺雄正当地委副书记四年，主管政法两年，在这期间，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矛盾。当然这跟何波自己的职务和年龄有关，上下级关系，相差十几岁，只要双方尊重，正正派派，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矛盾。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对贺雄正也一样是相当尊重的。投桃报李，不设城府，能跟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上级处成这样的关系，确实很不容易。所以他也相当珍惜这种关系。何况贺雄正势头看好，尽管有不少人在背后说这说那，告状上访写匿名信的也不少，但这种事情哪个领导屁股后头不是一大堆？有许多领导在大会上都这么说，我们是在告状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干部没人告状那也算不得是个好干部。
正是由于这种种的原因和认识，他对贺书记吩咐下来的事情，向来是照办不误，不打折扣的。因此当贺雄正打来电话询问这件事时，他的感觉除了吃惊便是恼怒了。何况贺雄正的口气同平时又很不一样，如果不是不高兴，他是绝对不会这样说话的。这么多年了，这还真是第一次。
等给史元杰打过电话，等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不禁又想起了史元杰不久前给他在电话中说的话“贺书记你最好先别找”“贺书记跟‘广帅商业城’的张卫革不是一般关系”“张卫革跟王国炎是铁哥们儿”其实他对史元杰当时所说的这些话，打心底里感到并不怎么舒服。但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他才渐渐感觉出了其中的蹊跷，这件事，贺雄正为什么会打来电话？究竟是谁告诉他的，或者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这一情况的？
像这样的事情，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在自己得到消息后，然后再告诉贺雄正。一般来说，贺雄正只能通过自己来了解下面的情况。因为下面这些具体的操作，都是由自己一手秘密安排的，而且都属于单线联系。如果说正常的渠道，这才是正常的渠道。现在则恰恰相反，消息是从上面传到他这儿的。这就是说，贺雄正是通过另外一条线索得到这个情况。
给贺雄正提供情况的会是谁呢？而提供情况的目的又是什么？
莫非会是范小四，胡大高，龚跃进这些人给他提供了这一情况？或者，会不会是胡大高，龚跃进这些人把情况告诉了别的什么人，然后再由别的什么人告诉了贺雄正？
会是别的什么人呢？
就像史元杰所说的那样，是不是跟贺雄正不是一般关系的“广帅商业城”的张卫革？
如果确是张卫革，那么这个同王国炎是铁哥们儿的张卫革又为什么会为胡大高和龚跃进们说话？
胡大高，龚跃进，安永红，张卫革，他们会不会都是一伙的？
如果他们都是一伙的，那么地委副书记贺雄正扮演的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贺雄正跟这人真的不是一般关系，对何波和何波所面临的这两个案子来说，无疑是一场超级地震，是一场灭顶之灾！
你辛辛苦苦，细针密缕，谨慎再谨慎，保密又保密所做的这一切，闹了半天，原来都在人家的包围和掌握之中。纵使你有72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用尽了浑身解数，结果还是在人家的掌心里！
这些大来，你几乎每一步行动，每一个点子，每一次发现，都要给人家认真请示，详细汇报，解释了再解释，分析了再分析，哪想到所做的这一切竟会是为虎傅翼，开门揖盗，几近于卖身投靠，认贼作父。你踌躇满志在那儿一副英雄状，人家却暗里偷笑拿你当猴耍。
简直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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