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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清明,今朝又是。
村北滹沱河故道边老槐荫下曾祖父一丘低矮的坟茔已是绿草茵茵。
十年前,一位本家告诉我曾祖父辞世的噩耗时,我还是一名中学教师,正在省城参加一次业务培训。一语道破,我呆若木鸡,心如锯锉;仿佛身体羽化、随风扶摇,忽而又跌下冰峰、飞湍入壑;搭车回乡,终于还是迟了。一壤之隔,竟是生死两茫茫。
老人死于肠炎,阅尽人生八十九个春秋的曾祖父回馈给子孙的,是一间散发着脉脉幽香的药房,几箱中药典籍,一百多个临床处方,以及儿孙绵绵无期的追念。
曾祖父少时,家境殷实,有数十亩田产,典型的耕读人家。十岁学医,师从正南十八里外王宋村的郭老先生,郭老先生收徒七人,曾祖父是关门弟子,相跟五年,耳提面命,渐得先生真传。出师后回村设草药堂,尝百草、事炮炼、修针石,夙夜出诊,医行一方。遇到贫苦人家,免费送药,不取分文,遂成一方济世良才。谁谙百年之后,门下人才凋零,竟无一人继承衣钵;百年之业,一岁而终,憾事也!
曾祖父二十四岁那年,平静的生活涌起了波澜。同样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明,曾祖父为一个名叫孟令聃的德州人医好了多年的胃肠痼疾。那人感恩戴德,执意要与他义结金兰;曾祖父不忍拂却人家好意,二人焚香燃蕙,成为至交,从此往来频繁。
孟的真实身份是我党派到角邱一带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在他的介绍下,曾祖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常常以行医为名,为党的事业募集资金、收集情报,成为三个村庄党的负责人。几个月后,孟令聃失去了踪迹,有人说他投了“老八”(八路军),远走陕北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党的组织都是靠个人在地下单线维持着,曾祖父从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1945年秋季的一天,一身戎装的孟令聃又出现在曾祖父面前,这次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领着一个团(大约三四百人),是跟随大部队参加冀中区的一次战役的,因为有几个伤员需要医治、调养,又挂念老友安危,便顺道前来会晤。曾祖父高兴极了,将自家的东屋腾出来,亲自料理几个伤员的病情,使他们迅速痊愈,追上了部队。
命途多舛,人事错忤。谁也不会想到,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是他们终生的永别。此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曾祖父与孟令聃一直没有恢复联系。一纸入党介绍信也在一次搬家中遗失。此后,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的1977年,这天,曾祖父收到了一封发自宁夏银川的信,才得知孟已在银川定居,而且是一位副省级干部。当时曾祖父年事渐高,行动多有不便,也就没有要求组织为他恢复党籍,他是一位生活在村民百姓的口碑中被口耳相传却有实无名的党员。
世事沧桑,造化弄人。曾祖父的晚景并不如人意。他虽行医一世,但多为义诊,没给子孙留下丰厚的产业。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将医术传流后世,使后辈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可我家三代单传,祖父性情乖僻,不近人情,不宜为医。父亲年轻气盛,脾气暴躁,滥饮无度,率性而为,也不是行医的脾性。七十多岁的曾祖父便将全部的怜爱和希望倾注在年幼的我身上。
令人痛心的是,高中毕业后我还是遵从父亲的意志走进了师范院校的大门,放弃了当医生的心愿。曾祖父轻轻叹了口气,并没有埋怨,可我发现他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四年以后,老人家病逝了,病重期间一直陪在他身侧的是我的性情温和了许多的父亲。父亲说,曾祖父弥留之际仍一遍一遍呢喃着我的名字。又过了四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几乎丢掉了性命,面对如山的住院费、医药费,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作价贱卖了曾祖父留下来的药橱和部分名贵中药。唉!先人已殁,复何言哉
清明落雨,我心哭泣。
岁岁清明,今朝又是。
村北滹沱河故道边老槐荫下曾祖父一丘低矮的坟茔已是绿草茵茵。
十年前,一位本家告诉我曾祖父辞世的噩耗时,我还是一名中学教师,正在省城参加一次业务培训。一语道破,我呆若木鸡,心如锯锉;仿佛身体羽化、随风扶摇,忽而又跌下冰峰、飞湍入壑;搭车回乡,终于还是迟了。一壤之隔,竟是生死两茫茫。
老人死于肠炎,阅尽人生八十九个春秋的曾祖父回馈给子孙的,是一间散发着脉脉幽香的药房,几箱中药典籍,一百多个临床处方,以及儿孙绵绵无期的追念。
曾祖父少时,家境殷实,有数十亩田产,典型的耕读人家。十岁学医,师从正南十八里外王宋村的郭老先生,郭老先生收徒七人,曾祖父是关门弟子,相跟五年,耳提面命,渐得先生真传。出师后回村设草药堂,尝百草、事炮炼、修针石,夙夜出诊,医行一方。遇到贫苦人家,免费送药,不取分文,遂成一方济世良才。谁谙百年之后,门下人才凋零,竟无一人继承衣钵;百年之业,一岁而终,憾事也!
曾祖父二十四岁那年,平静的生活涌起了波澜。同样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明,曾祖父为一个名叫孟令聃的德州人医好了多年的胃肠痼疾。那人感恩戴德,执意要与他义结金兰;曾祖父不忍拂却人家好意,二人焚香燃蕙,成为至交,从此往来频繁。
孟的真实身份是我党派到角邱一带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在他的介绍下,曾祖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常常以行医为名,为党的事业募集资金、收集情报,成为三个村庄党的负责人。几个月后,孟令聃失去了踪迹,有人说他投了“老八”(八路军),远走陕北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党的组织都是靠个人在地下单线维持着,曾祖父从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1945年秋季的一天,一身戎装的孟令聃又出现在曾祖父面前,这次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领着一个团(大约三四百人),是跟随大部队参加冀中区的一次战役的,因为有几个伤员需要医治、调养,又挂念老友安危,便顺道前来会晤。曾祖父高兴极了,将自家的东屋腾出来,亲自料理几个伤员的病情,使他们迅速痊愈,追上了部队。
命途多舛,人事错忤。谁也不会想到,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是他们终生的永别。此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曾祖父与孟令聃一直没有恢复联系。一纸入党介绍信也在一次搬家中遗失。此后,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的1977年,这天,曾祖父收到了一封发自宁夏银川的信,才得知孟已在银川定居,而且是一位副省级干部。当时曾祖父年事渐高,行动多有不便,也就没有要求组织为他恢复党籍,他是一位生活在村民百姓的口碑中被口耳相传却有实无名的党员。
世事沧桑,造化弄人。曾祖父的晚景并不如人意。他虽行医一世,但多为义诊,没给子孙留下丰厚的产业。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将医术传流后世,使后辈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可我家三代单传,祖父性情乖僻,不近人情,不宜为医。父亲年轻气盛,脾气暴躁,滥饮无度,率性而为,也不是行医的脾性。七十多岁的曾祖父便将全部的怜爱和希望倾注在年幼的我身上。
令人痛心的是,高中毕业后我还是遵从父亲的意志走进了师范院校的大门,放弃了当医生的心愿。曾祖父轻轻叹了口气,并没有埋怨,可我发现他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四年以后,老人家病逝了,病重期间一直陪在他身侧的是我的性情温和了许多的父亲。父亲说,曾祖父弥留之际仍一遍一遍呢喃着我的名字。又过了四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几乎丢掉了性命,面对如山的住院费、医药费,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作价贱卖了曾祖父留下来的药橱和部分名贵中药。唉!先人已殁,复何言哉
清明落雨,我心哭泣。